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起，做个“无效率”的人

你是否有效率？高效？有用？说得再确切点，你是否足够有效率、高效和有用？当今世界，技术让我们彼此之间轻松保持不间断连接。于是产生了上述这类问题，这类问题自然而然，但又可怕。不间断连接带来了两个副作用。第一，希望我们随叫随到——这种期待来自上司、朋友、媒体等各方面。第二，在由设备所开创的连接一切的新世界中，效率被重新定义。你可以随时工作，变成了你应当随时工作。

然而，我们能够尽情使用技术，并不能保证我们妥善利用自己的时间。我们爱用的设备里满是好玩好看的干扰因素，引诱我们再多刷刷微博，一次又一次地刷新页面（别忘了，科技公司的产品设计诉求就是让用户沉迷）。研究表明，重度沉迷电子设备带来了许多副作用：抑郁、孤独、隔绝、低同理心，乃至让人产生自杀的念头。

威比奖（Webby Awards）创始人蒂法尼·什拉因（Tiffany Shlain）在自己的新书《24/6》中制定了一个在当今“随时待命”的文化中存活的计划。她是犹太人，模仿犹太教安息日，建议大家设置“技术安息日”：每周腾出一整天完全不看屏幕，不使用电子设备。

几千年来，安息日规定人们安排时间休息和反思。什拉因在书中写道，在现代，实践“技术安息日”有益身心健康，她自己已经实践了十年。她说，离开电子设备让我们有更多机会享受自己的业余爱好和社交，但最大的一个好处还是提升客观判断力。定期离开电子设备一段时间，我们就更能冷静地思考自己使用电子设备的方式是否妥当。

要反抗这个要求你时刻保持效率的世界，还有什么别的方法？简·奥德尔（Jenny Odell）有个主意：什么都别做。在《如何做到什么都不做》（How to Do Nothing）一书中，她论述了资本主义将“有用”等同于“能赚钱”的倾向，提出“无用”的价值。不过，她提倡的“什么都不做”不是懒散或淡漠，而是拿回属于自己的时间，投入不以利益为中心的其他活动。

资本主义对价值的定义很危险，直接将价值与经济产出画上等号，忽略了其他的一切。对于算法而言，两人进行一场谈话的价值也许是可以从中推算出他们想买什么，而对于这两个人自己来说，对话的价值就在于对话本身。奥德尔认为，如果个人身份认同仅仅依托于自己对公司损益表的贡献，我们最终将迷失真正的自我。

她写道，我们的价值意义应当来自与自己居住之地的联系，与当地其他人、植物和动物的联系。在提供目标感方面，数字世界比不上自然世界。周六在网络上泡一整天无法让你快乐，但用这一天去了解本地的野生动物或建设当地社区则有这种作用。因此，她的“什么都不做”含义丰富，绝不是说抛弃效率和利润，会让我们开始重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静止是关键》（Stillness Is the Key）提供了另一种观点，解释人为什么应该什么都不做。作者瑞安·霍利迪（Ryan Holiday）探讨了著名人物获得成功的优点。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耐心、独行）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反对顾问的意见，没有采取侵略性军事行动，而是封锁古巴，等待苏联行动。拿破仑（Napoleon，专注、善于处理优先级）认为许多事情会自行解决，所以回信之前要先等几个星期，把注意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关注当下）2010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进行行为艺术演出，在一把椅子上静静坐了750个小时，与每一位坐在对面的观众进行持续的目光接触，建立情感联系。霍利迪用这些例子说明“静止”——他著作的主题。他说，培养“静止”，让我们更能在这个不断运动的世界中获得成功。

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编辑让我自己尝试一下24小时不碰电子设备。我同意了，但其实心存怀疑，因为过去几年里我都在努力戒除社交媒体，工作的时候把手机设置成静音，周末不开电子邮箱，去年读了26本书。我还需要特意腾出一个“技术安息日”，保持静止、什么都不做吗？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智能手机曾经让我激动，是因为它能做很多事；而现在脱离智能手机令我激动，因为很多事情我自己做不了。我这一天做的事情和平时没有太大差别：冥想、听唱片、给盆栽换盆、出门散步。

让我吃惊的是，离开屏幕，给了我一种魔法般的感受，我觉得更能掌控自己的时间了。看看身边的人（其中很多人在看手机），我感到自己是个卧底，置身重视效率的经济社会中抵抗这样的社会。我禁不住想起《妙想天开》（Brazil），这部电影讽刺了监视我们一举一动的技术和组织，以及摆脱这些要付出的代价。

即使是我这种对数字化无感的人，也觉得进入“无效率”状态仿佛一场小小的变革——我才刚刚实践了一天而已。我等不及想试试看，设置“技术安息日”并坚持十年，会有怎样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