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苏宁金融研究院”(ID:SIF-2015),作者:黄大智,36氪经授权发布。
作者 | 黄大智 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 | 陈霞 毛德芬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人们减少了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1-2月同比下跌超过了20%。许多分析认为,随着疫情的好转,消费者压抑的需求会得到迅速释放,进而出现一波“报复性消费”(指在某个特殊时期或场合限制了人们的消费需求,一旦开禁之后放开欲望进行疯狂消费的行为)。
但是,随着疫情在全球的大规模蔓延,新冠肺炎病毒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化,报复性消费可能不会来了。与之相反,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共增加8.07万亿元。相比2019年同期人民币存款增加6.31万亿元来看,多增加了1.76万亿元,这让很多人惊呼“报复性存款”先来了。
然而,从一般情况来看,疫情冲击使经济下行,居民和企业收入都在下降: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1元,同比名义增长0.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3.9%。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91元,名义增长0.5%,实际下降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41元,名义增长0.9%,实际下降4.7%。
存款和收入直接相关,新增存款理应只降不升才对,然而数据却显示新增存款创新高,且同比大增。对此,本文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报复性存款”是真的吗?
2、为何收入和存款出现了背离?这些存款来自哪里?
3、高储蓄率(新增存款创新高)是问题吗?
对于以上不感兴趣者,可直接跳至结论部分。
从绝对量来看,2020年一季度人民币新增存款创下新高,增速也比去年同期提升。从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出,一是存款基础雄厚,这是未来消费的最大保证,也是经济增长的最大保障;二是在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同比的存款增速却提升了。从这方面来看,“报复性存款”的提法并不妥(见图1)。
而从存款结构分析,人民币存款包含住户存款、非金融企业存款、财政存款、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四个方面。分别来看,一季度住户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增加6.47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1.86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减少3143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减少3713亿元。
住户存款方面,今年一季度住户存款增加6.47万亿元,而去年同期增加6.07万亿元,同比多增长了4000亿元。虽然在新增的8.07万亿中占绝对比重,但在去年同比多增加的1.76万亿中,占比仅为23%(见图2)。
从原因来看,有几个方面:
一是存款受到收入的直接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带动了存款的不断提升。同时,一季度历来都是春节期间,年终奖、工资结算因素都导致了前三个月为阶段性高点。
二是一季度以来,特别是三月份以来,疫情及石油价格战等因素,使国内外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投资者避险情绪加重,市场奉行“现金为王”的理念,导致部分资金回流。
三是随着央行的几次降准,市场上资金面宽松,理财类产品收益下降,部分货币基金七天年化收益率甚至跌破了2%,对投资者吸引力下降,也导致了部分资金回流到银行存款(见图3)。
四是疫情使人们减少了消费,并唤醒了居民的危机意识,在投资、消费、储蓄的选择中,将更多的资金倾向于储蓄,以更好的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代表居民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幅下跌(见图4)。
综合以上因素看,住户存款确实在增长,但在同比新增存款中仅占23%,并非绝对主力,所以,最起码对于居民而言,报复性存款并不存在。
非金融企业存款方面,今年增加1.86万亿元,去年同期增加3328亿元,同比多增长1.53万亿元,贡献了同比多增存款1.76万亿中的87%。月度来看,3月份新增企业存款创下历史新高,达到3.2万亿元(见图5)。
那么,这些天量资金是来自企业收入吗?
很明显并不是!从逻辑上讲,三月底以来,疫情才开始好转,彼时企业刚刚复工复产,不可能产生大量的收入。
因此,新增企业存款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信贷环境,银行通过贷款和买债等方式向企业投放了大量资金。但在实际中,宏观总量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很难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因此,疫情之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难以解决。低利率的企业贷款通过高利率的存款产品再次回流到银行存款,资金仍然是在金融体系中空转。
二是财政政策对企业加大了支持力度,财政存款向实体部门转移较多。
财政存款方面,一季度减少3143亿元。一季度,由于受到疫情的冲击,需求端和供给端全面受到冲击,使得各级财政收入都大幅度减少。1-3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984亿元,同比下降14.3%。全国税收收入39029亿元,同比下降16.4%;非税收入6955亿元,同比增长0.1%。
究其原因,一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税基减少,以及为支持疫情防控保供、企业纾困和复工复产采取减免税、缓税等措施,再加上减税降费等因素,导致收入锐减。二是转移支付、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也导致了财政存款的进一步减少。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方面,一季度减少3713亿元。其主要包含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如券商、信托、保险、基金等等)托管在商业银行中的各类账户资金,反映的是非银机构在月度时间范围内资金的流向(流出或流入)。非银金融机构存款每次破万亿的背后,都有股市投资(投机)热情高涨、“全民”炒股的影子。
分月度来看,一二月保持稳定,三月份减少1.4万亿,主要是由于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使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引发的资金流出。
从以上的分解来看,虽然一季度新增存款暴涨,同比去年的绝对增长也大幅度增加,但其中同比增长部分主要是由于企业存款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并且是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信贷环境带来的增长,且其中也存在部分“资金空转”的问题。因此,“报复性存款”的结论尚不能成立。
从长期来看,持续的新增存款的过高,会出现高储蓄率的结果。根据凯恩斯理论,消费+储蓄=收入,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储蓄过高必然会导致消费的减少,这与当前我国“促销费”的导向似乎不符,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是这样吗?
事实上,高储蓄是从长期的角度来考察经济增长,高消费就短期来说。在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索洛模型中,储蓄率的提高会使人均资本增加,从而对应的人均产出(理解为实际GDP)也就变大了。因而增加储蓄将会导致经济增长。
在短期内,增加需求会使得总需求曲线右移,进而提高均衡状态下的产出水平。因此,在凯恩斯理论中,短期内提振消费会刺激经济的繁荣。
当然,关于高消费、高储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本文不做更多讨论。
总体来看,过高的储蓄、有钱不花确实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复苏,国家也在通过一系列措施刺激消费,比如发放消费券、提振汽车消费等。
同时,疫情带来的居民危机意识的提高,也需要时间过渡才能放松,毕竟我国已经有效控制住了疫情的爆发,而海外疫情暂时仍看不到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