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街“高龄”程序员的不卷生活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ID:guyulab），撰文：荆欣雨，编辑：糖槭，摄影：高宁，出品：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36氪经授权发布。

很多年以后，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将知道我们在2020年失去了什么。瘟疫大流行将整个世界分成一块又一块，人和人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理解变得越来越困难。爱与友谊，越来越昂贵。

这也是住在牛街的程序员陈牧龙的忧虑。他一直是全球化浪潮积极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他在外企工作十几年，还给美剧《硅谷》做过顾问，用3天时间把500台手机模型在过年前从深圳运到了美国，他的书桌上摆着一个古早的诺基亚手机，专门用来帮他的印度朋友收验证码。他经常和北欧的程序员们把酒言欢。

有时间担忧全球化在倒退，着实是因为陈牧龙实在没什么日常的烦恼。在“内卷”成为了流行词的今天，人们从幼儿园卷到大学卷到各行各业，但陈牧龙似乎从未被卷进过系统里。从业16年，他呈现出了一个程序员的完美状态：用geek的精神快乐地不断学习。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试图从他的身上获得些松弛的力量。对于我们的日常来说，生活越来越谨慎和小心翼翼，丰富多彩、自由放任的生活方式如果不是说永远地、也是暂时地向我们挥手告别了。正因为这个，我们不能只局囿于眼前的苦恼，我们必须在2020年的云朵上面飞翔，beyond 2020。

在IMDb有名号的牛街程序员

作为38岁的“高龄”程序员，陈牧龙不知道什么是内卷，也从没有过KPI。他住在牛街，远离后厂村和中关村，并引以为傲，“牛街程序员这个词组看起来是那么不协调，就像回龙观百年卤煮和通县老字号爆肚。”他还曾有过一些听起来很震得住的title，例如硅谷某家移动互联网数据库公司大中华区总裁——该公司大中华区只有他一名员工。他在家办公，牛街也因此成了大中华区总部。他曾在诺基亚的中国分公司从事研发，目前在一家美国公司的中国分部就职，办公室无限量供应9度的烈性啤酒，有人一大早到了办公室就开喝。去年，预算实在花不完，大家开始在办公室吃大闸蟹、点海底捞外卖。

“聊点工作”，他的妻子艾可在旁边提醒他。“工作有什么好谈的”，他反驳，继续讲：员工每年可以报销一笔两万多美金的变性手术的费用，“你可以每年变一次。”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位同事为大家普及如何更好地尊重性少数群体，他根本记不住该如何称呼十几种不同的LGBTQ组合，只记得写邮件要尽量避免草率地使用she或者he。

性骚扰培训课也有，比如你可以夸一位女同事漂亮，但不能说你今天穿这条裙子很漂亮。为什么？他又搞不清了，艾可提醒道，“因为后者忽略了她的本质，且带有一种性审视的目光，就会容易让人觉得不舒服。”

陈牧龙和妻子艾可

陈牧龙像出现在HBO美剧《硅谷》中的那种程序员，呆萌、毒舌、喜欢反讽，并总能令你发笑。事实上，他还真跟这部风靡一时的美剧有点关系，第五季的片尾字幕中，顾问一栏赫然写着“Mulong Chen”，那就是他本人。

这份工作是通过他的前老板找过来的，一两百美元的报酬，通过为剧组提供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背景知识以图让剧中的中国元素更加真实。陈牧龙告诉剧组，在拿到大笔可供挥霍的投资之前，初创公司大都挤在狭小的居民楼里，即使后来成为了巨头，员工的办公环境也没有太大改善，90%的中国程序员都近视，他们喜欢穿格子衬衫，有人头发总是很油，有人坚信仙人掌能吸收甲醛和显示器的辐射。

电视剧里，程序员Jian Yang 来到深圳创业，办公室的诸多细节都采用了陈牧龙的意见。至此，他摇身一变，成为了极可能是唯一一位在IMDb有了名号的牛街程序员。

12月清晨的牛街，零下的温度阻挡不了大妈们排队买烧饼的热情，遛鸟的大爷们也已在街口集结，这里没有成群的高楼，也鲜见年轻人的身影。每到工作日，陈牧龙家楼下的银行柜台大多是老年人，有人因插队起了纠纷，后面的大爷慢悠悠地劝解，“就让他插吧，我们都不着急。”

“牛街不卷”，陈牧龙很快学会了这个新词汇，在这住了12年的他也一样。我采访过不少国内大厂的程序员，我们的对话充斥着对996、内卷和对工作内容的吐槽，但在陈牧龙这里，那些令人焦虑的东西都不见了。他做了16年的程序员，没当上过管理层，没拿过那种数十个月的年终奖，工作内容就是勤勤恳恳写代码，或者叫搬砖，搬倒过不少公司，其中最知名的当属业界传奇诺基亚。35岁那年他失业了大半年，钱越花越少，但“也就是小小地焦虑了一下”。绝大部分时间，他都显示着程序员的完美状态：用geek的精神快乐地不断学习。当然，他的头发确实不多了，不过他坚称这是基因所致。

我想探究一下，他为什么可以不卷？

“搬一辈子砖也不错啊”

陈牧龙对我称他为“高龄”程序员相当介意，要知道，在上一家公司，他可是组里最小的人。家里主卧有个一米多宽的阳台，被他开辟成了工位。受美国疫情影响，中国分部至今也仍是线上办公。每天早晨9点多，吃过早饭，他就端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代码，吃过中饭后，继续工作，6点左右“下班”。

他拉开桌子后面抽屉的一格，拿出十几款早已停产的诺基亚手机，他曾参与了其中绝大多数款式的研发。像是变戏法一般，他不知从哪里找出一根充电线，插在其中一款屏幕只有iPhone一半大的手机上，几秒后，屏幕亮了，遥远又熟悉开机画面出现，两只手握在一起，代表着“connecting people”，下面是蓝色的“NOKIA”。

2010年，陈牧龙去诺基亚面试，和面试官没聊工作，一直在聊他对开源的热爱。所谓开源，就是把自己写的代码共享给他人使用。面试中间，他手机响了，铃声是首他喜欢的摇滚乐队的歌，面试官也喜欢，“太带劲了”，就这么过了。到了下一轮，一个浑身都是纹身的丹麦人跟他说，你来诺基亚，一定要challenge我，不要我说什么就是什么。陈牧龙很惊讶，回复，没问题。

诺基亚没有KPI和末位淘汰，如果公司有一件需要10个人完成的活，它会招聘50个人，这样总有10个人是想干活的。公司曾想开除一位能力一般的男性员工，他不走，就在工区角落里随便找了个地办公。后来他提条件：四年前跟他一起进公司的人都涨了两级工资，公司把这四年的钱补上他就走。老板震惊之下没有同意，第二天，那人声称自己断了腿，就这样一直耗到了诺基亚退出中国。

陈牧龙是那10个想干活的人，他不相信KPI，但相信成就感。他的工作是手机系统的研发，他拿起那款开机了的诺基亚Asha 501，向我展示其中一个功能的开关键，“这就是我做的，现在看来可能不算啥，但当时没人做过，全靠自己摸索”。他又陆续给好几款手机充上电，有款手机界面简单干净，跟iOS很像，至今看起来也并不落伍，有款手机上市后，他所在的项目组解散重组，公司给每人发了一台纪念机，上面印着他的名字。这些手机是他的骄傲。“（当年）有一亿人用是很正常的事情，成就感会爆棚。”他也喜欢公司轻松的氛围，你可以非常直接地告诉那些北欧程序员，哈哈哈，你写的是什么狗屎。

印有名字的纪念机

他会把诺基亚和当时一家国内手机品牌做对比，在他这样的技术人员眼里，对方bug特别多，诺基亚决不会允许这样的手机上市。“其实是当时的思维有局限性，因为那些bug普通用户并不会发现，他们的思路是今天有bug，明天解决了就好了，而我们总是想开发一个十全十美的产品。这就是后来的经典互联网思维：快速迭代。”

他至今仍记得，诺基亚收购的一家公司里曾有个60多岁的老太太，在美国拥有一家农场，边养着马边写程序，“她写了一辈子程序，也不是什么特别高深的东西，但她写的程序就是无懈可击，好使。”诺基亚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打破了陈牧龙自毕业起被招聘启事建立起来的认知——过了35岁你就做不了脑力岗了，也打消了他想着找机会转成产品经理的想法，他就是喜欢写代码，“既使搬砖你也可以搬一辈子，无所谓啊，如果我能财务自由那当然好，如果不能财务自由我就去搬砖挣点这些零花钱也不错啊。”

2014年，苹果和三星在争夺手机市场霸主的地位，本土手机市场不断推出低价新机，诺基亚宣布退出手机市场，“发了N+4的赔偿，还发了一个月让你找工作的什么奖金。公司的人性化管理没话讲。”陈牧龙失业了，他认为这是公司的战略决策，卖掉不再赚钱的手机业务，专注于通信和硬件，仍然还能做行业里的龙头。

也是在那一年，O2O兴起，滴滴和快的的烧钱大战打得火热，越来越多的黄色和蓝色的骑手飞驰在城市的大街上，ofo在北大校园里成立了。有很多国内的初创项目找到陈牧龙，有人要让潘家园的古董商走到线上，有人要搞一个随时可以叫来空姐打扮的女性送红酒的APP，他们的说辞都差不多，“我们已经组建好了一个庞大的、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就差个程序员了。”他提出搭建起平台要30万，对方往往会面露难色，“给你点股份行吗？”

他曾去一家互联网大厂面试过，“在国贸一个看着特别光鲜的写字楼”。诺基亚在偏远的亦庄，但园区和办公楼内部豪华，他拥有一张两米的桌子，能升降，一万多块的电脑，两张显示屏。走进大厂的办公室，看着程序员们挤在一起，用台老旧的IBM笔记本，他觉得特别压抑。

大厂的面试官问他：你之前的KPI是什么？他答不上来。事实上，他强烈质疑给程序员定KPI的合理性，“又不是工厂计件。如果你也是个程序员，你很容易知道一个人干得好，还是不好，哪怕他一天提交十次，提交的都是狗屎，你也能知道。”

大厂没要他，他接了一段时间私活，最终还是回归了外企——一帮诺基亚丹麦分公司出来的老员工，就连固定资产也大都是从诺基亚里“顺”出来的，他们创办了一家移动互联网数据库公司，雇佣了陈牧龙，让他成为了“大中华区总裁”。

在家用自己做的键盘写代码

“根本原因是上车早”

《硅谷》第五季引入了一位姚老板，他开办了一家名为前海的电子设备工厂，在被媒体质疑员工自杀率过高后，姚老板决定痛改前非，剧组希望陈牧龙能为改变后的前海想些标语，陈牧龙觉得很容易，随便给出了几个：

“质量前海魂，快乐前海人！”

“前海大家庭，爱拼才会赢！”

口号被打回要求重写，剧组强调，姚老板是真心悔改，想要work-life balance，“不想内卷”，陈牧龙说。这难倒了他。与艾可共同冥思苦想一晚上后，他交上了几个他并不太相信的口号：

“悲伤，让前海帮你分担；快乐，前海将与你分享。”

“你快乐，前海才能快乐”。

“走出去，爱起来。宝贵的生命，无悔的青春”。

离开诺基亚之后的新公司依然没有KPI，但陈牧龙经常自愿性地干到半夜2、3点。公司共有4个亚洲员工，除了他之外还有1个韩国人和两个日本人，每次亚洲团队开会，那位韩国人都严肃地强调，我们要work-life balance。尽管如此，陈牧龙仍强烈地感受到“我们这几个东亚人确实他妈的就是爱干活，工作时间很长，没那么多业余生活。我们觉得我领这份工资，就是要干很多活，就是得对得起这份钱。欧洲人就（我领这份工资），所以呢，我等会儿要接小孩，我要去划皮划艇。”

两年后，合同到期，公司效益不好，没和他续期，陈牧龙又失业了，他面了微软、谷歌、小米，都失败了（谷歌是岗位取消了）。后来，他和艾可总结，自己不适合大公司，那些失败的面试里，他都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不服从性。

这本应是程序员的天性，“大家都很聪明，总是‘你不懂我在写啥’，‘有本事你写一个’。”为了便于管理，互联网公司往往会把程序员细分成初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架构师（负责代码整体的架构和逻辑）等，但在陈牧龙看来，不管前面的title多么花哨，工作只有一个，写代码，“你一年吹了多少牛逼，开了多少会，你最后一行代码没写，你就是啥事儿没干。”去小米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陈牧龙，你对架构师这个岗位怎么理解？他把以上想法如实相告，并总结，“这是个挺扯淡的岗位。”

他短暂地经历了一段中年危机，钱越花越少，但总的来说，他没什么需要担心的。2008年，岳母出首付为他和妻子在牛街购买了一套90多平米的房子，从135万讲价到123万，首付43万，贷款80万，现在每个月还3000块钱。在摇号政策推出之前，他买了车。

全家福

他和妻子是丁克家庭，疫情前喜欢四处旅行。对他来说，“不生孩子”并不需要做什么决定，相反“生孩子”才需要。并且，由于“生”这个行为是由女性作出的，所以这个问题的话语权在于艾可，“没觉得我需要生，我不喜欢小孩”，她说。

他的妻子比他还要不卷。很久以前，她在一家杂志社做美妆编辑，有天下午，她带着捡来的小奶猫去看医生，然后把猫带到了办公室。老板义正言辞地说，我们的工作环境不允许这种行为，于是她辞职了。后来的生活就是每天在家看书、上网、做家务和照顾猫。如今，那只小奶猫已经十岁了。她依旧没有去工作，也正因于此，每次陈牧龙失业的时候，她也不会催着他去找工作。

每次看到朋友家的小孩，他们都会庆幸自己没有生孩子，他们家是那些朋友的避难所，每当有人需要躲开孩子一会，就去他们那打游戏。至此，关于陈牧龙为什么不卷的问题可能有了一个有些现实且无法复制的答案，“根本原因是上车早”，你要有房，你还要没有孩子。

一个程序员的天下之忧

《硅谷》第5季第8集中，姚老板的工厂要在数万台设备上用人工登录的方式，使自己的算力超过51%，以达到控制整个产品区块链的目的。这场戏剧组需要500个手机模型用来拍摄，可以通过PS来实现，但他们还是试探性地问陈牧龙，有可能从中国订购到一批货邮寄过来吗？

陈牧龙感觉不太现实，那时已是农历腊月十九，中国人要打扫灶台准备过年了。他在淘宝上搜了一下，发现有两三家店卖这款手机模型，发货地显示深圳，他随便点开一家问店主，“有货吗？”“有。”“我要500个。”“库存只有100个，你确定要吗？要的话今晚生产明天发货。”

陈牧龙又问，可以发美国吗？店主先是表示没发过，10分钟后，他告诉陈牧龙，“可以发，明早我发货到香港，DHL从香港发出，两天内到美国。你拍下付款，明天知道快递价格后你支付宝转给我。”

3天后，大洋彼岸的剧组收到了500台“仍带着中国工人体温”的手机模型。“深圳速度”同时震惊了剧组和陈牧龙。但这件事给他的最大感受不止于此。“拍美剧不可能不用中国的道具支持吧，拍出来中国的观众完全看不到这部美剧，也不可能对吧？”他深信，全球化的未来是光明的。

这是两年前，他还在那家丹麦公司工作，每年去丹麦开年会，并在那稀里糊涂地免费治了一条骨折的腿。作为“大中华区总裁”，他可以在任何他想的地方写代码，随时可以休年假，世界各地都有人在用他写出来的产品。他认识很多丹麦、挪威和芬兰的程序员，“芬兰人闷，平时屁都放不出来一个，但喝多了就话多了；丹麦人毛病巨多，特别能找事儿；挪威人是冷淡的装逼，喝大了也不装了。”他总结。

他就是全球化浪潮的一份子。他的电脑既不用Windows系统也不用苹果，而是一个Linux平台上由别人开发的开源系统，好处就是哪里不满意都可以亲自修改，我问他，开发者是哪国人？他教导我，我们程序员不问国籍，开发者是世界某处和我志同道合的兄弟。

在他的书桌上，还摆着一个永远开机的诺基亚手机，那是为一个印度朋友准备的。这位朋友在印度创业，与很多中国公司有商务往来，需要用中国手机号注册中国的APP，陈牧龙就专门买了个手机卡，帮他接收验证码。

不过两年的时间，尤其疫情以来，一切好像都变了。“整个世界都卷起来了，大家各过各的”，这是陈牧龙的天下之忧。

当然，选择过这样的生活，而不是在一家大厂里赚更多的钱，注定是有得有失的。他至今仍住在牛街是因为这是个“很酷的”地方，也是因为他没有财力换到更好的房子里。前两年他失业，决定把房子重新装修，就和艾可租了间楼上的开间，“一个月5000多，心疼钱啊”，夫妻俩每天跑到楼下现场监工，装修只用了4个多月就完成了。他想换个新的等离子电视，始终没有获得艾可的许可，原因当然也还是钱。他的生活不足以让他去大厂卖命，却也永远不会有一掷千金的快感。

在倒退的世界里，代码仍是他的避风港。现在这家公司的工作环境依然很纯粹，每天大家讨论最热烈的话题是谁昨天又买了一块硬盘。写代码就是木工活，他说，你想实现一个功能，先去网上搜别人写过没，自己可以在别人的基础上改善，如果没人写过就自己动手，写完了分享给别人，每个人都这么做，世界就会变得更好，“程序员就是要从今天开始，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学习，不然你就别当了。”

今年，他亲自动手做了一个蓝牙键盘，原因仍是二者掺半的，一半是因为程序员要动手解决问题，一半是因为好的键盘都太贵了。键盘做好后，他在网上买了一张诺基亚的银色贴纸，贴在了键盘的左上角。

有时候，他会去以前诺基亚的老同事家里喝酒。当他们喝得非常非常醉了的时候，就会共同怀念曾经诺基亚的生活，像老同学重聚，举杯共庆年轻的荣光。

《牛街非典型程序员》

◦ 文中艾可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