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被冰封时,河南省驻马店成为第一个把冲动变成行动,放松楼市政策限制的城市。
2月21日,河南省驻马店市出台了17项稳楼市政策。其中一条,是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由30%下调为20%,被解读为第一个真正救市的房地产政策。随后,河南省委、省政府立即约谈了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坚持“房住不炒”,落实主体责任。目前,该文件已从政府网站上撤下。
驻马店曾被称作“豫东塌陷区”三市之一,与周口、商丘一起占据了河南省内城市人均GDP、城镇化率的倒数前三位,10块钱打的就能绕城一圈的“幸福生活”延续了很多年,直到棚改和货币化安置政策的到来,品牌房企连续进驻,开始把土地价格拉高到百万元每亩,开启新一轮大建设。
但与一线城市相比,驻马店等四五六线城市落后的三十年不止,根据统计局的信息显示,2018年末,驻马店总人口805.18万人,但名义上的城镇化率只有37.6%,六成以上的人还没有放下镰刀。
隔壁周口市,是一个人口大市,但当地人主要的谋生就是外出打工,2019年周口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就有311万,占了户籍人口的26%,他们去到另一个城市的边缘,靠卖菜、捡破烂、做建筑工赚钱,然后回到老家倾尽积蓄买一套新房。
这些推动当地发展的主力军,其实是最普通的基层人。但在开发商眼中,人即财富。每年的十一和春节长假期间,都是这些末端城市房地产项目最重要的去化时机。
有河南人说,九朝古都洛阳是三线城市,但人口更多的周口、驻马店、商丘只能算得上是四五线城市。但在前两年,这几个人口逼近千万的四五线城市,曾让开发商看到了黄金般的春天。
2018年周口建业通过147次竞价,拍出了当地最高价456万元/亩,楼面价3419元/平方米,溢价率达50.97%。业内人士称,“当时周口地产圈被建业地王刷屏,不是为友商做广告,而是为涨价做铺垫。”
建业的底气来自于之前的市场试水。2017年,建业在周口的销售额增幅达到了355%。并继续下沉,进入周口辖县鹿邑、沈丘等地。鹿邑全年卖出了15亿的房子。在沈丘上午拿地,下午就动工开发,第一期开盘卖出1278套住宅和66套商铺,销售额超过8亿元。建业董事长胡葆森称,这些县级项目超出了他的预期。
2018年拿下周口地王之后,建业当年开盘,三天内销售1.75亿,三天去化率44%,再一次验证了胡葆森的话。
2018年,建业仅在周口区域就实现近100亿元的销售额,除了中心城区,建业加速布局周口辖区,目前在周口11个县市储备了超过48个项目。
主攻三四线的碧桂园2013年就进入了周口,第一个项目开盘当天卖出8.5亿元,占据周口楼市全年超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几乎全县市的买房人都被拉去看过碧桂园的项目。
“县里的楼市其实是被大开发商带活的。”项目营销经理刘琪回想2018年某TOP房企刚进县城时,户型设计甚至还不如小开发商的楼盘。但仅凭品牌,就牵动了人心,让许多人坐不住了。
开盘第一天的两个小时内,均价5000元的1300套房子一抢而空。彼时,相邻本地开发商单价不到4000。没过多久,县城里其他楼盘也随之涨价。
当地的买房人和开发商都没见过这样的营销气势和节奏,不约而同被带跑了。一位购房者说,周口某个百亩大盘,开盘第一期只拿出100多套房子,销售约了近千组客户过来,一些人害怕买不上,还没看房就开始交钱了。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棚改和货币化安置的推行。周口从2017年开始实行棚户区改造拆迁,2018年周口的土拍迎来井喷,全市住宅用地出让宗数为295宗,住宅用地出让面积为1102.95万㎡,吸引了万科、建业、实地、碧桂园等品牌房企竞拍,住宅用地出让地面均价升至2227元/㎡,房价随之上涨。
根据周口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信息所知,2018年,周口全市商品房成交均价4637元/平方米,同比上涨26.9%。2019年,周口全市商品房成交均价5615元/平方米,同比上涨16.15%。
建业的地王纪录也在一年多后被追平,2020年1月,昌建地产又同样以456万元/亩的高价竞得中心城区地块。
在品牌开发商进驻、地价飞升、房价上涨的背后,一面是地市级财政受益,另一面是被焦虑和市场推动的买房人。
在一二线城市买房需要“六个钱包”,而这个十八线县城房地产靠的是扔掉镰刀,背井离乡去城市边缘打工的农村人,他们的辛苦只为了生存。
看着房价不断上涨,28岁的赵奇坐不住了。他在省会郑州做小生意,“我起早贪黑卖凉皮,一年挣的钱还不够房价涨一丁点。”去年,他回到县城,几乎没有犹豫,全款60多万买下一套将近140平的房子,然后还庆幸“相比郑州周边房价,老家还是便宜些。”
他们出门是“生意人”,在家是农民,城市和房子并不意味着光鲜和更好的生活。
赵奇虽然是本县人,但对没来过几次的县城并不熟悉。他家在离城40公里外的村子里,初中读完就跟着父母去省会找活干,扔在地上没人捡的“垃圾”成了他们的谋生手段。“老家人挺多干这行,收破烂也得在大城市才能赚得多点,但没啥技术含量。废纸箱、旧报纸是最常见的,要是收到个家电那跟捡到宝一样。”
过了两年,赵奇辗转来到郑州郊县巩义,自学了做凉粉、凉皮等河南小吃手艺,开始在城中村摆摊、赶乡镇庙会做小本生意。每天除了在太阳底下使劲儿蹬着装满食材的人力三轮车爬坡,躲避城管检查也变成了日常,“家伙什被没收一次,仨星期就白干了。”
一旦生存和挣钱成为人生的驱动力,和其他被称为“中国的吉普赛人”的河南人一样,赵奇对自身居住环境要求并不是舒适度,日常生活的一切都是围绕生意。租房的条件是必须有院子且便宜,他需要空间来架锅烧料以及储存货品。
结婚后赵奇夫妻带着父母在两间窑洞里住了七八年,“窑洞冬暖夏凉,省了空调钱。房租一年才五六百元,很划算。”即使后来挣到一些钱,他们也仅仅从窑洞搬进了城中村的平房,继续在凌晨三点起床,在院子里准备当日所需的材料。
赵奇开始成为有“夜生活”和时差的人,“为了一个好摊位,通常前半夜就得过去占上位置。还要早起熬制原料,小本生意都得自己干,挣得就是这份辛苦钱。”庙会集市相当于农村的购物广场,他对巩义每个乡镇村落集市的时间、路线、人流量了如指掌,架上炉子和锅具,两张桌子一拼,等待在太阳的晨光中迎来客流。
城市化在改变着一切。2015年之后城中村慢慢消失,到处都起高楼,农村庙会的生意也越来越难做。赵奇拿出积蓄试探性的开了一间小门店,结果生意比之前好了不少。“刚开店真怕赔光了,房租水电又贵,不像摆摊推个车也不用给别人那么多钱。”第一年门面房租只有2000元,生意越来越好后,房租也早已过万。
赵奇一家没有固定休息日,一整年里他们唯一会歇业的就是遇上雨天。“刮风减半,下雨全完。”一般家里没大事,他舍不得关门,即使是中国人最看重的春节,也日夜无休。
对买卖人而言,关门一天没赚钱就意味着赔钱。“每次回家,都在心里算遍账。尤其过年生意最好的时候,至少少赚一两万,我回去还得买东西走亲戚,想想都心疼。”
为了买房,赵奇罕见地关门歇业三天,回到老家找到卖房的熟人,实地看了看就下了定。他十多年攒了40多万辛苦钱,跟亲戚朋友又借了十多万,宁愿欠人情也不考虑银行贷款。“几十万的利息太贵了,我得卖多少份凉皮肉夹馍啊。”
但像赵奇这样肯吃苦、又赚到了钱的年轻人在县城越来越少,眼看着高楼大厦竖立起来,新闻报道中一些人的财富飞速增长,他们也越来越希望走捷径,拆迁和结婚彩礼成为当地人“一夜暴富”的最现实途径。
赵奇的表哥吴刚在南京的城中村卖杂粮煎饼,儿子刚满20岁,原本去年在老家相好对象准备结婚。女方一开口彩礼要30万,经过双方家庭几次讨价还价,目前降到了18万。
高昂的彩礼意味着是实打实的现金,甚至礼品店为不同金额准备了尺寸不一的红包。“风俗就是这样,简直成了行情,并且只涨不落。我邻居十年前20岁,相亲彩礼只要两万拿不出来,今年还为彩礼发愁,估计这辈子就打光棍了。”除此之外,县城有房是必要条件,最少也是120平,几乎没有小两居80平米的户型。即使村里宅基地上新盖了三层自建房,没在县城买房,也谈不成婚事。
成年后男女迁徙难度不同造成了农村男女比例失衡,那些留下来的小伙子们必须通过“市场”来表明自己的竞争力,“生个儿子就意味着要准备一百万。”
在一线城市,很多白领羡慕农村有宅基地的人,但在四五线城市,“老家农村房子不值钱啊。”吴刚村里靠近省道是最好的地段,按临街的宽度来定宅基地价,两万一米,长度则直接被忽略。在县城看房时,吴刚深深感受到身为父母的无奈。他坦诚只想买低价的房子,“我只要便宜实惠,随便哪个楼盘都行。”
儿子和吴刚在买房这件事上有分歧,儿子更愿意拉着吴刚去看大品牌开发商的项目,他认为房子品质有保障。但吴刚心里觉得,这不过是儿子好面子,因为他好几个同学已经在那买过了,说出去“显得他有面子”。
但面子需要钱来撑着,品牌开发商的房子意味着更高的价格。算了算手里的钱,吴刚决定只出彩礼和首付,以后让儿子自己还贷。
疫情来临,乡镇之间建起隔离卡,赵奇和吴刚们的生活也都暂停了,一起受到影响的还有“返乡置业”。需要外出打工的人因为疫情导致了收入下降,他们希望早点外出。沿海发达城市希望工人早点回厂,提高开工率,人员增加也可以形成竞争、压缩工资。而当地则希望他们多留一段时间,多多消费。
赵奇们游走在发达城市和内地县城之间,就像是串联起它们的线,悄声无息,而又丝丝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