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哲科技赵武阳：凌晨3点我收到过来自布达拉宫的预警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GV纪源资本”（ID:GGVCapital），作者：GGV纪源资本，36氪经授权发布。

本次主题

纵观我们的生活，悲剧时有发生，但时间不可倒流，我们无法改变历史，但至少，我们希望未来，悲剧不会再次发生。

本期创业内幕，我们请到了中国最大的窄带物联网服务平台升哲科技（Sensoro）的创始人兼CEO赵武阳（Tony），他将和GGV纪源资本高级投资经理邝英挥一同，带大家感受属于科技的真正力量。

本期嘉宾

赵武阳:

大家好，我是Tony，Sensoro创始人兼CEO。Sensoro是一家物联网公司，我们覆盖了整个互联网领域内的全部链条，包括了芯片、传感器、通讯基站、城市级别的大型物联网网络，以及后面的PaaS平台、SaaS平台，甚至包括了线下服务和周边配件，我们算是整个生态的高度浓缩版。

我从大学就开始创业，最长就上了28天班，没有继续去上班是因为我看到墙上写了一行字，说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我就想，我又不缺这一份工作，而且我也很难适应上班。所以就连续好几次创业，Sensoro是我的第三次创业。

第一次做的是和数据相关的一些工作，第二次也是和数据相关，也就是大家看到的广告推荐系统。所以这个领域是我非常擅长的，可以理解为我花了15年时间在数据上。

从本质上来说，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公司还是一家数据公司，相当于我们把真实物理世界里的数据剥离、抽取上来，然后去分析，找到其中存在的有意思的现象或者规律，把它商业化。

Lily：

您能否介绍下什么叫窄带物联网服务平台？

赵武阳:

窄带物联网的英文是Narrow Band，它的特点是功耗特别低。举个例子，极端情况下我们用一颗纽扣电池来做驱动，但是它的通信距离可以达到极远的距离，比如10公里、20公里，甚至30公里。也就是说，我拿着我家电视机的遥控器，隔着20公里也能控制家里的电视机。

这里面运用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技术，它起源于数学，涉及到了编解码的一些方案。这些网络还有其他特点，它的传输量、数据量都特别小，最适合传输特别关键的信息。而且因为它用电池驱动，功耗也特别低，所以续航能力也会变得特别强。

Lily：

Sensoro跟其他平台比起来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赵武阳:

一方面我们把自己称为平台，但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是一个端到端，从最底层，包括芯片里的IP层面，一直延展到最后端的线下服务的完整链条，而不是这个生态里的某一个环节。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高度浓缩版的产业里的一个公司，核心环节全部在自己手上。

Lily：

您觉得之前的几次创业有哪些经验是可以借鉴的？

赵武阳：

首先，创业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事情，对人的心智是一个超乎寻常的挑战。大家相信你才跟你在一起，但任何事情发展都有它的高峰，也有它的低谷。高峰的时候，大家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但如果真的到低谷了，你如何面对这一群人？同样就像面对我们的股东一样，大家因为相信，拿着现金支持你，面对他们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很多时候，在这个过程中，你所面临的不只是简单的商业上的压力，更多是一种责任。而这种责任能把一个人一直往前推。

我是工程师出身，对技术很有感情，但喜欢一件事和24小时都要思考这件事是有很大差别的。

所以之前的经历带来的经验就是，第一要看清商业的本质，第二更要清楚什么叫责任，第三就是要知道如何团结，如何管理一个真正的商业化的团队，而不是止步于大学生创业。

Lily：

Sensoro的技术含量很高，您本身是这个方向的专家吗？

赵武阳：

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专家，但现在已经算是这个行业里的高级专家之一了。

Lily：

那您是怎么发现这个机会的？

赵武阳：

其实很感谢微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和微软做过一些深度的沟通。我自己是数据背景出身，我们当时想法很简单，线上的数据自有它分析的方法论，我们认为方法论是相通的，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有没有机会把线下的数据，不论是关于零售的、关于安全的，还是大量的基础设施的数据，想办法通过传感器采集上来，做深度分析。

我们早期团队大多是做数据出身，对电子、信号、无线电都是一无所知。但是很幸运的是，我们早期和微软有很深的合作，我们和微软亚洲研究院、张亚勤、陆奇都有很深的沟通，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大量的启发，同时又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个领域相关的论文。

Lily：

英挥，在你的投资履历里，创始人没有技术背景的这种多吗？

邝英挥：

技术公司还真的不算特别多。

Lily：

你当时不担心吗？

邝英挥：

我们其实看到，除了CEO之外，他还有一个很强的团队和他配合，而且他们也证明了在短时间内可以做出自己的芯片和自己的平台。

Lily：

你当时有比较过Sensoro跟其他同类竞品的差距吗？这个产品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邝英挥：

差距还是挺明显的。

首先我想说说我们是怎么看物联网的。我们经常会听说物联网、IoT，其实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物联网设备，因为现在手机可以看视频，可以线上购物等等，它其实实现了我们生活联网这个功能。但手机有一个痛点，就是要每天充电，对于我们自己使用还好，每天睡觉的时候充电就好了。但有很多场景在越来越多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变化中也需要联网，但它们不能承担每天充电的功能。

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比如在非洲大草原上，他们为了追踪一些濒危动物，会给这个动物贴一个电子标签，或者装一个小设备，来追踪动物的路径。过去他们必须每一两个月就找到这个动物，然后麻醉它一次，就为了换追踪器的电池。后来我们看到升哲的方案就可以实现让这个动物在大概几年时间里不用再被麻醉一次，也能长时间地发出稳定的信号，让后边的监管和服务团队知道这个动物的位置，这就是技术的力量。

窄带物联网的特点就是传输距离比较远，而且能耗很低，可以靠一个简单的电池，长时间供电，这是我们看到升哲最大的一个技术亮点。它的应用前景也很广阔，动物追踪只是很小的一方面，还有森林防火等等，在一些不方便安装、接入电路的地方，我们用一些简单的传感器可以实现数据的上传，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Lily：

非洲动物这个案例非常生动，有没有其他场景可以再给我们描述一下？

赵武阳：

最简单的就像火灾。我们在内部分析过一个案例，也是近几年所有公共安全事件里出现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杭州保姆纵火案”。我们把这件事所有的卷宗、声音，所有能找的资料全部找出来了，最后我们认为这件事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从技术上来说并不难。怎么做到？如果当时他家里的生命火灾传感器里面有一块芯片，当出现意外的时候把这个信息传出来，那么所有事情都可以解决。

很多时候，我们只依靠“人”来解决问题，但这其实是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杭州保姆纵火案”里有一个细节让我们非常惊讶：物业不知道是哪栋楼、哪个房间着火了。他们的做法是反过去打110问，这是极度夸张的一个事情。作为物业，在你所管辖的区域，你却不知道哪个地方着火了。

这时如果有一个传感器，能连接到一个平台，我们知道是何时何地，因为什么原因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地方就会变成像激光制导一样，精确地解决问题，而不是说一层一层地依赖人。水管有没有水，我可以提前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火，我可以提前知道；在什么位置，我也可以提前知道。

Lily：

现在中国有哪些地方已经使用了这种消防设备监控呢？

赵武阳：

国内差不多有24个省，119个城市都有我们的应用。我曾经跟我们要离开的员工说过一句话，我说你面对你的下一个雇主，如果他问你，你曾经做过什么有价值的事情，我说，你可以告诉他，我做的系统救过127条人命。

Lily：

这个数据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赵武阳：

目前我们差不多有将近1万多台互联网通讯基站，遍布在全中国24个省，将近16万个传感器在时时刻刻运行。当我们发现传感器感到异常的话，我们会用每一套服务体系去监督、去判断这个地方是否有意外。2019年，我们查出来的，相当于从火堆里面拉出来人数是127个人。

Lily：

也就是说，如果我在一个小区里安装了这样一个传感器，如果发现小区有浓烟就开始预警。

赵武阳：

其实不是浓烟，只要达到200PPM浓度，系统就会感觉到异样，进而与

消防或公安系统联动。

Lily：

看起来这需要大量的政府协同和接入？

赵武阳：

是的，中国政府是个服务性政府，当你做的东西真的有价值、有社会意义的时候，他们愿意和你一同努力。

Lily：

在过去没有Sensoro的情况下，火灾预警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邝英挥：

比如国家对写字楼，就有比较严格的标准。它在建设之初就会考虑到哪些地方要装烟雾传感器、火灾传感器以及消防喷头，这已经形成国家标准了。但问题是有很多老建筑没办法按照这个标准去实行。比如我们在服务的客户，中国布达拉宫，是一个非常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但我们没法进去把它的整个内部架构全部拆了重建，变成现代化的架构。

Lily：

像布达拉宫或者巴黎圣母院，包括故宫，都没法用喷水系统吧？

赵武阳：

不光是没法用喷水，从古建筑、艺术、文化的角度来说，甚至不允许用钉子。

邝英挥：

这就很难。传感器需要电源，我们的工作写字楼完全不担心这个问题，但对那些建筑来说，你要想把电源线牵得到处都是，不仅是对文物的毁坏，还是一种潜在的额外风险。所以升哲的解决方案就是一个传感器，没有任何额外的界限，往墙上一贴就自动连线，而且未来几年时间里，都可以持续稳定地监控这个地区的情况。

Lily：

这实在太酷了，那现在Sensoro对个人售卖了吗？

赵武阳：

暂时还没有开放，但产品已经就绪。

Lily：

那Sensoro现在的产品，也可以监控像煤气这样的气体吗？

赵武阳：

也可以，去年有过一个非常惨烈的案例，在某区域发生过一次惨烈的煤气爆炸,这些都是大家影视剧中常见的情节，但一旦出现在现实中，后果几乎是每个家庭都根本承受不起的，这其实都在我们的服务范围之内。

Lily：

您2014年创办升哲科技，当时的大背景是什么样的？为什么选择To B这个方向？

赵武阳：

当时还是一个以移动端APP为主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至于为什么选择To B，首先从个人来说，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擅长To C的人，我自己很难去理解它，我觉得既然我不能理解，也做不好，那最简单的就是，我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之内，真正做好一个事情。

Lily：

所以你们是一个直男团队吗？

赵武阳：

基本上是。

Lily：

直男团队有什么特点呢？

赵武阳：

比较“蠢”，没有那么多人情世故，情商都比较低。

Lily：

更专注在业务、本身产品研发和技术上吗？

赵武阳：

对，因为商业不是非黑即白，也不是简单的yes or no就可以的。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出现很多错误，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技术出身，可能写代码或者时间太紧，大家都是if、else条件化语句，但是世界不是这样子的。

Lily：

您早期的团队是怎么招募的？

赵武阳：

全都是朋友和同学。虽然我在工作上比较直男，但我朋友特别多，因为大家建立了10多年的友谊，小时候一起打架，我总是站在前面，所以大家不会觉得这个家伙人多坏。我们最开始有核心成员到了办公室以后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

当时是要面向海外业务，我就让英语课代表来帮我们负责海外业务，她从南京拎个箱子就来北京了，进了办公室才问我卖什么东西。后来还把家从南京搬到北京，之后上海有业务需要，她又把家从北京搬到了上海，抱着自家孩子带着老公一路就这么走过去了。

Lily：

同时做软件和硬件也不容易，但是升哲提供了芯片、传感器、基站、网络部署、云端这样一整套的服务，当时这个产品策略是怎么定出来的？

赵武阳：

其实我认为极致的简单背后是极端的复杂。我先举个小例子，我们可以尝试去看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在哪？非常简单，只要你拿个手机，一个GPS就可以告诉你。但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只是回答如此简单的一个问题，头上却是多少颗卫星在工作，这个问题背后是极度的复杂，甚至是百亿、千亿级别美金的投资，才能构成这样一张网络来回答如此简单的一个问题。

对于我们来说，不论是芯片、传感器、平台、网络，还是大规模的城市级通讯网络，我只关心一个问题：我们的问题到底能被解决到什么程度？有些事情看起来很简单，但背后极度复杂。工耗怎么降？能抗一年还是三年？电池应该是什么样？用工业电池还是普通电池？有没有温差？这一系列复杂问题都会延展出来。所以当你真正想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每个环节你都要清楚，每个环节你都要能控制。

Lily：

咱们当时为何不单独选择一个方向，比如只提供软件？

赵武阳：

很难，我们开始也是这么思考的，我提供某一个环节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东西真的有价值，但是价值的终极体现一句话来说就是，你挽救过多少条生命？这是个终极使命，如果你以这个使命往前推或者往后看，你会发现前面那帮家伙做得太烂了，后面的也不太行。想了半天明白了：我干嘛不自己动手？

Lily：

这会不会让团队成员感觉挑战太大呢？

邝英挥：

确实。其实我们看这个行业挺长时间了，我们也看到大量公司只是做其中一个环节，我们看下来，觉得他们都或多或少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客户最终希望的是一个结果。

以布达拉宫为例，最终的结果是希望在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可以得到预警，预警之后可以找到一些相关部门立即响应，这是一连串的动作。如果只做其中一个环节，那最终在结果上可能没法达到优化。所以公司做全链条，对于团队管理、软件、硬件、供应链都是巨大无比的挑战，但我们觉得这有机会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模式，并且产生很大的价值。

Lily：

这么全线开战听起来就需要好多资金，您当时的启动资金有多少？

赵武阳：

自己掏了300万，然后几个哥们拿了点钱出来，然后就干起来了。当时我们也没有预期会做成这个样子，如果当时知道要做这么多东西我们就不干了。就我自己来说，我内心深处始终认为我是个工程师，不管是CEO还是COO，工程师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严谨，你做的东西要真的有价值，这就是做一件事情的初衷。

Lily：

您后悔过创业吗？

赵武阳：

我不后悔。

一件事情就看你怎么去看它，就像玩游戏一样，有普通模式，有地狱模式，我们选择了地狱模式去前行。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回想起来，如果我们过程中犯任何一个小错误，这个公司可能早就不存在了。但是不后悔的原因是我觉得这一路上你会收获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我从来没想过诺基亚会是我的股东，没想过我们能走进贝尔实验室，也没想过我们能和微软CEO萨蒂亚在一起，看他们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我也从来没想过，我们面向全球化的时候，第一个愿意帮我们的是微软的陆奇，还有亚勤总。

我从来没想过这些人会变成我的朋友，甚至我的导师、我的战友，大家价值观趋同，包括GGV，我从来没有想过GGV也变成了我战壕里的朋友。有时候我自己还是挺骄傲的，我的股东都是全世界最一流的，我有通讯领域的鼻祖诺基亚、有德国博世、有日本住友、有GGV、有百度、有北极光，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一票人站在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不关心它最后是成是败，那还包含很多事情，但这个过程中间我不能输掉我的人品，我不能输掉我做事的风格，还有这一票好团队，这是我认为除了商业以外我最大的收获。

Lily：

您觉得投资人给您的除了钱以外的东西是什么呢？

赵武阳：

有钱的人很多，但关键是这是谁的钱？不同的钱有不同属性。

比如我曾经在内部邮件说过，我们拿诺基亚的钱，那是什么？那是一种基因，诺基亚的手机没了，但是这个公司拥有百年历史，它经历过世界大战，德国博世也是一样的。你拿的钱，不仅只是钱，而是基因，这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东西。

Lily：

您觉得物联网创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赵武阳：

它最大的挑战其实已经不是源自于技术，而是源自于你对原有商业格局的挑战。

Lily：

这就有了另一个问题，对于你们这样一个技术驱动的直男团队，你们怎么跟政府打交道？

赵武阳：

我是这么理解，一个公司、一个社会中一定有好人也有坏人，你要寻找到和你在同一个战壕里，价值观趋近的战友。不是所有的生意都能做，也不是所有的钱都能赚到手上，如果你能在这个生态里找到你的好朋友，他信任你，同时你们有共同价值观，你事情就可以做。真的把一件事情做好，那于公于私都是有价值的，这样你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变大了。

Lily：

跟政府工作前和跟政府工作后，有哪些颠覆了你常识的事情？

赵武阳：

我看到很多人对中国政府的理解，还停留在旧框架里，但实际上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个社会的大部分精英反而在体制内，他们非常聪明，他们知道如何用最高效的方式、最接地气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甚至超过很多创业公司的CEO，他们是真正懂中国社会的一群人。

而与此同时你会看到另一个现象，大量高学历的人群在基层，别小看他们，我接触过有些三线、四线城市的市长，当时你觉得没什么，后来你发现他17岁在北大，23岁在法国巴黎读核物理的博士，他是真正的高阶知识分子。而且我们还能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年纪的关系，很多80后也进入政府，成为公务员，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年纪，他们也用iPad、也用iPhone、也用互联网。

Lily：

其实做政府的生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赵武阳：

没有，只要找到对的人。

Lily：

您还记得您的第一个客户是谁吗？

赵武阳：

我印象很深刻，第一个客户是微软，当时我们的第一代产品出来，微软说，你们找客户肯定会很难，我们当你们的第一个客户，你可以告诉所有人，我是你的客户。

Lily：

您的第一个政府客户是谁？

赵武阳：

第一个政府类客户是南方的一个政府，我非常佩服他们，以前印象中政府应该没有那么强的商业意识，反正我给你很好的产品，我也挣到钱就好了。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事情不是这样的，他们对很多东西很有经营意识，他们的重点在于可持续发展，如何利用一个区域的经济优势和本地的产业结构，把这个东西变得可持续发展。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政府可以今天买单，也可以明天买单，但我后天还买单吗？不可能，政府的钱也是有限的，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是最关键的问题。

Lily：

升哲成立短短六年，已经在130多个城市落地，全球65个国家都有服务了，在这样国际化的路径中，您有什么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赵武阳：

其实这最早源于陆奇，我特别感谢他，也特别感谢微软，我认为微软教给了我，什么叫全球化事业。当时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当时陆奇在微软掌管两个产品体系，一个是Office，一个是Bing搜索，我们当时和Office团队进行全球合作，一共开了四十分钟的会。

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告诉我你的中心在哪些国家落地过？我说大概有十几个国家，他说，是东南亚、欧洲，还是北美？我说都有，地方比较散。他说OK，那咱俩可以合作。

我当时愣一下，说，为什么？他说因为Office是一个面向全球的产品，所以这时候它需要高度标准化，而且不能有文化冲突。很多东西要真正走到全球，就要高度标准化，而且要符合每个地方的文化和习俗，否则是走不下去的。

Lily：

我非常理解，GGV也是一个Global VC，我们在美国、东南亚和中国遇到的挑战都不一样。那您是怎么解决这种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下的产品适配？

赵武阳：

首先，我们内部有个最简单的逻辑就是使命、愿景、价值观，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尊重。我们在过程中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德国博世就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一个语言、一个标准下，人口有14亿。而欧洲有十几个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法律，这时候如果你要进入某个市场，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尊重。

第二，在尊重的过程中一定要把产品做到高度适配化、高度标准化，人人皆可理解。一个人不论他的文化、性别、民族是什么，他始终是个人，就像一个小baby。

当一个东西连小baby都可以用的时候，它就适配全世界，而不是非得以成年人的标准去反向适配。

Lily：

所以从第一天进入一个新市场，就要充分的本地化，您会找当地的员工来做这种事情吗？

赵武阳：

会。

Lily：

这对于您的管理会不会有很大的挑战？您又是怎么应对这些挑战的？

赵武阳：

会。但我觉得自己也是在挑战中学习，尽管有些时候事情解决得不够完美。我很难理解欧洲人下午五点半就下班了，在中国创业公司这完全不可能。但这个时候还是要尊重。

我其实也看到了一些新变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团队非常有竞争力，足够努力、足够聪明，市场足够大，他们一旦成熟，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就能横扫全球。

Lily：

你觉得之后产品的国际化会不会有更大的挑战？

赵武阳：

会，我印象很深,去年和同事去南非给人介绍我们的产品，我说我们有芯片，有传感器，有通讯网，有软件，所有东西我们可以一体化提供给你。结果对方来了一句话，你怎么证明你是安全的？当时我就愣住了，我从来没想过我不安全，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

邝英挥：

这个问题很难，就像让你自证你是个好人。

赵武阳：

对，但是这个问题也有解决方法，就是说我不是卖给你，我可以教会你。我在这个地方的生意可以变成我不卖产品，而是我和你，我们都做硬件，大家一起合作，甚至你可以变成带领团队的人，我来提供技术方案，你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做。

Lily：

合作方式非常灵活。

赵武阳：

非常灵活，因为对于我们来说，非洲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区域，我们也不了解他的政治文化、宗教背景，现在我们有机会走进去，但如果人家这么想，那反过来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咱们换一种合作方式，我把我的东西都交给你，你交学费就可以了。

Lily：

我非常同意您这个观点，就像小米的国际化路径，为什么这么成功？小米是为数不多的，在硬件出海方面做得非常好的公司，就是因为它充分本地化，它的印度市场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市场，Manu（小米印度CEO）带领他的团队，甚至连供应链都可以自己搞定。

赵武阳：

以前因为微软，我们在美国、在微软办公室和很多人打交道，我们自己一路过来，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有机会拥有全球化视野，面向全球市场，和全世界所有的同行同台竞技，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我们也在思考，我们的核心设备里有多少美国芯片，这些芯片有没有可代替的？如果出现极端情况，我们如何去解决？是不是把我们的核心供应链从欧美转向日本，或者东南亚？这个时候会倒逼公司的内在创新，大家在这个点上越来越认真，投入越来越大。

Lily：

您觉得国外创业者和中国创业者有什么不同？

赵武阳：

国外创业者也可以分区域，比如我们深入接触过以色列，以色列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它国土面积特别小，人口也少，它只能外向型发展。再就是像美国，美国东部、西部也有不同的文化，比如西雅图可能更偏向传统软件一些，在硅谷你会发现大家脑袋里好像都冒着火花，好像要改造整个地球一样。欧洲又偏向传统的制造，可能人不多，但是他更在于精工，把一个很小的东西做得非常深。

整体看下来，再对比国内的创业公司，我能明显感觉到其中的不同，中国的创业公司很擅长在一个点上做，但是欧美的创业公司有宏大愿景。就像我在以色列，听到一家创业公司做一个很小的零件，但创业者当场说了一句话，让所有人肃然起敬，他说：我这个零件是用在导弹上保护我的人民的。

Lily：

这是因为他本身的情怀吗？

赵武阳：

我觉得不是，是他思考问题的高度——我就是生产一个小零部件的，但是它会用在铁穹上面，铁穹是以色列的反导系统，我在保护着人民，这是我的价值。同样的，我的东西都能用在导弹、飞弹上，还有什么东西的要求比它更苛刻吗？所以我的价格一定是最贵的，因为你在享受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产品。

再比如在北美，你会发现一些硅谷的朋友，跟你讲星球的故事，跟你讲他最近正在为这个星球在做什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心胸开阔程度和东方人的哲学完全不同，东方哲学往往是内敛的，而西方文化是热情的、开放的，这两种不同文化带给创业者的思考是完全不一样的。

Lily：

您觉得您是哪一种？

赵武阳：

我觉得我是站在中间的。我曾经画过一幅图，左边是筷子，右边是汉堡。筷子是东方文化，汉堡是西方的日常生活，这里面需要融合、学习和交流。而我在努力，用筷子夹起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