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夫，教硅谷如何做生意的人

编者按：能够让乔布斯、Ellison、盖茨、扎克伯格等硅谷最著名的人都崇敬无比的人恐怕非“偏执狂”以及“经理人导师”格鲁夫莫属了。近日这位全球科技界商业领袖、前英特尔 CEO 辞世了，享年79 岁，向他致敬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回顾他的一生以及听听硅谷精英对他的评价了。

当乔布斯和Larry Ellison（Oracle老板）告诉安迪·格鲁夫，他是他们在硅谷唯一愿意效劳的人时，格鲁夫说你们两个我都不能要，因为他们就是“一对怪人”。

他这么说的时候至少有一半是认真的，因为他并没有笑。

“没关系，”Oracle的创始人Ellison说：“史蒂夫和我都很敬仰Andy。我们享受跟他在一起的宝贵时光，就算骂你也是那么有个性，那么令人难忘。”

三个技术史上最著名的人之间的餐桌对话说明了格鲁夫对硅谷崛起的影响。本周一，这位老者逝世了，享年79岁。

这位匈牙利出生的逃亡者是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他帮助这家半导体公司从1960年代的初创企业发展成了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并且至今仍保有这个头衔。写了《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来教导如何处理企业危机的格鲁夫还有一项突破，那就是把英特尔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格鲁夫是从Ellison到乔布斯以及Facebook扎克伯格等众多硅谷精英的导师，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Andy和我合作过几个项目，我不停地从他身上学到东西，”微软联合创始人盖茨说：“他站在创造个人计算机业的前沿，每每我跟他在一起总是被他的才华和愿景折服。”

早年生活

格鲁夫原名Andras Grof， 1936年9月2日出生于布达佩斯，在那里他经历了上世纪欧洲最糟糕的一段时间。他成长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在他的自传《游向彼岸》中，他叙述了一段田园牧歌般的早年生活很快变成了一场动乱。在二战期间，他的父亲被征召进匈牙利军队的劳工营并被带到了苏联前线但随后被报告失踪。1944年，在纳粹入侵之后，他用假名躲进基督教家庭，侥幸逃过了席卷全国的针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约50万人被害）。

他靠躲在地窖里在入侵的苏联人和德国人的布达佩斯争夺战之中活了下来。但打败德国并没有结束苦难，他的家庭不得不忍受更加残暴的前苏联的统治。他的父亲骨瘦如柴地从劳工营返回后又因为被指控有资产阶级倾向而被迫劳动改造。格鲁夫后来是在恳求帮助弄掉“阶级敌人”出身之后才得以上大学。

1956年，匈牙利卷入了席卷东欧的反苏联浪潮，随后在附近响起的炮弹声中格鲁夫和他的家庭又再度躲进了地窖里。留意到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一位伯母的话后，格鲁夫加入了涌向奥地利边境的难民潮，迈上了通往西方之路。

此后他再也没有重返故土。

怕得要死

抵达美国的格鲁夫身上只有20美元，不过纽约的亲戚收留了他，后来他在纽约城市大学一边学习化学工程一边自学英语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但是他讨厌纽约的天气，于是他搬到了西海岸，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最终拿到了化学工程博士学位。

1963年，他加盟仙童半导体公司，硅谷的名字就是公司的那帮人起的，而且那帮人还是美国许多最大型的半导体公司的创始人和领袖。5年后，他跟着摩尔和诺伊斯一起出走创立了英特尔。

“我来英特尔的时候怕得要死，”格鲁夫在公司25周年纪念日上说：“我放弃了一份非常安定的工作，然后到一个未知的领域去进行一场全新的冒险。这太可怕了。可怕到睡觉都会做恶梦。”

但格鲁夫跟摩尔和诺伊斯3人是完美组合。后面两人都是极具才华的发明家，但性格刚好相反，一个是努力低调，另一个则精力旺盛，是天生的鼓动者和生意人。格鲁夫的性格在他们中间，给公司的1970年代懒散的加州态度带去了一股大有裨益的激情。曾在英特尔干了18年，后来去Dell领导PC分部的Carl Everett Jr回忆起了英特尔研发PC芯片的早期努力。

“那就像由这样一群工程师管理的建筑项目，这帮人虽然受过培训，但是用的工具和设备都是刚刚发明出来的，”他在2005年接受一次采访时说：“然后Andy来了。”

他的严苛近乎无情。格鲁夫要求包括摩尔在内的英特尔员工，如果早上8点以后到的话都要登记。在这家员工人数超过8万的公司里，任何超过2000美元的开支都要他亲自批准。

“我听说Andy有一次说过他唯一有过的老板就是我，” 2005年9月时摩尔说：“如果是那样的话，他根本就没有老板。”

如果说格鲁夫去英特尔经历了恐惧的话，这种恐惧并没有阻止他用这个来作为一种管理技术。他影响了一代的英特尔高管，后者把跟他一起做会议安排称为是一场“匈牙利人的审讯”。

“接受格鲁夫的指导就好像去看牙医不打麻醉剂，”前英特尔高管后成为VMWare CEO的Pat Gelsinger说：“你去开会的时候最好有自己的数据，有自己的观点，如果无法自证自己的观点，你最好不好出现在会上。”

哪怕是精心准备的演示，第一张还没翻过去想法就被格鲁夫无情地“撕”成碎片也是常有的事。但是过得了格鲁夫这一关的人指出，他这么做并不是在欺负人。

“他的残酷直接名声在外，但这都是为了逼出合适的答案，为了得到正确答案，他不惜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 Gelsinger说。

发生在英特尔的争执并不会导致组织紊乱。格鲁夫给会议立下了“建设性对抗”以及“自由开放的辩论”的规矩，任何人都可以积极质询，不管职位高低。

“格鲁夫喜欢斗争，”英特尔的前CFO Andy Bryant在2005年接受采访时说。

战斗结束后，参战各方必须遵守他的另一条格言—“不同意也要执行（disagree and commit）”。2005年5月，时任英特尔主席的格鲁夫退休后，他开起了自己对任何提议都要求证据的玩笑。

“我没有100%满意自己，”他在最后一次出席股东会上说：“根据我的统计分析，这个比例大概是80%。”

偏执狂

格鲁夫做出艰难决定的能力在他的那本《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能力帮助英特尔度过了1980年代的危机，当时日本的芯片制造商成本和价格优势让英特尔处于不利的位置。对此他的回应是退出英特尔发家致富的内存芯片市场，然后把整个公司的资源全部投入到微处理器上面，赌PC市场会崛起。这是一场大赌。当时英特尔处理器离成为行业标准还很远。

在格鲁夫的领导下，该公司推出了Operation CRUSH计划，销售被许多人认为是很次的芯片。但是它做了一件当时其他公司没有做过的事情：兜售芯片对终端用户的好处，而不是强调其技术规格。在很短的时间内，英特尔的8086处理器就超过2000客户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还在IBM涉猎的一款新PC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Intel Inside

格鲁夫的一位技术助理Dennis Carter注意到英特尔新推出的处理器一开始卖得没有老型号好，于是提议针对消费者开展一次营销。1991年，公司开始投钱推销“Intel Inside”理念，让消费者像了解电脑品牌一样了解了英特尔的芯片。身为科学家和高管的格鲁夫为了帮助营销，甚至也穿上了兔子造型的彩色工厂防护服，在台上跟其他演员一起为品牌鼓与呼。他的卖力演出得到了回报：英特尔成为了全球家喻户晓的品牌之一。消费者不再看机身品牌（惠普还是戴尔）来买电脑，而是根据里面究竟是哪款奔腾处理器来做出购买决定。

格鲁夫是在1986年开始担任英特尔CEO的，在此后的11年CEO生涯中，他帮助英特尔将其他竞争对手远远抛在了身后，攫取了PC处理器超过80%的市场份额，且至今仍保持如此。在此期间，英特尔的销售飙升了20倍，从1986年的12.7亿美元涨到了263亿美元。

“造就硅谷的人如果只能选一位的话，这个人就是Andy，” Marc Andreessen在2015年丘吉尔俱乐部颁奖典礼上说：“Andy为高规格的硅谷公司设立了典范。”（注：格鲁夫被丘吉尔俱乐部选为2015年传奇领袖，Marc Andreessen在A16Z的另一半Ben Horowitz也非常钦佩格鲁夫，在会上发表了感言对后者致敬）

老师

硅谷精英对格鲁夫的崇敬之情再怎么夸张也不为过。他对以刚愎自用出名的乔布斯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尽管乔布斯在苹果最早时期拉融资的推介未能打动英特尔高管，但格鲁夫个人选择投了这家公司。当乔布斯要做出是否回归自己被放逐额公司时，他找的是格鲁夫来寻求建议。

格鲁夫一生都在为硅谷新生代高管的成长腾出时间，对于扎克伯格以及Dropbox的Drew Houston等人来说，他扮演的是导师和假设挑战者的角色。

“在Facebook度过了一系列相当艰难的日子后，我第一次见到了Andy，像他那样身居高位的人是不会挪出时间来见我的，”扎克伯格在丘吉尔俱乐部的颁奖致辞中说：“他总是那么的慷慨大方。”

哪怕是他状况不佳的健康也成为了他人的的学习工具。1990年代，格鲁夫在治疗前列腺癌时，他在1996年财富杂志的封面文章介绍了自己的体会。随后又继续游说要改变医疗研究的方式，呼吁医疗保健业引入信息技术，把他个人的受挫变成行动号召。2008年1月，他在遗嘱中将高达4000万美元的资产捐给了由演员福克斯创立的旨在治愈帕金森症的Michael J. Fox Foundation。2000年，格鲁夫个人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症。

即便已经退休，他也并没有满足于到处去拿奖，活着在过去的成就里面。他的公开露面总是事情要讲的。2015年接受丘吉尔俱乐部颁给他的传奇领袖奖时，他努力走到了台上，拿起麦克风督促听众帮助难民。

“我做到了，让我们伸出一点援手帮助他们也做到。”

格鲁夫故后留下的是1958结婚的妻子Eva Kaston和两位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