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基层员工学不学习哲学都不重要，但是中高层以上要学一点

同样，也有人对袁隆平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有意见，认为最早提出杂交水稻的是美国人Henry Beachell，而且中国研究杂交水稻不只是一支科研小组，有人还在他的前面。高产杂交水稻的关键是发现了雄性不育株，这也是他的学生发现的，为什么要称他是“杂交水稻之父”呢？因为袁隆平在研究中，攻克了“制种关”，摸索总结制种技术成功，给中国产生了大量粮食。从产粮食这个角度来看，他应该是“杂交水稻之父”。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在混沌中摸索出来的，历史上还有很多科学家，即使没有做出太多成绩，也是伟大的。不要追求什么原创发明、自主创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出成绩才是伟大的。今天你们很聪明，因为前人的智慧结晶传授给了你们。

屠呦呦[2]从植物中提取了青蒿素，是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第一发明人，获得了诺贝尔奖[3]。这也不是她的原创发明，屠呦呦说是从古书上看来的。她领导科研组系统整理历代医籍、本草，收集二千多种方药，归纳编篡成《抗疟方药集》，又从中选出200多方药，以现代科学组织筛选，用乙醇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不断改进提取方法，终于在1971年发现了青蒿素。因此“原创发明”、“自主创新”这些名词在哲学上有局限性，希望新员工有开放的心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哪怕只前进一毫米，也是功勋。如果总说从头做起，那是耗费公司投资，应该降级。

清末维新运动，开始有意识地提倡白话，兴起称为“新文体”的“通俗文言文”。上世纪初期，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新文学的特点是采用白话文体，为现代工业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当然，我们采用白话文，并没有否定文言文。直接、写实是白话文的第一优点，也比较快的能反映科学、技术、社会进步名词的表述。文言文如何表述“蓝瘦香菇”、“喜大普奔”呢？否则，今天无法用文言文描述日新月异的进步。小国、少数民族进步慢，源则语言、文字跟不上社会进步。

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和技术都非常落后，知识分子反思为什么落后，其结论是：经济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教育落后是因为汉字“繁难”，难认、难记、难写，当时知识分子想当然认为英语好学，一学就会，学语言根本就不花什么时间和精力，而汉字太难学了，所以中国的文盲很多。解决的办法就是改革汉字，当时设计了几十种方案，有些就是后来电报（汉字编码）和速写的前身，但更多的是拼音化方案，也就是废除汉字。鲁迅私下里给朋友的信中甚至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样的话。一直到50年代初，汉语走拼音化文字道路还是主流观点。不光文字改革，语音的改革也是成功的，普通话已遍及中国。

第二次危机是电脑时代。八十年代，我刚到深圳，电脑刚刚兴起，我感到巨大焦虑，感觉中华民族要被时代抛弃了，因为电脑是英文输入，汉字怎么办？后来，王永民发明了“王码五笔”，非常伟大，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当然，今天汉字输入法更先进了，是另外的佳话。汉字本是与电脑不相关的畸形文字，用这个方法解决了，一直演变到今天，汉字输入法已经非常简便和科学。今天，汉字在信息存储、传输、编辑、排序、检索等方面都超过英文，将来计算机扫描，汉字可能还优于英文，因为汉字是图形文字，错误率低。

回想这些事情，看看中国汉字的道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今天汉字碰巧适合信息时代，这与前人做了很多贡献有关。中国将市场统一、法律统一、文字统一，才能形成全国性的贸易体系；加入WTO，国际贸易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以，几百年来，文字改革对国家、民族很重要。

第二阶段，如何让大家识字？研究简化汉字，实施汉语拼音法。当时军队的一名普通文化教员发明了一种新的汉字注音，为扫盲打下了基础，毛主席接见了他三次。接下来1955年文字改革会议讨论用拉丁字母给文字注音，最早以北京话为标准，但北京话多了一个音，需要用29个字母。吴玉章陪同毛主席去会场的路上，在汽车上给毛主席讲，如果采用29个字母，将来有五千万华侨会看不懂。毛主席就同意用26个罗马字母来注音，这就是普通话的基础。

第三阶段，汉语拼音方案要成为国际标准。如果文字改革仅仅是在中国土地上，不进入国际标准，中国文字是存在问题的。文革期间，国家基本没有参加过国际会议。1979年，国际标准委员会发函邀请周有光到巴黎参加ISO，他先拒绝了，说衣服都是破的，国家给他新做了大衣、鞋子、袜子，回国后再交公。他没带一分人民币，也没有一分美金，就去参加了国际会议。因为是外国邀请，不是公派出国，30美元不发；人民币是外汇管制，不允许带出国，因此，两手空空上了飞机。在这个会上，他介绍中国对汉语拼音方案的意见，让国际上看到了我们的文字改革，做了一次广泛性宣传的基础工作。但当时很多国家抵制，因为他们更改自己国家图书馆的书籍，需要花费数千万美金。第二次华沙国际会议，接受把《汉语拼音方案》定位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但是会议提出中国要有正词法，这点非常难做到，中国至今也没有连词。第三次国际会议提议在中国开会，周有光向国家报告，1981年刚刚开放改革，邓小平同意了，在南京的一个空军招待所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很成功，周有光说服了大家接受中国用26个字母的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

经历了这么多苦难和痛苦，汉字终于走向了这条贴切中国发展的道路。我们的文字改革，一切都是为了国际化。比如，以前的汉字是竖排（方向是从右到左），后来改为横排（方向是从左至右），顺应人的视力，书写方便，为汉字国际化起到很大作用。大家不要嘲笑前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五千年后的人们可能也会笑我们华为的这群“傻瓜”，但是五千年后的事物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我们一步步的努力垫高了他们的发展。

新员工进入公司，应该积极加强沟通，做好充分准备，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充分发挥。希望年青人将精力聚焦在多产粮食和增强土壤肥力上，不局限在各自专业，跨部门、跨专业地沟通。华为以前的传统就是“喜群居、吃杂食”，一群人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少一点埋怨。如果我们把埋怨的能量用来“刨地”，相信收获成果时就不会有埋怨，工资涨了，机会也来了。心声社区是开放的，所有批评我们的帖子都不会删减，而且保护发帖人的隐私。如果你们骂完以后，心里舒服了，不得忧郁症，我们也算是做了贡献。但是，简单的点赞没有必要；没理由的攻击，不可取；特别是人身攻击，更不可取。我们也能够区分心声社区上的建设性意见，从中吸取合理的营养。

我看到心声社区上有帖子说，反感学习哲学。作为基层员工，学不学习哲学都不重要，只要踏踏实实努力工作，多产粮食，多拿奖金，也就安居乐业了。但是中高层以上的干部要学习一点哲学，因为哲学是人生的罗盘。你们看，戈壁滩上不可能种出郁金香，说明戈壁滩上没有东北黑土地的哲学。清华王国维也曾针对洋务运动说过，开矿山、办工厂都不重要，中国必须普及哲学。只有全民族提高了素质，提高了对事物的逻辑之间的构想，头脑开放以后，才能构建创新。往高走一步，要改变僵化教条，那就是哲学。我们不要求新员工学习哲学，将来要升职后就多学一些，用到战略战术里，对解剖世界、解剖组织有一把科学的“解剖刀”。公司正在结构性调整中，很多文件都对全员开放，主张你们多读公司文件，对公司的理解就会更深刻一些。

书籍是最好的老师，所有的智慧都可以从书里面找到，有的是直接答案，更多的是读的人去悟。一般员工把一件事情做好就行，但领导干部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和人打交道，需要对人，对事有深刻的理解才行，而哲学就是研究人的学问。

历史的幸运，我们既保留了中华的传统文字，又成功的全国推广了普通话，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呵！为伟大祖国的崛起，为实现现代化，作出了多么伟大的奠基呀！我们向数百年来为文字改革进行奋斗的改革者致敬！我们也要为历史添加一砖一瓦。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事前得到过浙江师范大学高玉教授指导，申胜利也做了大量的支持工作。）

[1]周有光（1906-2017），生于江苏常州，建国初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并在银行兼职。1955年调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即今天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1971年于北京退休。夫人张允和是著名的“合肥四姐妹”老二，“连襟”沈从文是大文豪。

[2]“呦呦”出自《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中国文化真的很神秘，两千多年前，“呦呦”就和“蒿”联系在一起了。

[3]关于屠呦呦获奖，有一个传闻，也可能是笑话，但很有意味。据说诺贝尔奖委员会有意要给这个奖给“青蒿素”发现者，但参与者多人申称拥有最终发明权，委员会就分别给这些人去了一封信，要求写出2个对“青蒿素”发现做出最重要贡献的人，这些人写的都是自己和屠呦呦，于是诺贝尔奖委员会最后把奖授给了屠呦呦。

[4]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延安著名的“五老”之一。毛主席讲，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几十年如一日，讲的就是他。最早的一批同盟会会员。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中华民国成立时任参议院议员和大总统府秘书，协助孙中山建政。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法国组建华法教育会，选送张申府、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等到法国留法。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秘书长。1949年出席开国大典。

[5]周有光说：“据计算，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见周有光《百岁忆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4页）周有光65岁退休，其大部分著述都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很好地实现了爱因斯坦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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