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谢泓
最近走访促进会一批“专精特新”、隐形冠军的会员企业,多为八零前后的创业企业家。他们创业之前,先在大企业的一线做技术研发,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并对行业技术发展有了一定的判断。他们在出来创业的时候,便能够很好地找准行业技术发展的瓶颈点和突破口,发展成为细分行业的冠军企业。
位于中山火炬开发区的中山市科彼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从事全自动环形绕线机设备研发及生产的企业。创立企业至今也就七年时间,就成为这个行业的世界领先企业。
位于广州从化的广东磊蒙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研发及制造大型破碎筛分成套设备、矿山成套设备的企业,是可以替代外国产品的技术领先型企业,有突出的国际竞争力。
去年底,我们促进会跟踪广东省第二批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时,就有数据显示它们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巨大潜力。我们所跟踪的165家企业中,总共拥有有效专利数量11124个,平均每家企业拥有67个,其中发明专利总计2208个,平均每家企业拥有13个。这都体现了这些企业超强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
这些企业,创办者多是年轻的企业家,大多是改革开放后,在广东打工、再进行创业的年轻一代,75后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也有接近九零年的创业者。
所谓的制造新势力,新一代企业家,他们创业和成长的环境,是在产能相对过剩、制造业门类配套齐全,供应链完善的环境中创业的。自然跟几十年前的创业企业家成长环境完全不一样。他们的竞品,是从世界先进及市场需求两个维度出发,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经过十年八年的市场和技术打磨,锅里的就变成碗里的,技术指标接近或突破世界领先水平。
现在企业的心态,认为国际市场调整,反而是突破的机会。什么东西给到新一代的企业家这么大的信心呢?国内的市场需求?国内的供应链?中国的研发能力提速?
很多的新一代创业企业家,他们学历其实并不高,大专生、中专生,技工学校毕业都有。因为制造业创业,更需要动手能力,更需要贴近生产现场,更加贴近用户需求。所以,工艺和经验,以及经验所产生的直觉、灵感更为重要。
位于广州从化的广州澳通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所研制的GB31247+GB/T19666双阻燃电缆,也是国内前沿的电缆阻燃技术,并非是实验室研究成果,而是工艺成果。在德国和日本的很多技术,也并非全是实验室知识成果,而是实践和工艺成果。稻盛和夫研究陶瓷材料,抱着陶瓷管子睡觉,用身体缓缓转动它,防止它出现变形、开裂。据说,阿斯麦尔光刻机,哪怕就是所有的图纸和掌握供应链,也很难立马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主要就是工艺的原因。
对于制造业而言,并非高新技术才是竞争力,工艺也是竞争力。而工艺需要时间沉淀,需要经验沉淀,需要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江门的汉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近有个颠覆性的创新,可以颠覆德国技术,就是“工艺发现”。准备申请专利的时候,专利部门告知他们不具备知识产权申报的技术突破条件。
回想工业革命所发明的蒸汽机,并非瓦特所发明,瓦特其实是技术工人。人类第一台蒸汽机,是古希腊数学家在亚历山大港的希罗所发现。1679年法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帕潘制造了第一台蒸汽机的工作模型。萨弗里制成的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提水机。但由于工艺原因,理论上成立的发明并没有实际应用价值,需要技师的打磨装配,才能够生产出实用的机器,形成生产力,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另一个标志是“珍妮织布机”,也是由织布工詹姆士·哈格里夫斯所发明的。所以,技术工人,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是决定性的力量。
后发国家超越先进国家,再不是技术模仿,而是制度模仿。就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法国开始追赶英国制造业,就发展了技术学校。德国在此基础上,更是创建了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德国后来居上,以至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引领电气技术的发展。至于美国发展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推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又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
广东要发展高质量的制造业体系,必须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需要大力引导技术教育与制造业的融合。以前政府重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现在重视“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体现了政府观念的变化,这也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既然政府为了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我认为,“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上,应该更加重视技术工人、工程师在企业的比例,而不一定是大学生、研究生数量。在税收方面,“专精特新”企业应该享有“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要研究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税收政策。例如,类似于模具设计及加工,很多产品的增值,是由技术工人实现的,是否可以考虑,技术工人的工资及研发的投入,可以列入增值税抵扣。
中小制造业企业,也应该更加重视技术工人的培养。深圳市嘉业精密五金有限公司注重员工的培育、考核和晋升,设定企业的技能标准,从普通操作工一二三级,到技工一二三级、技师一二三级,再到高级技师,分十个技术等级,检测岗位也是十个等级。中山市科彼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分五个技能级别进行考核晋升。广东磊蒙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要花三个月进行新员工的技能培训。肇庆晟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每年计划花一百万元展开对员工技能的提升培训,开展与技术学校的合作。
由于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与制造业,特别是新业态的制造业无法做到无缝对接,以至于新制造所需要的新人才得不到有效供给,造成了供需两方信息不对称、就业结构出现问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的新工种、新职业和新人才,这里面需要优化,需要互动和设计,其中发展空间巨大。
中国的工程师红利,自然包含技术工人。
最近,我接触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创业企业家,他们思维活跃,善于学习和思考,动手能力强,沟通和互动能力也很好。既开放,又务实。有不达目的不罢手、一往无前的勇气。他们热爱事业,也享受生活。做事简单明白,不做金钱的奴隶。
所以,我所讲的新势力,不仅仅是制造业新业态上,代表了新制造的新动能的新力量,更是制造业的新文化。他们创业不是基于商业的机会,而是基于制造发展的机会。以前的企业强调性价比,现在的企业开始讲技术领先。以前的企业考虑产品出口,现在很多企业瞄准替代进口。
制造业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完全不同。在中国古代,商人互通有无,但往往能够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其“无利不商”的经营原则与中国社会“重义轻利”的主流价值观不相符,而倍受政府打压与盘剥。商人如果要获得保护,就需要与官府勾兑。再犹者,商人如果要逃避税收,就必须与官府勾结,才能获取真正的暴利。例如大运河开通以后的南北贸易,从江南到北方的产品价差好几倍,但各个地方政府设卡征收的税收也是成倍,如果全部征收,商人也不得利益。所以,商人要跟朝廷的高官合作,打着官府的旗号来贩运商品,以期偷税漏税,所以商人无奸不商。
改革开放初期,商人也与政府官员合作,走私放私,逃避关税。后来则是倒卖批文,也是逃避税收。现在的各种许可制度、审批制度,也有空间可钻。这些,也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陋习所带来的弊病。
制造业的业态与贸易业的业态不一样,他们是可以通过加工生产获得产品增值的。技术公司更是不一样,他们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发明实现产品增值。他们跟政府互动的主要内容是就业与税收,因为贡献,获得政府的保护。这种类型的公司都可以光明正大,开正门,做正道生意,他们已经跟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完全不同。
并且,有更多的企业家,他们不仅仅通过技术创新,获得利益。而且更是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提升社会效率,提升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他们更不是传统商人的经验理念。
德鲁克讲企业家的使命,就是企业家要通过企业管理,促使企业具有生产力和竞争力,使员工具有成就感,企业有社会影响力与社会责任。并通过企业的管理与创新,不断满足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企业家管理是一项崇高的使命。
德国人倡导工业精神,重视理性,重视实业,重视科学,重视创新。提倡合理谋利、一丝不苟,多边共赢。把“贪图财富”的个人谋利行为转化为目标合理的社会行动,摒弃一夜暴富、短视浮躁等急功近利的心态。有工业精神的企业才可以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才可以“十年磨一剑”、“一生做好一件事”。具有工业精神的企业才愿意在人才方面进行长期投入,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培养工业化人才;具有工业精神的企业员工,才能够成就专注于产品的工匠精神。
中国制造新势力,应当铸造中国社会新的商业文明,新的工业文明。它可以与中国儒家士文化无缝对接,为社会进步服务,为员工幸福服务,为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服务,自觉的修齐治平。
“士”不是一种职业,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种文化,可以成为推动中国新商业文明的力量,犹如新教改革之于资本主义商业伦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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