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教育的问题，都在这场疫情下暴露了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互联网斗兽场”（ID:internet-war），作者：铁林，36氪经授权发布。原题目《为什么说疫情让中国人的教育变得更焦虑？》

过去两周，周轶君和她身边的家长们被迫体验了“在线教育”，最后发现先崩溃的不是孩子而是家长，她总结为：“父母都要疯了。”

班级群里，家长们频繁遇到技术问题，有时候登陆不了，有时候账号不对，又或者找不到作业上传的入口，迟交作业系统会自动关闭，于家长而言，这是完全陌生的体验。

周轶君生活在香港，她最知名的身份是媒体人，现在也是导演，去年拍摄了教育类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前后走访了日本、印度、英国等五个国家，从家长的角度去观察和了解不同的教育模式，最后再聚焦到国内，审视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之下的人类教育。

私下，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小儿子念幼稚园，大女儿上一年级，也在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操心。疫情强行延长了她和孩子们在家里相处的时间，让教育变成了更复杂但又更具体的事情。

比如，如何向孩子解释疫情，如何配合学校完成在线教育的课程。

另一边，在线教育机构最快嗅到了市场的味道，有公司在春节期间紧急加班，立即推出应急措施。学而思网校、新东方在线、猿辅导等免费为学生提供线上直播课程。快手、抖音、优酷等也成了新的搅局者。

现在全国各地的学生，最不缺的可能就是课。

但“在家上课”并没有想象中简单，这不单纯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父母们既要在线办公，又要抽出一定的时间辅助孩子完成上课内容。老师的一部分教育任务，转移到了父母身上，现实问题是，孩子并不能真正把父母当成老师。

困在家中的学生、老师、家长，无奈只能线上沟通。在线教育这个需要多方参与的工作，也让那些原本就存在的教育问题，暴露在疫情之下。

薛定谔式的自控力

最近一段时间，周轶君使用电脑的时间在以每周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增长。孩子和她都需要使用电脑，从早上开始，双方就开始抢屏幕的使用时间，“有的时候，我明明知道她应该要开始做作业了，但是我停不下来，我在工作，只好放任她在一边玩。”

并不是再增加一台电脑就可以解决棘手的家庭问题。周轶君女儿年纪小，各种操作还不熟练，每一次学习都需要家长提前完成辅助工作。一些课程内容的讲解，也需要家长帮助完成。

“家里面的环境是劝孩子（学习），她没有觉得处于一种要去上课的状态，可能会玩玩别的东西，一会儿要去吃东西了，等一会儿要干嘛了。两个小孩在家，姐姐在学习，弟弟过来说你跟我玩等等。”

前几天，周轶君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叫了很多遍，她不做（作业），后来我就自己离家出走了几分钟，我受不了了，我说你真的不愿意做，我就放弃了，反正天塌不下来，疫情结束后你还是要回学校，我相信学校不会说因为你没做作业，就不收你了。”

“无法掌控”并不仅仅出现在低年龄段学生身上。

河南安阳，高中语文老师罗阳（化名）也在忙着给学生布置线上作业。省里推荐了网课课程，学生可以在家自学，老师只用完成一部分辅助工作。但到了开学，该学的内容会一样不少的再来一次，各个学校上课进度不一，学生资质也不同，完全一样的录播视频并不适合所有学生、所有学校。

罗阳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就体验过大班直播课。“有的不开摄像头，有的用布挡住了，50几个人啊，老师没办法随时盯着镜头一个个查，要知道在课堂上这是扫一眼就能解决的事情。”

“在家上课”的学生们图源：微博

中国课堂非常注重纪律管理，老师和学生之间常常处于“对抗”状态，老师要找到方法让不听课的孩子先学会听话。

“我觉得在中国其实不光是教育的问题，我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害怕失去控制。在所有的地方我们都害怕失去。”周轶君自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你为什么不就相信孩子，他自己能学一些东西，我最近也在想这些事情，我觉得最成功的教育，就是你能够培养出孩子的这种内驱力，他要自己想要了比什么都强。”

但大部分课堂现在还做不到，罗阳的学生隔三差五就会惹出棘手的问题，课堂以外的事情已经让她疲于应付，如果真转到线上上课，她很难相信自己的学生会认真听讲。“课堂管理基本缺失，学生自制力不好的话，隔着屏幕，你不知道他在做啥，他跑神了，甚至没有来，开着电脑出去耍了你也不知道。”

义务教育的目标非常明确，完成课程内容，提高考试分数。老师对学生的成绩负责，学校的整体氛围，更容易对学生形成一定的约束力。

线上教育很难在脱离老师监控的情况下，保持良好的上课效果。

东方优播CEO朱宇的解决方式是小班课，小班课可以看作双师大班课的一个延伸，只是小班课严格控制学生数量，一般不超过20人，学生和老师同时开启直播，老师对直播间有控制权，可以随时点名同学通过直播回答问题。

和大班课相比，小班课既能保持一定的盈利水平，也能相对保证上课的质量。

在他看来，自控力这个事情，连成年人都要打个问号，这也是录播完课等模式一直火不起来的原因。

也有一些特殊的软件在帮助老师监督上课效果，比如钉钉。疫情期间，钉钉这款极大地增加了上班族的痛苦指数的软件，下载量暴增，一度跃居苹果商店免费榜第一，同样的打卡机制运用到了在线上课，效果有效，但是导致大批小学生集体涌入苹果商店留下“一星”评价。

这就是互联网在面对未成年人时的诸多不确定性。

线下中小机构的危机

四川泸州，何永清（化名）决定暂停自己的培训班业务。这已经是他在培训业务上的第二次受挫。

受疫情影响，何永清培训班业务取消，他给已经报名的70多个学生办理了退费业务。加上房租、老师薪资等成本，这次疫情给他造成的损失接近10万块。

疫情期间的泸州

不过，损失不是何永清最在乎的东西，他的创业积极性似乎被各种意外消耗殆尽。

2014年，留学美国的何永清迫不及待回国创业。他在美国学到很多新的东西，“他们的教育体系非常发达，但是很少去用线上教育，除非有些时候你必须寻找一些资料，某个板块之前可能不懂，会去寻求网站帮助，更多的还是课堂教育。”

由此，何永清坚定看好线下教育，并希望把国外更先进的理念，带回一座四线城市。

遭遇的问题比想象中多。泸州这座四线城市的创业条件比不得一些大城市，比如其中的一条，校外培训机构在主城区需有不少于800平米的办学场所使用面积（2019年发布）。

何永清计算，泸州本地一平米的租金大约在40块，800平米算下来，一个月就是32000块，加上装修费以及其他成本费，手里没有100多万，根本跟不上一个新办培训机构的烧钱速度。

2017年左右，何永清也尝试过把公司规模扩大。找了合伙人，也找了本地一些可以建立合作关系的老师加入，他同时开了三家培训班，每个班使用面积在250平米，可供八到九间教室使用。

“第一个是因为我们给老师的回报太多。我也是第一次创业，管理体系跟不上，也没有什么经验，几个合伙人，可能聊得不是很愉快，两年之前就把它全部关掉了。”何永清说，“反正烧钱烧得很快，刚开始一年，你不可能找那么多学生去填满，闲置率非常高，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还要养老师，你还有各种物管、水管费、老师的基本工资等等。”

疫情发生后，一部分还有办法转到线上授课或者延期上课的培训班，还能在收入受到影响的情况下，维持运营。

李梦（化名）在广州本地一家连锁英语培训班教授幼儿英语，她所在的机构在广州地区口碑较好，招生问题不太大。疫情期间，公司紧急购买了线上渠道，让老师开始录制线上课程。

线上课程的录制远比线下教学复杂，要准备的东西也多，但没有办法，这是公司为已经报名的家庭准备的解决方案之一。信任线上教学的家长，可以让孩子调整为线上上课，不信任的可以选择延期到疫情结束后。整体来看，退课的家长非常少。

但并不是所有机构都如此幸运。

2月6日，成人IT培训机构兄弟连创始人李超宣布，因公司现金流问题，即日起北京校区停止招生，该校区员工全部遣散。上海、广州校区因已相继经独立运营,不再归属集团总部，可更换品牌正常开展业务。

兄弟连北京昌平办公点图片来源：商学院

他在信中提到：疫情对线下培训机构影响最大；这对资金储备少，包袱重、一直亏损的兄弟连无疑是雪上加霜。

随后，乂学教育创始人栗浩洋发布新的过渡政策：下决心全员 3.5 折工资 5 个月，最核心高管零工资，一月统一半折。

新东方早在2003年就经历过同样的事情。资金链断裂，短期无法复工，最终借债维持生存。

线下培训一直就是强现金流行业。全面停课，就意味着现金流的断裂。活下去，是线下培训机构的当务之急。

线上大机构的催化剂

线上教育又是另外的状况，小机构面临的弊病依然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但大机构却迎来利好。

2019年的暑假，线上教育行业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没想到，短暂的春天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互联网行业有烧钱的基因，从外卖、打车到共享单车，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当教育和互联网行业结合到一起时，也开始复制其他互联网行业的扩张过程。或者说，投资人需要看到在线教育像任意互联网行业一样，可以通过高速增长抢占用户市场。

在线教育非常依赖外部流量。

去年夏天，抖音信息流频繁出现在线教育公司的投放广告。据36氪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7月，参与暑期招生战的在线教育公司广告投放总额达到30-40亿元，仅猿辅导截至今年暑期结束的招生投入就累计达到4-5亿人民币。

也有消息称，学而思、猿辅导、作业帮，每日广告投放金额均值高峰时超过1000 万元。

当时烧钱的项目主要集中在K12线上双师大班模式，可达到扩张迅速、毛利率高的效果。新东方在线前COO潘欣判断，线上双师大班一定不是终极形态，线下走过的路，线上会重走一遍。

线下大班课主要靠名师的吸引力，老师一旦离职对课程的影响会非常大，且上课效果没有办法保证，最后，小班课教育回归线下培训主流。线上同样，大班课可能只是一个必经过程，最终从线上大班回归到线上小班。

教育一定是需要反馈和口碑的行业，大班课既无法达到较好的“交付”效果，也无法构筑行业壁垒。

同时，大班课需要流量来提供数量庞大的生源，而互联网教育的流量就来自广告费。按照朱宇的看法，疫情带来的流量相当于替互联网教育机构省了近千亿元的推广费。也有投资机构认为，这次疫情已经影响了未来三到五年中国教育行业的发展轨迹。

但是，谁能享受到流量红利？

这个似乎已经明朗，小机构无论从教学资源、技术储备、品牌效应上来说，都无法和大机构抗衡。连猿辅导这样相对成熟的品牌，也在巨大流量涌入时“崩了”。

一个线下的小机构在有稳定生源的情况下，有机会在疫情后重生；一个线上的小机构却完全不具备机会。

李梦的公司虽然在广州本地颇有影响力，也有一定的生源，但还是不敢轻易试水线上教育。等到疫情结束，公司会转回线下，线上会继续以宣传招生形式存在。

教育行业很难一家独大，小机构和个人辅导班往往可以在当地具备较强的影响力，李梦所在的公司，在广州拥有五家分店，规模不大，但可以相对轻松地生存。

何永清两次创业都找了学校老师合作，生源比较稳定。但公司依然不能盲目扩张，除了成本问题，最难解决的就是从何处寻找足够多的学生，保持在较小的规模运营，反而是比较稳妥的做法。

线上则不一样，通常情况下，线上的学费会比线下低，线上的小机构，无法靠一小部分稳定生源生存。维护APP运营，购买直播软件，这些都要求线上机构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同时还要在“烧钱”大战中处于优势，才有可能获得尽可能多的有效流量。

小机构的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小，留下的只有资金和技术能力更强的大机构。

疫情让在线教育的概念得到普及，这种渗透能力是一竿子捅到底的，可以从一线城市进入五线城市。

中国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投资向来不会吝啬，在有实力和精力选择线下教育的情况下，线下更受青睐。家长愿意选择的培训班的原因很简单，让成绩不够好的学生可以提分，让成绩足够优秀的学生变得更优秀，强竞争之下，这部分家长的把希望寄托于培训班。

李梦说，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家长反而不太接受线上教育，更倾向让小孩接受线下教育。

大机构已经把视线放到了一线城市以外。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为在线教育机构向非一线城市渗透创造了条件，51talk、猿辅导等已经把注意力放到了二三四线城市，东方优播则一直在耕耘下沉市场，在线教育是非一线学生接触一线教育最便捷的渠道。

大机构如果能在这次剧变中把握好机会，确实有可能在低成本的情况下，获得一部分有效付费用费。

“线上义务教育”水土不服

和平日相比，疫情引导进入线上教育的，不是“补差和培优”的竞争感，而是“义务教育”，或者说学校教育。

义务教育要照顾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的需求。一个明显的差距是，一线城市的大部分家长可以顺利帮助孩子完成线上教育的设置流程，给孩子提供足够的空间独自学习。

但非一线城市要面对更多的问题。

困在武汉的周进（化名）无法给孝感老家的叔叔提供帮助，学校要求在线上课，但叔叔对智能设备不熟悉，隔着电话实在讲不明白应该怎么操作，最后花了几天时间，才勉强跟上了在家上课的节奏。

但叔叔要面对的问题还是很多，“家长的负担陡增，不说学生受不受得了，家长都要被弄疯。各种各样的打卡、作业特别烦人。家长要是文化水平高，会一点的还要好点，文化低、不会做的那就跟瞎子一样，起不到辅导的作用。”

老师也明白其中的麻烦之处，“一些孩子由爷爷奶奶照看，根本就不会操作，等到学会怎么在线看网课，还是会跟老师说看不懂。”

这才是义务教育的复杂之处，不同学校、不同地域之间的差距非常大。

当所有学生集体转向在线教育时，这种资源差距会被放大。周轶君说：“一般的公共危机都会有一个演练过程，比如消防演习，但在线教育是没有的。”

杭州市萧山区崇文世纪城实验学校长俞国娣发了一封致学生家长的信，信的主旨就是一个话题“别急着要课本”。她告诉家长，特殊时期，现实生活就是最好的教科书。与其选择效果不佳的线上授课，不如把时间还给家庭。

俞国娣虽然认为，崇文的设施设备会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尝试过程中还是发现，如果要满足众多学生同时开启网络不卡顿，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杭州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只会更糟糕。

但“在家上课”的号角已经吹响，不管效果如何，绝大多数学校还是会选择尝试。从家长的角度看，一边质疑在线教育的上课效果，一边又因为迟迟不能恢复上学而焦虑。在可能的情况下，会尽可能让孩子跟上“在家上课”的进度。

周轶君身边有家长质疑学校“布置的作业是否太多”，到学校一问，老师给出的回答反而是：“其他家长都来说事做得太少，你是第一个来说作业太多的。”

但真正的教育不应该止步于课本内容教授。“我自己发现在，因为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更多，我对她的了解也更多了。她从家长这里也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很多事情，比如说他们会跟我们一起做饭，会看一些片子。”周轶君说：

“我就感觉中国的孩子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跟真实生活之间脱节，我们怎么去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教育上）其实一贯上有缺陷，正好这个时候应该去补起来。”

义务教育和在线教育之间的目的性差异较大，疫情期间“义务教育”转到线上，确实给线上的教育机构带来重大利好，受此影响，网易有道的股价还一度出现过连续暴涨。

但义务教育终究要转移到线下，在线教育的流量红利并不会持续到开学以后，重金买流量的日子，或许很快就会回归。

教育无法大跃进

环境的变化容易让人变得细腻而敏感，疫情让教育变得特殊，也刺激所有的教育参与者思考。

最先反应过来的在线教育机构或许要继续经历过山车，寒假延长，暑期缩短，流量高峰过后可能是流量低谷。量变引起质变的催化剂已经有了，但能不能用好，完全要看机构能不能长久地做好“教育”这件事。

“我觉得线上课程其实就是一个辅导部署作用，你真正要教育孩子，不是说去面对一个冷冰冰的机器，而是去面对活生生的人，你要学会处理各种应急情况，你要学会在学习当中去交流。”李梦作为老师，并不看好线上上课的模式，“其实线上课程在疫情之前，已经有一个下降的趋势了。”

新东方在线前COO潘欣，始终对这次“利好”抱持着怀疑态度，他认为：疫情让在线教育机构获得了不少免费的流量，但是免费拿到流量质量通常也不会很高。加速洗牌，也只是让该死的公司早死了，早死早超生。此外，对在线教育利好，不等于对在线教育机构的利好；对面授教育利空，不等于对面授教育机构利空。

按照他的判断，在线教育的概念至少会得到极大的传播，未来确实有可能有更多的家长选择在线教育。但从根本来看，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都更看重线下教育，好的线下教育机构，依然会成为市场首选。

回归本质，不管是在线教育还是线下教育，最核心的两个字依然是教育。学校教育的主体是校园，校外机构的特点是提供培训服务，前者包含的内容远大于后者。

学校有了一次机会，真正去推动线上教育和信息化建设，并且有机会去思考，在线教育在未来的学校教育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媒体的报道里，有人在线直播升旗，也有人在西藏高海拔地区寻找上课的信号。家庭和学校需要密切的配合，才能满足一个孩子在假期的教育需求。学校教育要面对的问题更为复杂。

周轶君希望可以尽快把小孩送回学校，“我们家长有多少个角色，除了你要做你的工作，你要做爸妈，你要做老师，你要做厨子，你要做太多的事情，所以这种多重角色下面家长的压力太大了，如果他们能回校，我们就能松一大口气。”

她在拍摄《他乡的童年》时，在印度接触了一个“self-learning environment”的概念，也就是自我学习环境，“这个环境不光是指学生，也可以指家长，他们当时跟我说，应该在社区里面让家长自己组织起来，教孩子，你会什么教什么知识，不需要我们说的课外辅导。（不是）怎么做作业或者弹个钢琴，或者你英语多少级等等，这个才是知识。很多时候，一个家长，比如说你就会钓鱼，你也可以讲出很多东西来，对吧？”

疫情创造了一个天然的学习环境，会刺激孩子提出很多关于现状的问题，家长选择怎样的方式去解释，教育就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孩子面前。

特殊时期的一切都变得急迫，治疗、抢救、隔离，每一个都和时间牢固地绑定在一起，但教育在时间面前只剩下焦虑，这个无法大 跃进的行业，需要足够的时间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