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6个月，3.8亿家长正在重新“审视”网课老师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作者 语境，编辑 杨晶。36氪经授权发布。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

这句来自王者荣耀的经典台词，不一定是为了让游戏玩家做好战斗准备，也可能是在提醒网课老师，有些直播间的学生并没有在认真听课。

7月17日，在举行的线上家长会上，听到这则“王者荣耀”的案例时，直播的实时讨论区有不少“老实人”纷纷附和，“真实”“说的就是我”。

这场号称“为全国3.8亿网课家长打造” 的家长会的开端，俨然一场网课“吐槽大会”。两位家长代表围绕注意不集中、课堂氛围浮躁、上课效果难评估等方面，表达了自己对网课乱象和孩子学习问题的困惑。

2020年初，一场疫情打乱学校教学的正常秩序，全国中小学校全部延期开学。疫情掀起了“全民网课”的风潮，也在一时间放大了学生在网课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家长对网课的困惑也对网课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线教育不是简单地将老师转移到直播间，它还关乎主讲老师的授课技巧、辅导老师的答疑督学能力等等。

被需要的网课老师

“停课不停学”让在线教育再次站上了风口，一站就是小半年。

疫情最早拉响警报时，多家在线教育机构都迅速做出反应，推出免费直播课程。“线下倒逼线上”和免费课程的开放，让线上课程的需求翻倍增长，参加网课的学生数量激增。

据统计，上半年全国共计约1.9亿中小学生奔赴线上。面对庞大在线用户的“刚需”，优质的教师资源也处于稀缺状态。

“双师”课堂是大多数在线教育机构的标配，由主讲老师和辅导老师相互配合，对学生进行从课堂到课后的辅导。学生的涌入对于辅导老师的运力是个不小的挑战。

疫情前，每位辅导老师负责一个150~200人的大班，每个班以季度为周期，需要和每位学生及家长一对一建立联系。学生增加后，每个老师至少被分配了500个学生，负责辅导团队的她立刻在辅导老师招聘、老师带班量、借助在线课堂工具等方面做出战略调整。

在网课成为“刚需”的情况下，在线教育的广告更加呈井喷状，“名师”“一对一”“定制”都是网课的重要宣传点。此前对花式洗脑广告免疫的家长们，也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始研究线上课程。

北京的家长陈妈妈对网课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总觉得有点不靠谱”。她告诉刺猬公社，之前看到网课广告，会有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也没有深入了解过。

陈妈妈对孩子基本处于“散养”状态。一方面是因为工作，汽车行业除了6~8月淡季，其他时间都要忙到晚上9、10点才能下班；另一方面自己在学习上确实帮不上，“可以说，我只知道他书包长什么样，书包里面都装了什么，我确实从来都没看过”。

去年年底，陈妈妈参加了儿子高一上半学期的家长会，在班主任的动员之下，她意识到了高中的紧迫感，“突然觉得高中和初中真的不一样了”。

寒假疫情突袭，高中课程难度增加，再加上其他家长的推荐，陈妈妈和孩子第一次搭乘线上列车。

即使没有这场疫情，在课外“补习班”“上网课”早已成为中小学生的放学后常态。“散养娃”的妈妈陈妈妈，从小学开始就把孩子“寄放”到线下辅导班，初中时期课外辅导每年的花费都在3~5万左右。

不久前，央视财经公布了《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9-2020》，过去一直在五名外徘徊的“教育培训”成为热门，位居2020年中国人花钱排行榜榜首。随着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加，很多父母亲又为孩子报读各种各样的“补习班”、“特长班”，费用大大超过了先前已支付的教育支出。

图片来源：微博@央视网快看

相比陈妈妈，另一位家长章妈妈对孩子的教育更“狼性”，因为儿子向“别人家的孩子”发展遇阻而犯难。

章妈妈在学生时期一直维持着学霸的形象，她和爱人基本承担了孩子的课外辅导工作。但她慢慢发现，自己的一身本领没法转移到孩子身上。她的儿子懂事努力，目前从初二升初三，排名一直是前30%，她希望通过网课排名能从前30%提到前10%。

除此之外，章妈妈说，虽然孩子就读的中学也是东城区不错的学校，但是风格以“稳定”为主。例如这次疫情，根据政策，每个学校都对上课时间进行了调整，同区几个拔尖儿的学校，基本争取了教学时长最大化。儿子初二课程正常结束，但这些学校同级的学生，已经把初三的课程学了大半。

“从孩子的接受能力来说，新课加快速度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家通过网课赶上其他学校的进度。”章妈妈说。

好的网课老师是怎样炼成的

由于传统的学校教育体系具备客观的行业准入门槛、教师资历评定标准、授课内容形式要求，而在线教育领域始终缺乏直观、可量化的标准体系，家长面对行业中老师的教学水平总是习惯性打个问号。

直到2019年7月15日，教育部等六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出台的针对校外线上培训提出规范意见，对于教师资质等方面做出一定要求。

《实施意见》是一个开始。对于如何作为“好老师”被认可，网课老师们也曾深陷焦虑。

李楠是高中物理老师，同时也是高中理科负责人。他在线上家长会发言说，一位公立学校的老师，只要自报“校门”，就能让人知道他的级别；但是作为一名网课老师，他可能会用“清华本硕毕业”介绍自己，“高考物理满分”“多位学生考入清北等985、211名校”等前缀证明自己“好老师”的实力。

比起主讲老师，辅导老师往往面临着更大的身份认同挑战。

苏苏常常被问到为什么要做辅导老师，“因为我是北大的硕士，很多人好像觉得我去做网课老师是一件很跌份的事情，但我觉得这和医学生去做医生、药剂师或是分析师一样，都是可选的工作，不存在优劣之分。”

也有不少家长把她当成助教，希望她帮忙盯着孩子写作业，让她一度觉得自己在托儿所工作。

许多学生、家长在潜意识中对老师、特别是网课老师的理解，有时候约等于一个兼职的家教。而在苏苏看来，她的价值、辅导老师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而好老师，能有效地传道、针对性解惑，学历背景只是一个门槛。

疫情的聚光灯也成为促进家长了解网课和老师的催化剂。在学校全面覆盖网络课堂的安排之下，家长开始习惯这种学习方式，主动接触网课和网课老师。

作为辅导老师，苏苏发现家长对孩子网课学习的参与度大幅度提升，她也收到了不少好评和建议。

新报名网课的同学和家长对于“一个老师对着屏幕还能把课讲得这么有意思”感到新鲜，突然发现网课是一个挺适用的形式。特别是相比习惯线下授课的老师，网课老师们对于在线直播显然更驾轻就熟，往往能带来更好的课堂体验。

章妈妈对网课的认可源自于去年偶然试听的包君成语文体验课。“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老师对学科是非常有热情的，我每次听完都觉得热血沸腾，肯定也特别能激发孩子的兴趣。”

在接触了语文课后，章妈妈慢慢扩大了报课范围。其中的一门物理课，也恰好解决了孩子在学习凸透镜成像原理的一块心病。

“他总是记不清楚成像关系，结果老师就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教了一种‘大棍子旋转法’，不用死记硬背，在做题时也应用得特别好。我觉得甚至一个物理小白都能听明白。”

章妈妈总结，机构老师对所教学科有激情、专业能力强、能够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找到合适的方式解释知识点，这些都是愿意继续让孩子跟随网课老师学习的原因。

名校毕业是最低门槛；不要单纯看教龄，而要看一线教学课时数和学生数；对于不同学生，教学内容要有针对性；具备跨界能力，超越书本。

好老师的标准是统一的，也是多元的。

英语老师刘旸始终认为“网课好老师”与“好老师”并不冲突，只是在形式上需要一些技巧的创新而已。除了“懂学生、懂训练、懂考试”，他给自己的附加价值还有“有趣”和“陪伴”。

网课主讲老师刘旸

“我跟我的学生说，学习一定不能苦大仇深，所以我最先做到的就是‘有意思’。”

刘旸的另一个职业是一位单口喜剧演员，江湖人称“教主”，他在微博有55万粉丝，会在各地进行专场表演。在喜剧细胞的加持下，学生们上课最大的感受就是“轻松快乐”。

为了“站在学生的立场思考”，刘旸每年都会报名参加常规的高考。参加高考的目的是帮学生体验各式各样的状况，哪些环节会扣分，什么样的答题顺序更合理，甚至还意外证实过HB铅笔也能涂成答题卡。

今年疫情下的“特殊”高考刘旸也没有缺席。他觉得高考最大的变化并非来自试题，而是延期。

“延期导致了学生心态的崩溃，这个阶段他们特别需要陪伴。我去高考能给学生一个直观的信号，‘教主是跟你一起的’，他们就觉得特别安心。”刘旸说。

教育公平的推动者

刘旸毕业于浙江大学的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学的是制冷与低温方向，是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专业。和他一起做毕业论文的学长，是能够被邀请去NASA实习的顶尖人才。

虽然自己是论文的第六作者，但用他的话说，“如果我干这行，已经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了”。

刘旸的父母都是高中教师，受他们的影响，加上自己“有点理想主义”，他觉得帮别人实现梦想比自己实现梦想更重要，所以一毕业就毫不犹豫投身高考辅导事业。后来他发觉，线上的网课形式能帮助更多人实现梦想，因为“它只跟一根网线有关，剩下的都是无限”。

有一件事对刘旸的触动非常大。2015年，刘旸在云南楚雄演讲。演讲所在的学校非常偏僻，操场后面就是山，从山上能直接跳到操场上的主席台。

演讲结束，有一个小女孩找到他说非常喜欢他的演讲，从来没听过这么多好的学习方法，想要加他的微信。她翻出了一个像诺基亚样式的古董机，按下开机键，等待开机的过程中，她有抱歉地解释，因为要省电，所以平时都是关机状态。

“听了您的演讲很受益，将来我一定会努力考到北京。”女孩对他说。

后来刘旸在北京辅导班遇到一个“吊儿郎当”的高考生。他督促男生加把劲，考个好学校，男生却丝毫不慌，“不用考好学校，我上个一本就行。我爸说我只要上了一本，就把自己那辆 300 万的玛莎拉蒂送我。”

在北京的男孩享受课外的教育资源轻松考一本，而在2000多公里外的女孩通过一场偶然的演讲奢望来到北京。这样的对比让刘旸更坚定地选择在线教育，他觉得这是消除教育不公平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

2018年，《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一文曾引发许多人对教育失衡问题的讨论。

文章在开篇就写出了因教育资源差距产生的地区差异：成都七中去年30多人被伯克利等国外名校录取，70多人考进了清华北大，一本率超九成；中国贫困地区的248所高中，师生是周边大城市“挑剩的”，曾考上一本学校的仅个位数。

而直播改变了这两条平行线，200多所学校通过直播的形式，共享成都七中的课程资源。尽管直播课堂也造成学生跟进困难、老师消极应对等后续问题，但可能是其他学校学生走出大山的最好方式。

在线教育通过一根网线，将优质的教师资源和课堂内容输送到全国各地学生，与通过一块屏幕将成都七中的课堂共享到200所学校的本质并无差异。一位老师的课堂原本只面向班级的几十个同学，现在可以通过直播或录播的形式，辐射上千万乃至更多的学生。

对于“不公平”，苏苏曾有亲身体会。在小升初时，因为按学区划分，因为自己运气不好，被分到一所很差的初中，而她的双胞胎妹妹则幸运地去了一所很好的初中。

苏苏和妹妹中考时总分相差10分，也正是这10分差距，让苏苏与妹妹考上的省级示范高中失之交臂，然而这已经是她玩命一般努力达成的最好结果。

“这算是不公平吗？也不是，但两所学校的教学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因此，面对户籍、划片招生等等各种政策，有些父母为了让孩子能够就读于一所教育质量高的学校，愿意“砸锅卖铁”，付出至少数百万元的代价购买学区房。

但苏苏坦言，“其实能够考虑学区房的家长，大多数已经拥有了相对较好的教学条件和教学资源”。相比之下，刘旸、李楠、苏苏遇到过的无数来自偏远地区的孩子们，更难触及到一流的教育资源，而他们又更需要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网课为受到教育资源限制的孩子打开了一扇窗。“我不敢说网课能将每个人都提升到很高的水平，但我们提供的教育，对于那些乡镇里的孩子，可能是考到城市的机会。”苏苏说。

后来，云南楚雄的女孩没能考到北京，但她现在是南京一所大学的在读生。虽然通过她的朋友圈只能瞥见生活一角，在刘旸看来，她的生活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