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猝死，还是日本更有经验

1969年12月13日，日本最大报纸《朝日新闻》的记者 竹林胜义 在赶往采访现场的途中突然晕倒，被送入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医生诊断发现 竹林胜义 的死源于 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一种脑底部或脑表面的血管破裂，导致血液流入大脑蛛网膜下腔引起的一种症状，约占急性脑卒中的 10%。

他被认为是日本记录在案的第一个过劳死的案例。

但竹林胜义的死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则当时这样的事情只是个案，并不是经常发生，二则当时的日本人正沉浸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幻梦里，大家都没空停下来审视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

1969年，日本的GDP增速高达 12.48%，1968年是12.88%，这一年日本的GDP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1967年是11.08%，而在1964年，日本刚举办了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整个日本经济在房地产、汽车、电器、钢铁等行业的拉动下疾速增长。

可惜这列充满动力的火车在80年代开始却慢了下来，其GDP增长从之前的10%，一下掉到了4.4%左右徘徊。

经济的急刹车降低了人们对未来增长的期望值，导致了私人投资的减少，以及企业失业率的上升，日本的失业率从70年代的不到2%，一下攀升到80年代的接近甚至超过3%。

数据来自 ceicdata.com

这段时间，也是日本人各种工作猝死开始频发的时间。

1984年，在一家大型休闲食品加工公司工作的大田先生因心脏病去世，去世前一周他工作了110小时，平均每天15.7小时，遭到媒体大肆报道；

1985年，22岁的护士吉田小姐在连续执勤34个小时后死于心脏病；

1986年，23岁的银行出纳员岩田小姐死于哮喘发作，她每月加班超过50个小时。

就在这几年，“过劳死”在日本开始作为一个新词，被媒体频频提及。

日本将过劳死定义为

由于过度的工作负担，导致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恶化，进而引发脑血管或心血管病等急性循环器官障碍，从而使患者死亡的一种社会医学现象。

政策的推进历程

1987年开始，日本厚劳省（相当于劳工部）开始每年向公众发布过劳死数据，数据显示1988到1991年三年间，每年有1万多名职工死于与工作有关的心血管疾病。

1987年10月日本颁布了《有关脑血管和心脏疾病的工伤认定标准》，第一次将 “过劳死” 纳入了工伤保险。

1988年，日本的一些律师和医生在大阪自发创建了“过劳死热线电话”，专门用来为过劳死事件的相关职场人士提供帮助，后来逐渐扩展到全国7个城市，一开通电话就被打爆了。

该热线电话一直在运营，上图为其在日本地铁站的宣传广告牌

1989年日本国内做了一项调查，在大公司有45.8%的部门负责人和66.1%的经理认为他们会因劳累而死。

更糟糕的是，根据厚劳省的数据，日本的加班时长逐年增加，1975年为130小时，到了1990年飙升到了185小时（大公司则为245小时）。

1995年2月，日本对工伤保险制度进行了再修订，将由于过度劳累造成的健康损害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

2001年12月，日本厚劳省修订了“过劳死”的认定原因，增加了日积月累的工作疲劳和工作紧张两个因素，并将判定时间拉长，从原来的1周改为症状前6个月。

在疲劳认定方面，还规定加班时间的标准为症状前1个月内加班时数达到100个小时以上，或平均每个月加班80小时以上，同时还对“过劳死”认定时综合考虑劳动者发病前工作时间的规律性、出差频率、工作场所环境等因素，使认定更加宽松。

厚劳省的宣传告示

这一系列调整，使当时日本“过劳死”被认定为工伤的人数比例大幅增加，从1988年的4.29%，飙升到2005年的37.97%。

2014年6月20日，对于防止“过劳死”有重大推动作用的法案《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在日本参议院全票通过，它的通过意味着日本政府开始监督所有企业，并动用国家力量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解决过劳死问题。

法案列举了政府对于过劳死会采取的一些措施，比如调查过劳死的实际情况、国民教育和宣传、建立企业内管理员工健康的医生商谈制度等。

法案还提到了以下明确的目标：

• 到2020年，将每周工作 60小时或以上的员工比例降至5％以下；

• 到2020年，年带薪休假获取率将至少达到70％；

• 到2017年，企业配备心理咨询场所的比例提高到80％以上。

法案通过现场的媒体报道

随后，日本诸多民间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例如以学者为主组成的“精神压力疾患劳灾研究会”、律师组织的“过劳死全国联络会议”、过劳死亲属成立的“过劳死遗族会”，一同合力解决过劳死问题。

企业的改革

近几年，日本公司在加班这个问题上变得温和许多，许多公司开始在内部推行政策，旨在减少员工加班，以下是一些案例。

证券公司Kabu.com在内部发行一种虚拟货币“大入”，假如有员工某天不加班就回家，公司将奖励10个“大入”，在附近的餐馆等地可以当做现金券使用。

位于大阪西郊一家叫做SI的IT企业，在日本首次实现对工作效率的量化评价，比如客户委托该公司帮忙创建一个网页，那么在下午3点之前完成任务的员工获得的奖金，将比下午5点才完成的员工高得多，并且3点完成的员工可以直接回家，据说该公司去年的销售业绩上涨了16%。

贸易公司伊藤忠商事正在用更早的下班时间吸引应届毕业生的加入。

打印机制造商Ricoh禁止员工在晚上8点以后工作。

优衣库的母公司迅销集团在2015年8月允许部分员工实行4天10小时工作制。

4天工作制企业的招聘广告

大阪一些大企业采取“准时停电”的措施来保证员工8小时工作时间。

一些公司开始设立情绪发泄室，在屋内摆放摔盘子、挤毛豆、机关枪扫射等游戏的道具供员工发泄。

微软日本在2019年8月面向2300名员工试行“上4天休3天”的工作制度，试行后发现生产率同比去年提高了39.9%，几个月前在国内还上了微博热搜。

微软日本展现新制度成果的PPT，各项指标都上升了

随处可见的心脏除颤器

根据日本消防厅的数据，在配备有AED（心脏除颤器）的公共场所，心脏猝死的存活率能从11.4%提高到45%。

在日本的各个车站，基本每走三分钟就能看见一台，而且不仅是车站，几乎人多的场合都会配置。

还有AED的地图app可以随时搜索

而国内根据央视发布的数据，目前北京和上海加起来只有不到2000台。

预防过劳死白皮书

2016年10月，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首部《预防过劳死等对策白皮书》，汇总了各项相关数据，并介绍了相关法律。

可以看到企业员工的年工作小时数已经从1990年的2064小时，降低到2015年的1734小时，加班小时数也从156小时，降低到132小时。

一周工作60个小时以上的员工数占比从2000年的15%，降低到2015年的12%以下。

各个行业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的员工数占比，除了电气、运输、教育3个行业，其他行业都有所降低。

配备有心理咨询室的企业占比从1997年的26.5%，上升到2013年的60.7%。

职工因脑血管疾病、心脏病导致的死亡人数从1995年的52467人/年，降低到2010年的30353人/年。

总结

从以上可知，日本在预防猝死这件事上，已经有整整30几年的积累，各方面都相当的成熟

• 政府的执行（每年发布数据、监督企业、修订法律）

• 企业的参与（接受政府监督、发布政策减少加班、增加相关福利、设立心理咨询）

• 民间的自发组织和各种基础设施（防过劳死热线、各种联合会、随处可见的AED）

国内很多方面都还是一片空白，而最近不管是网易的裁员事件，还是台湾艺人高以翔在录制节目时的猝死，都意味着这样的事件并不是个案。

细想一下，如果被裁员工不是在网易这样的知名大公司，如果高以翔只是个不知名的网红，媒体的关注度会有这么高么，背后又有多少类似的事故因为缺乏发声渠道而压根没人知道？

希望我们能对其他国家走过的路加以借鉴，也相信未来随着立法的完善，这样的事故会越来越少。

参考资料：

[1] Etsuro Totsuka, Toshio Ueyanagi，《PREVENTION OF DEATH FROM OVERWORK AND REMEDIES FOR ITS VICTIMS》，1991

[2] 周甄，《向过劳死说再见，日本做了啥》，2016

[3] 知乎答主杨改之，《日本为什么大街上随处可见A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