移动支付：在美国诞生，在中国繁荣

罗振宇在2018年跨年演说中讲：“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网购，中国的新四大发明独步世界。这些模式在中国变形、创新、放大，然后向全球输出。”

确实，单拿移动支付来看，从2003年支付宝诞生那年算起，15年时间，移动支付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覆盖率几乎达到...100%。

线上网购自不必说，线下消费场景，从电影院买票、餐馆结账、高速公路收费，到菜场买菜、路边摊买小吃、救助街头流浪汉，全部可以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解决。

移动支付并非是中国特色，甚至并非中国原创，美国第三方支付平台PayPal首创于1998年。在世界范围内电商唱主角的大趋势下，美国土生土长的移动支付软件也是一抓一把，比方说ApplePay、PayPal、Venmo、Square Cash...

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并不稀奇，然而2012年与中国移动支付金额在同一起跑线的美国却在4年后远远落后。2016年中国移动支付金额接近9万亿美元，而美国仅有1120亿美元。

甚至，中国移动支付平台的战争已经进入下半场，大洋彼岸的美国却还走在普及移动支付的路上。移动支付已经如“热水”一般，在中美两国享受天差地别的待遇。

下面硅兔君（ID: sv_race）就来说说为什么移动支付在美国吃不开，在中国却非常吃得开。

一、抢红包大战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转折点

2003年诞生的支付宝，经过长达10年的发展，才于2013年在资金交易量方面赶超美国PayPal。然而，2013年出现的微信钱包，仅用了3年时间，就从零发展至与支付宝平起平坐，占据40%的移动支付市场份额。

这不可不归功于微信红包功能，中国人本就有新年发红包的习俗，微信钱包为现金红包到电子红包的转变立下汗马功劳。2014年春节期间，24小时内微信支付平台上流转了1600万美元的红包。抢红包的刺激与趣味性，一下子将大批用户圈到移动支付平台上。

紧接着，支付宝策划了2016年春节集五福活动，当年集齐五福的79万人平分了2.15亿元现金，每人获得271.66元。奖金的诱惑下，全国上下、一家老小全部行动起来，注册支付宝账号，加入到移动支付的行列中。

可以看出，移动支付的两次爆发，与中国春节期间的习俗和传统离不开。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移动支付很难通过一次事件营销产生如此大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二、中国消费者未形成信用卡消费习惯，转换移动支付的机会成本低。

中美两国人消费习惯的差异也让移动支付在两个国家得到了差别巨大的待遇。

在移动支付火遍大江南北之前，中国消费者更习惯现金交易，尽管随着社会变化以及消费理念的发展许多中国消费者开始使用信用卡，但相较于美国信用卡行业的历史、信用卡的普及程度以及完善的信用体质，中国消费者使用信用卡消费的习惯显然没有现金消费显得“根深蒂固”。

同样，不仅是使用信用卡的消费者少，能够提供信用卡支付服务的商家也有限，更重要的是大量的私人个体商家根本就无法负担POS机的成本，也无法从银行获得手续审批，这种市场实际情况以及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更加使得国内信用卡行业发展相交于美国缓慢。

反过来讲，国内的移动支付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席卷全国上下，也正是瞄准了消费者的日常小额消费，和动辄几千块钱以及需要银行手续审批的POS机相比，打印一张二维码只要几毛钱，私人个体商家完全可以接受。

三、美国商业银行体系打压移动支付平台的发展。

不管是微信钱包还是支付宝，这些支付软件本质都是第三方支付。买家将钱转到支付宝中，确认收货后，支付宝再将货款打入卖家的银行账户。

对于银行和银行用户之间，微信钱包和支付宝相当于第三方，为买家和卖家提供了关于资金的中介服务，钱从买家的银行账户中流出，最终流入卖家的银行账户，因此国家银行体系与移动支付的生存空间和普及程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相比去银行柜台办理转款和网银转款，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一大优势是平台内即时到账，这也是促成出门不用带钱包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平台内即时到账主要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在银行开设的备付金账户完成的。备付金是第三方机构向中央银行上缴的钱，主要用来支付和结算，备付金存在一定的交存比，交上去相当于押金用以减少资金的流动性，防止第三方机构卷钱跑路，存的部分是第三方机构将客户个人的钱以机构名义存在银行，但机构可以向银行发起资金调拨指令。

举个例子，甲用A行卡通过微信向乙转账，双方都及时看到微信钱包余额的变化，但其实甲是把钱转到了微信支付在A行的备付金账户，当乙想要把自己微信钱包里的余额转到绑定的B行卡里时，微信就把这笔钱从自己在B行的备付金账户上转到乙的银行卡上，接着微信在A行的备付金账户和B行备付金账户通过人民银行支付系统进行清算。

不难看出，这些转出和转入的钱其实都是在微信钱包名下的银行备付金账户里，银行赚得是为微信钱包提供清算业务的钱。

那么问题就来了，第三方机构交够押金部分，剩下的部分可以存在银行吃利息，而且存款多了还可以跟银行要求提高利率，又或者第三方平台推出理财产品、信贷服务吸引用户将平台内余额留在平台或者购买这些产品，而第三方机构保留的备付金也有被私自挪用的可能。

对于银行来说， 第三方平台做的越大自己揽存款的成本就会越高，自己的理财产品面临更多竞争导致潜在的存款流失，而自己也就是赚了个提供结算业务的佣金，典型的干得多，挣的不多。

一定程度上来讲，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发展会挤压银行的利润，美国的银行业商业化程度高，更加以利益为主导，银行为了自己利益不仅不会做这种“事儿多钱少”的事儿，并且绝对要对第三方支付机构进行打压 。

文化差异、不同的消费习惯、不同的银行体系，种种原因造成了第三方支付在中国和美国两种差别甚远的情况，不管是刷卡还是扫码，说到底都是因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产生的结果，无关好坏，更谈不上高下之分。

但是，支付宝和微信钱包两大移动支付手段的应用和普及，让背后的科技巨头阿里和腾讯崛起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力量。

9万亿美元的交易额通过两大科技平台流转，阿里和腾讯爸爸知道你每月的煤电水气网用量，知道你乘坐了什么航班，住在了哪家酒店，享用了什么美食，添置了哪些服装以及娱乐消费活动是什么。

掌握了人们衣食住行海量金融数据的他们，对这些数据的挖掘和利用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并在此基础上延展出新的金融科技应用，甚至构建出新的金融体系。

在追随模仿美国金融体系数十年后，“移动支付”这个变数的出现，使中国成为全世界首个向无现金社会过渡的国家，需要重新思考银行体系、移动支付平台、金钱与社会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