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如何纾解大规模信息恐慌？

信息一直被视为影响民众的力量。这种影响人类行为的信息力量常被滥用以便散布错误信息或虚假新闻。但是，随着社交媒体和便利技术的出现，虚假新闻在生产和快速传播方面已经与新闻展开激烈竞争，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出现时尤其如此，因为危机时刻人们尝试获取更多的信息，也急需安放信任。不仅各国忙于应付各种虚假新闻，甚至就连国际组织也对此感到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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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次大规模信息恐慌

2020年2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称，新的冠状病毒的爆发与反应，伴随着一场大规模的“信息流行病”（infodemic），该词系information（信息）与epidemic（流行病）组合而成，特指“信息过多——有些准确而有些不准确——这使得人们在需要时难以找到可信赖的来源和可靠的指南”【1】。

这个词并非世界卫生组织首创，它肇始于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旧同类——SARS病毒引起的疫情爆发，发明者是美国一个智库Intellibridge Corp的CEO大卫·罗斯科夫（David J. Rothkopf）。2003年5月11日，罗斯科夫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

SARS的故事不是一种流行病而是两种，第二种流行病基本不为媒体所注意，但其影响却远大于疾病本身。这是因为，造成SARS从一个糟糕的中国区域性健康危机转变为一场全球经济和社会溃变的，不是病毒传染病，而是“信息流行病”。……

我所说的“信息流行病”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些事实，加上恐惧、猜测和谣言，被现代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放大和传递，以与根本现实完全不相称的方式影响了国家和国际的经济、政治甚至安全【2】。

在新冠疫情中，假新闻和伪科学混杂于真实新闻和科学之中，信息大杂烩增加了不确定性并引发了恐慌。新冠肺炎或可称为全球首次大规模信息恐慌，它将冠状病毒的爆发与以前的病毒爆发区分开。

虽然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和寨卡病毒都引发了全球恐慌，但社交媒体尤其加剧了人们对冠状病毒的担忧。它使虚假信息以空前的速度传播和繁荣，创造了不确定性加剧的环境，激发了个人和群体在线上线下的焦虑和种族主义。

由于这些情形，《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刊文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是历史上第一场社交媒体信息流行病。【3】罗斯科夫早已指出，信息流行病是由主流媒体、专业媒体和互联网站以及“非正式”媒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发的复杂现象。

所谓“非正式”媒体包括无线电话、短信、寻呼机、传真机和电子邮件，它们和“正式”媒体一样，都传递了事实、谣言、解释和宣传的某种组合。其所涉及的信息消费者，从官员到公民，查看整个信息图景的能力各异，对所拥有信息的处理程度亦不相同，在依照信息采取行动之前进行验证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在理解或控制快速变化的信息方面几乎是个白丁。

把时钟快速拨到2020年，新的数字交流平台与2003年迥异。互联网在短短的一代时间内改变了我们制作和体验几乎所有媒体的方式。如今，消费媒体的行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形式：社交数据层，讲述了我们喜欢什么，观看什么，关注谁和关注什么以及在这样做时的位置。

新冠疫情中，我们在微信群里关心远方亲人的一颦一笑；在抖音上观看世界卫生组织的防疫视频；在微博上传递绝望和善良的故事；在朋友圈为逝去的“吹哨人”举行“国葬”。

尽管社交媒体一直在传播虚假信息，但它也一直是经过验证的信息的重要来源。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依赖社交媒体来获取疾病情况的最新进展，而不断流传的有关事实真相的个人轶事和报告，也迫使政府发布有关这场危机的更准确的信息。

除了寻求认知，社交媒体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成为集体宣泄的空间。

1月20日晚，钟南山医生在中央电视台上说，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恐慌。恐慌的最大源头是在社交媒体上眼看着危机逐渐扩大。社交媒体切实反映了中国人的恐惧，并将恐惧扩大到此前从未经历过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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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信息与阴谋论

世界卫生组织显然意识到社交媒体在疫情信息传播中的巨大能量。在2月2日发布的“形势报告”中，世界卫生组织称自己的技术风险交流团队和社交媒体团队一直在密切合作，追踪和回应有关传说和谣言。

日内瓦总部、六个区域办事处以及合作伙伴每天24小时工作，查明可能危害公众健康的常见谣言，例如虚假的预防措施或治疗方法。随即，世界卫生组织利用其社交媒体通道（包括微博、Twitter、Facebook、Instagram、领英、Pinterest等）和网站基于证据驳斥查明的谣言，并提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公共卫生信息和建议。【4】

这家国际组织甚至派专人前往硅谷，以敦促科技公司采取更严厉的行动，与冠状病毒的假新闻作斗争。

2月13日，BBC报道说，来自该组织的代表——数字业务解决方案经理安德鲁·帕蒂森（Andrew Pattison）到达硅谷，同科技公司讨论虚假信息的传播问题。参加会面的公司包括Facebook、谷歌、苹果、Airbnb、Uber、Lyft和Salesforce。此前，帕蒂森也造访了位于西雅图的亚马逊。【5】

帕蒂森表示，虚假信息“传播的速度比病毒要快”。关于这种病毒是如何起源和传播的，或者有什么偏方可以治愈，这类消息席卷了整个网络。当用户在亚马逊上搜索冠状病毒一词时，就会出现口罩和维生素C的促销清单。事实上维生素C已被列为冠状病毒的假药之一。由此，帕蒂森强调有必要向搜索冠状病毒的用户提供科学信息，并过滤假新闻。

帕蒂森没有提到的是，针对华人和其他亚裔出身的人的种族主义言论和行为在社交媒体上激增。SARS疫情中，种族主义和歧视就曾现身，而这次多了一个新的重大变数：社交媒体。

借助社交媒体，种族主义模因（meme）的社会传播风险急剧加大。

在澳大利亚、欧洲和美国，都出现了令人难过的事情：东亚面孔长相的人们被口头咒骂，吐口水，赶下公交工具，逐出咖啡馆，阻止进入商店，甚至遭到暴力袭击。亚裔被迫打出“我不是病毒”的抗议口号。在法国，亚裔社区在推特上创造了#JeNeSuisPasUnVirus主题标签，以回应该地一系列出于种族动机的攻击。

在危机时期，恐惧助长歧视。以往流行病的人类学和历史记载，都提供了许多证据，表明在流行病期间，规避和污名化外来群体是集体应对的常见行为。对少数民族和其他“外来者”的集体歧视，本有可能深藏于一个社会之中，借危机到来趁机获得“合法化”。

例如，1853年美国黄热病流行，爱尔兰和德国移民被指为罪魁祸首，是其恶劣的卫生习惯导致了一场公共健康危机。【6】在1916年纽约市小儿麻痹症大爆发中，意大利移民被指控将这种流行病带到了美国。【7】

互联网模因现象与疾病流行共享一种形容——病毒式传播——也许并非巧合。追求眼球效应的社交媒体对这次疫情的渲染进一步加剧了已有的恐惧，包括某些人故意加强仇外心理的刻板印象，或是兜售流行谣言。

这方面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一段疯传的录像：“一个中国女人沉迷于喝果蝠汤”。尽管该视频已被揭穿系摄于2016年的帕劳，但在网上仍屡被当做中国人“令人恶心”的饮食习惯造成新冠病毒流行的铁证，因其符合西方受众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叙事想象。【8】

像“蝙蝠汤”一类的视频是虚假信息的典型示例，它将信息从上下文中提取出来，并以某种真实的方式重新包装，以迎合某些特定的世界观。

另一类我们熟悉的虚假信息是阴谋论，如果人们不把病毒的始作俑者认定为少数族裔或者外来移民，那么令人担忧的传染病爆发很有可能是因为外国政府在作祟。疾病流行期间阴谋论的盛行肇始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古老、深刻而令人不安的根源。

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尽管该病被如此称呼是因为在西班牙发现了最早的病例，但仍有美国军方人士认为是德国人故意将流感传播作为战争武器。【9】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肆虐，因为正值贸易局势激烈交锋之际，坊间不无“这是美国人发动的生化战争，想要迟滞中国的发展”的论调。

在光谱的另一端【10】，在许多专家指出冠状病毒不可能是人为制造之后，美国仍有议员坚持散布说，冠状病毒的持续传播与疾病震中武汉的一家中国国家实验室有关。

从历史上看11，一些国家惯于采用阴谋论来分散对自己失败的注意力或避免批评，阴谋论本身也可以作为国与国之间博弈的信息战武器。传播有关疾病的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时代之前就是一些政府精心谋划的宣传策略之一。例如，苏联在1980年代的宣传声称，美国构成了艾滋病毒在非洲蔓延的原因。【12】

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只有一小群疯子才会相信阴谋论，现在，由于社交媒体的指数级传播能力、群体极化的普遍存在、机器人和水军的网络渗透，阴谋论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听众。

2016年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美国人相信有关9/11的阴谋论，而超过40％的人支持有关外星人造访、全球变暖和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遇刺的阴谋论。调查人员称，“我们发现了明确的证据，证明美国是一个阴谋论文化盛行的社会”。【13】

由此可见，疾病和对大规模传染的恐惧可以被“武器化”，用以加强反移民偏见和仇外心理，推动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并展开地缘政治竞争。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的内容动力学并非新冠肺炎所独有，它们会出现在任何未来危机的爆发当中。

然而就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而言，虚假信息和阴谋论会威胁公众的健康，因为它们破坏了对基础科学的信心，质疑了卫生专业人员的动机，使卫生活动政治化，并为应对疾病挑战创造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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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时期，互联网平台可以做什么

随着各国政府被迫应对冠状病毒的爆发，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现在面临压力，以确保其平台不会引起恐慌或造成伤害。《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未发布的报告显示，在疫情开始蔓延到中国以外的三周时间内，大约有200万条推文兜售了关于冠状病毒的阴谋论。【14】不实信息如潮涌来，引发了人们对互联网平台能否筑好防范之堤的疑虑。

那么，这些平台都是怎么做的呢？

人们的目光首先盯向Facebook。

在危机时期，对于全球数十亿人来说，它有可能是最重要的新闻来源。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调查显示，44%的美国人将Facebook作为主要的新闻来源。【15】Facebook在做什么，以确保它可以提供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准确而及时的信息？

Facebook的做法分成几个层面：

首先，将人们连接到准确的信息和有用的资源。在Facebook上搜索与新冠病毒有关的信息的任何人，都将在其搜索结果的顶部显示一个教育弹窗，将其连接到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众多专业卫生组织。

其次，通过删除“虚假声称或阴谋论”来限制有关冠状病毒的不实信息的传播。它也会阻止利用当前形势的广告——例如，有些公司声称其产品可以治愈疾病。这是对Facebook此前政策的一个重大改变，与仅仅是减少违规内容分发的首选做法有所不同。

第三，利用现有的第三方事实核查网络来揭穿假新闻。当事实核查网络将某些信息评定为假时，平台会限制其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的传播，并向人们显示来自事实核查合作伙伴的准确信息。此外，平台还会向已经共享或试图共享虚假内容的人发送通知，提醒他们该内容被核查了。

其他平台也在积极行动。

在Google搜索引擎上搜索冠状病毒的人会看到权威新闻和安全提示，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也被推到相关查询的搜索结果的顶部。Google旗下的YouTube表示，其算法将优先考虑更可靠的信源。YouTube的发言人称，YouTube正在大力投资以提高网站上的权威性内容，同时减少错误信息的传播，例如确保搜索新闻的人首先看到权威性的结果。

当Twitter用户搜索冠状病毒时，会出现一个名为“了解事实”的大标题，连接到疾病控制中心。公司尤其在扩展亚太地区的使用功能，以便当一个人搜索主题标签时，可以立即从正确的来源获得权威的健康信息。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中，腾讯新闻做了较真查证平台，对新冠病毒肺炎实时辟谣。百度App首页上线“抗击肺炎”频道，最受关注的版块为疫情地图、周边疫情、疫情辟谣。TikTok删除有目的的误导性视频，并在声明中表示“不会允许可能对我们的社区或广大公众造成伤害的错误信息”。

腾讯医典紧急上线“武汉新冠肺炎患者专区”，汇聚全国各地专业医生，为患者提供线上咨询，依照病情提供针对性解决方案指引。同时，该专区还囊括了普通民众居家预防、疑似患者应对就医、伴发基础疾病的病情管理等定制化科普内容，帮助更多普通用户科学防护，减少盲目恐慌。

腾讯医典和百度健康都开发了相应的新冠肺炎自测工具，百度健康除了“问医生”免费咨询渠道，还上线了新冠肺炎防护手册、心理援助平台、0元公益保险等，并同北京医学会一起运营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线上医生咨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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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拐点”到来，信息须无障碍流动

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蔓延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2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告诉参加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外交政策和安全专家，令世卫组织感到鼓舞的是，目前在中国境外还没有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大规模社区传播。他呼吁国际社会在反击流行病的时候同时要反击“信息流行病”，各国政府、公司和新闻机构应与世卫组织合作，发出适当程度的警报，但不要煽动歇斯底里的情绪。【16】

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两周，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蔓延到全世界：全球已有超过8万人感染，蔓延范围达40多国，死亡近2800例。感染者虽然仍大部分集中在中国，但韩国、日本、意大利和伊朗的疫情都已经发展到较为严重的局面。【17】

2月26日，疫情出现了很多人意料之外的“拐点”——在中国境外确认感染病例数字首度超过中国国内。世界卫生组织敦促世界各国做好迎接疫情的准备；美国则直接警告说，疫情全球大爆发已“难以避免”，只是迟早问题；南极洲为惟一净土。【18】

这一“拐点”显示，病毒和我们跑的是马拉松，不是短距离冲刺。各方都要做好“抗疫”的长期准备，在此一过程中，信息的无障碍流动显得尤为重要。

若干学术研究从不同层面佐证了重大疾病流行期间保持正常信息流通的重要性。在东英吉利大学（UEA, East Anglia University）2月14日发布的一项研究中，【19】专家们认为，假新闻会令疾病的爆发更加迅猛。专家说，这项研究和此前的另外一项研究【20】是针对流感、猴痘和诺如病毒进行的，但也适用于COVID 19。

这里所说的“假新闻”包括错误信息和在社交媒体上的不正确建议。东英吉利大学的科学家在分析错误信息的传播如何影响疾病扩散时说，任何阻止人们分享假新闻的成功努力都可以挽救生命。

研究者之一、UEA医学教授保罗·亨特（Paul Hunter）表示：“错误信息意味着错误的建议会很快传播出去，并且可能改变人类的行为，让他们冒更大的风险。”一个新冠肺炎中可以佐证的例子是，2月15日，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报，一女子疑因出门购买号称可以治疗肺炎的双黄连，反而因此患上新冠肺炎。【21】

亨特教授等人的模型考虑了人们的真实行为，不同疾病的传播路径、潜伏期和康复时间，以及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发布和实时共享的速度和频率等。由于假新闻往往是建立在阴谋论之上的，他们还考虑了对权威的较低信任与人们相信阴谋的倾向之间的相关度，以及人们如何在网上“信息气泡”（information bubble）中互动。

亨特指出，“令人担忧的是，人们更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不良建议而不是来自可靠信息源的良好建议”。

美国威斯康星医学院一项针对Facebook上关于寨卡病毒的帖子的研究表明，最受欢迎的健康内容是那些最不准确的帖子。换言之，在社交媒体上，传播阴谋论或错误信息的帖子最流行。

在社交媒体构成许多美国人重要新闻来源的今天，威斯康星州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2016年5-6月关于由蚊子传播的寨卡病毒感染的不准确信息，在受欢迎程度上，令有关该疾病的更权威的信息相形见绌。

由此可以看出，重大疾病暴发往往成为更多有害信息传播的温床。研究员玛加·莎玛（Megha Sharma）博士说：“最令人困扰的是那些提供错误信息或张扬阴谋论的网站或视频，试图把焦点完全从真正的问题上移开。”【22】

研究人员在《美国感染控制杂志》上报告说，Facebook上200个最受欢迎的帖子和视频中，有81％包含有关寨卡病毒的有用或可信信息。大多数有用的帖子来自新闻机构，而22个有用的视频归功于疾控中心。虽然如此，研究人员发现，那些传播阴谋论或错误信息的人最受欢迎。

例如，共享最多的可信和有用的帖子是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布会的视频，被观看了4.3万次，并被964个Facebook帐户共享。然而，最受欢迎的传播错误信息、声称寨卡病毒是一种“欺诈性医疗骗局”的帖子，被浏览了53万次，被1.9万多人分享。【23】

与社交媒体相比，新闻机构的作用体现在哪里？

2019年2月，美国麻省剑桥一家实验室三位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认定，媒体报道增多对疫情防控有正面作用。【24】研究者相信，了解媒体对疾病传播的影响，可以帮助改善流行病的预测并发现预防措施，以减缓疾病的传播。

研究根据新闻中有关疾病（如SARS, Ebola or H1N1）报道的真实数据进行建模。这是一种基于网络的模型，其中疾病通过个体之间的局部相互作用而传播，传播的可能性受媒体报道的影响。研究假设媒体的关注会增强自我保护能力（例如洗手和遵守隔离习惯），从而降低疾病发作。用该疾病传播模型对美国华盛顿特区一个典型的流感季进行模拟的结果显示，若媒体的报道量每周增加十倍，疾病的感染数减少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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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解大规模信息恐慌需数管齐下

这些研究说明，纾解大规模信息恐慌，需要数管齐下。

重视互联网平台的把关人作用

假新闻快速进犯的威胁说明了在健康恐慌期间，用于快速组织和创建社区的强大社交网络工具，很容易成为有问题的回声室。无论是出于恶意、恐惧还是误解，用户都可以轻易地实时共享和强化错误信息，这使得在公共卫生危机中，医疗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工作变得更为复杂。

完全不受约束的内容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尤其是在健康和医学领域，人们共享的帖子、照片和视频会影响患者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寻求和获得急需的护理的决定。

互联网平台责无旁贷，需要让针对阴谋内容的事实检查和算法降级在此发挥作用，切实充当好把关人。这是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共享事物的能力，已经消除了过去在广泛传播之前对信息予以甄别和把关的做法，这使得没有专门知识的人可以用阴谋论或其他虚假信息来填补空白。

一度，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都不承认自己是媒介公司，用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话来说，这些科技巨头坚决反对充当所谓“真理的仲裁者”【25】，从而决定用户可以在网上说些什么。它们认为自己只是技术平台——没有传统新闻责任的中立平台。

然而，在假新闻和宣传的反复传播中，有关这些平台作为出版商的道德和法律责任问题已经不断升级。它们无法再将自己视为一张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表达的白板。

当传统上充当把关人角色的新闻媒介面临着不确定的经济未来，互联网平台——通过吞噬媒介市场而极大地造就了这一不确定性——对人们获取怎样的内容负有特殊责任。

保障新闻媒体的正常信息供应

当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被削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就会活跃起来。有关突发危机的传闻多是通过口口相传、社交媒体、即时通讯等传播的，而且流传时间比报纸、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体正式发布的时间早得多。

如果正式的媒体掌握着最强大的资源去调查真相，但它们却反其道而行之，那么，在信息制造、传播链上居于劣势的弱势群体，如果完全拒绝传闻类信息，他们又该从何处获知他们的处境、了解他们的利益所在，用什么方式宣泄他们的情绪、宣示他们的诉求呢？此时，人们一定会选择，与其相信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正式新闻报道，更倾向于相信来路不明的谣言，导致“新闻像谣言，谣言像新闻”的怪象出现。

新冠肺炎危机凸显了严肃媒体的价值，应该借此契机，呼吁放松对媒体的控制，支持更有力的调查报道，推广有关新闻专业主义的严格规范，对各级地方政府加以约束，采取措施防止那些被媒体负面报道激怒的地方官员和其他机构以报复、恐吓、打压等手段对付记者和检举人。在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国策的情况下，呼吁出台新闻法，禁止行政部门对媒体实施控制和干预，在法律上赋予媒体以基本的监督权利。

在社交媒体上，用优质信息淹没虚假信息

东英吉利大学研究人员也研究了打击假新闻的策略，例如用正确的信息来淹没不实信息，并通过更好的教育使人们对不实信息“免疫”。

“我们发现，只需将传播中的有害建议的数量减少10%，从50%降至40%，即可减轻不良建议对疾病爆发结果的影响。”

“若让20%的人群不再分享或相信有害的建议，或使他们对虚假新闻‘免疫’，也会有相同的积极效果。”

而威斯康星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不准确信息的流行，“很大程度上与信息的呈现方式有关”。她补充说，带有错误信息的帖子通常比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帖子更“肆无忌惮”。

社交媒体平台需要找到一种显示更准确的相关健康信息的方法，但这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在说“这很复杂，我们还不知道答案”的一方与说“我们知道事情就是这样的”的另一方之间的任何竞赛中，后者总是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即使我们知道他们是不对的，因为后者简单而且吸引人，很容易据其说法采取行动。

除了表现方式，时间也是关键。

可信且专业的记者仍在检查他们的事实之时，虚假信息已经泛滥成灾：比起核实事实，虚构事实所花的时间要少得多。如此导致的后果是：如果让错误信息占先，则正确信息很难赶上并超过；虚假极易产生，但却很难清除。

使用三种方法可以增加与虚假信息对抗的有效性：

（1）受众初次暴露于虚假信息时，要及时警告；

（2）不断重复对虚假信息的驳斥，因为虚假信息是依靠重复而假扮为真理的；

（3）提供具备替代意义的更正，帮助填补理解上的空白，以消除错误的所谓“事实”。

具体实践中，预警可能是第一有效的。如果潜在受众已经掌握了正确的信息，那么虚假信息相对于已知信息而言就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不断揭露虚假信息试图操纵受众的事实。而不是与特定的带有操纵性的信息作斗争，可能会更有成效。也即，专注于抵制虚假信息的影响，而不是虚假信息本身。

第三，不要将信息流直接引向虚假信息。相反，将信息流指向虚假信息试图攻击的目标，并尝试将受众推往更具建设性的方向。

第四，增加具有说服力的信息流，与虚假信息流直接对抗。

提高公众的网络素养

有关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们受骗、转而利用自己的社交资本去传播它。某些人可能不相信来自某个机构媒体的说法，但如果大学室友或是姐姐分享一则故事，他们十分可能会上当。

此外，很多人不懂得去真正检查信息的可信度，而是在读到耸人听闻的消息以后立即分享。为了引诱你的点击，许多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文章都惯常采用误导性的或耸人听闻的标题。

所以，提高网络素养很关键的步骤有两条：一是教育人们如何分辨可靠信源；二是帮助人们摸清虚假信息的“套路”。

信源种类很多，准确区分至关重要。

其一，信源是谁？他/她是怎么知道他们所告诉我们的这些事的？

其二，有无相互独立的多重信源？

比尔·科瓦奇（Bill Kovach）和汤姆·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iel）在《真相》【26】一书中说：“假如无法获得多重信源，而且证据量不大，那么我们就不能完全相信信源的叙述——或许具有暗示作用，但无法证实。”信源数量被视为判断报道权威性的一个标志。

其三，信源是不是报道中所叙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他们是不是利益相关者？

其四，是否使用匿名信源？使用匿名信源的时候是否给出援引匿名信源的理由？

除了信源以外，也需要练就识别今天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的其他欺骗手段。比如虚假信息常常采取“消防水带”（fire hose）策略：通过大量的渠道散发大量的信息；快速、持续和重复；要么真假混杂诱人上当、要么彻头彻尾地虚构；从不在乎前后一致。这些策略意在令受众感到震惊、迷惑和不知所措。

如此策略的有效性，可以通过实验心理学文献来证明。比如，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从更多来源收到的更多消息将更具说服力。实验心理学文献也告诉我们，第一印象是非常有弹性的：一个人更有可能接受在某个主题上获知的第一信息，然后在面对矛盾的信息时偏向于此信息。此外，重复会导致熟悉，而熟悉会导致接受。如此等等。

提高网络素养，就是要掌握虚假信息以上的常用手段，这样才能够精确识别并反击。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个人可以通过关注多种多样的人和观点，来保护自己免受虚假信息的侵害。依靠少数见解相同的新闻来源，限制了人们可获得的材料范围，并增加了成为骗局或虚假信息受害者的可能性。多方关注的做法虽非万无一失，但却有助于打破“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或是“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

▶结语

不论是SARS、埃博拉还是冠状病毒，都令我们认识到沟通是关键。流行病是医学现象，但同时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信息流行病”。

“信息流行病”不是意在说服人们相信一件错误的事情，而是要发布许多不实信息，给人们造成无法了解真相的感觉，从而开辟出一种权力真空，而它会符合某些人的利益。

为这样的利益而生的“信息流行病”不会像病毒那样致人危险，而是通过用虚假或有害的思想感染公共话语，令公民更加难以确定真相并追究责任。

正是因此，每一位合格的数字公民都有责任使自己免受“信息流行病”的侵袭，提高公共话语的质量，并改变造成假新闻和虚假信息传播的环境。这些在今天是如此重要，因为没有信息的自由流动，就无法管理风险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