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Space X：用1/10的价格送火箭升天 | 深氪

文 | 孙然

编辑 | 杨轩

这可能是舒畅人生中最紧张的36秒——在江西一座山坳间的观察室里，舒畅因为紧张略显僵硬地站着，透过玻璃紧盯着50米开外的火箭发射点。随后点火后进入倒计时，房间的窗户和地板开始剧烈地震动，舒畅很忐忑，赶紧摸了张板凳坐下来。

10秒钟后，零壹空间自主研发的首台固体火箭发动机整机试车成功了。激动之余，舒畅偏过头一看，很多同事已经红了眼圈。

他们在这款产品的研发上花了接近三年时间。

火箭的发动机相当于产品的心脏，造价是整台火箭的三分之一。这款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的成败，直接决定了零壹空间能否拥有自己的核心产品。再进一步，解决了发动机的供应，火箭的发射甚至商业化，也指日可待了。

试车前，团队的技术人员告诉零壹空间的创始人舒畅，有九成把握。但在这个行业，“九成”并没有听上去那么令人放松。运载火箭的造价市场昂贵，在过亿元级别，整个火箭由上万个体系堆积而成，无论其中哪个环节出现一点小问题，都会被放大。因此风险极高，发射成功率是一项非常致命的衡量指标。成立后最初6年，Space X就曾因为接连三次发射失败险些陨灭。

埃隆马斯克授权的传记《硅谷钢铁侠》里，曾举例描述过民资公司从事火箭行业的高风险和资金压力：1957至1966年，美国曾尝试发射过400多枚火箭，其中大约100枚坠毁并爆炸了。刚成立的Space X预算仅够发射三四次，一旦接连遭遇失败，导致爆炸，便无法从头再来。

不过舒畅还是下决心请了50多位专家及业内人士参观试车。毕竟，为了这36秒的试车，零壹做了一年的准备。

“如果成功产品要准备投产，如果失败，要准备什么时候开始第二次试车，准备备份产品，”舒畅告诉36氪，“以及试车失败会影响资本的信心，现有的资本能否支撑到第二次试车。另外最难把控的是团队的信心，对于创业公司把第一件事情做成是特别重要的。”他考虑到了方方面面。

今年是商业航天解冻的一年。

为了融资，今年胡振宇已经见了将近50位投资人。蓝箭空间创始人张昌武年初也见了不下几十位投资人。

反观2015年底，几乎没什么投资人看航天项目，争取见上一面都不易，更不用说造火箭这门生意听上去就像“天方夜谭”，创业者时不时被投资人当成骗子。

这要多谢Space X。今年2月初，Space X发射猎鹰重型火箭，让不仅整个商业航天圈，乃至普通人都十分兴奋。这家2002年6月由埃隆马斯克成立的公司，在半年前拿下1亿美金新一轮融资，Space X估值达到210亿美金，是全球估值最高的私人公司之一。

Space X是条鲶鱼，在它之前没人相信商业公司能撬动动辄投入过亿的火箭生意。然而Space X硬是通过高效率和低成本把由军方和政府机构把持的火箭市场撬出了一块缝隙。

Space X每次的火箭发射费用平均在6000万美元左右，相比之下，它的竞品ULA（联合发射联盟）每次发射成本平均为4.35亿美元。埃隆马斯克甚至预计未来的价格要降至对手的十分之一。

当然Space X也证明了与高风险并存的巨大利润。张昌武告诉36氪，“小火箭的发射价格在800万美元到1000万美元之间，有20%的利润空间已经很不错。大火箭Space X目前的发射价格是6700万美金，利润率在30%到40%左右。”

Space X之后，人们看到了私人公司造火箭甚至商业化的可能性。这股热情从美国传递到了中国，传递到了风险投资领域，也传递到了舒畅、张昌武乃至更多的航天从业者那里。

种种迹象，让张昌武意识到2018年对于商业航天公司格外重要，蓝箭今年也制定了发射计划。

“之前航天火箭的发射都在方案阶段，今年大家的火箭都要进发射场了，也就是说终于把从设计、组织生产到后期发射服务整个流程都走通，要落地了。”

零壹空间决定在今年6月实行OS-X火箭的首次发射，今年OS-X火箭将执行3次发射任务。

当然，这个刚刚起步的市场，依然充满着太多的不确定性。

“国内一家很大的基金公司的合伙人跟我说，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发射，谁先打上去我投谁。”翎客航天CEO胡振宇觉得这观点是种灾难，他觉得单纯把火箭发射上去的方法有很多，攒一个不难，但这对长期发展没有价值。

但有这种观点的投资人不在少数。因为“发射”在投资人眼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比PPT上的概念来的更安心。

“打上天”这一步已经不容易。再之后，它能发射些什么？发射出去的东西能带来多大价值？能怎么跟诸如卫星公司这样的上下游一起走通商业之路？

在全球视野内，中国的这些公司，又拿什么去跟马斯克比？

1 那群造火箭的人

航天梦，很久以来，都是一个国家体制内的梦。

关于造火箭这件事，大众视野里最早成名的人，是2013年时还在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系读大三的胡振宇。当时他在一个名为科创的火箭业务爱好者论坛上混迹了两年，并在一家体制内的航天机构实习，知道了Space X。

胡振宇很是向往埃隆马斯克在洛杉矶郊区的租了间占地7.5万平方英尺的旧仓库，创立了Space X的故事。“我喜欢美国在沙漠中莫哈维小镇去造火箭的感觉，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和跟你一样的一群人。”胡振宇也在江苏省高邮市租了块农田，每天从市区开车拉着团队过去做火箭研发，卷起裤管扎在游着蚂蝗的水田里做实验。

尽管当时胡振宇的资历远谈不上专业，尽管前几次发射都并未成功，但他接连登上了《中国梦想秀》、《鲁豫有约》等几个电视节目，声名大噪，被媒体塑造为“火箭小子”。

毕竟，当时私人造火箭的还太少了。

在此之前，航天卫星、运载火箭是完全由体制内机构把控的市场，由航天科技集团和航天科工集团两大巨头运作，所有产出都是依照计划经济指导的国家任务，并不以承担商业订单赚钱为目的。而国家任务的关键是稳健，为了保证成功率，资金和时间的投入上近乎不计代价。这也意味着，成本和效率指标并不符合商业化的思路。

在体制内，一部火箭的各个系统会分发到下属不同的研究所中设计制造，而在商业公司，一个人需要承担好几个专业的任务，协作效率和工作强度明显提升。“跟在体制内工作的时候比，出来后一个人顶原先三个人的工作量，一个月的工作量顶在体制内一年。”张昌武说。

但中国的火箭技术在世界上处于第一第二梯队，相对成熟，多年来发射成功率在世界第一位，成功率在96.25%。而作为制造业大国，制造成本可以做得相对低。

商业航天创业真正拉开闸口，是2014年底，国家出台政策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卫星市场。第二年两会，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些信号，意味着国家将接纳民营资本参与商业航天市场，后续政策的出台不远了。创业者们由此跃跃欲试。

“我们始终说，我们中国的（商用）航天是站在我们国家60年航天的发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位商业航天从业者对36氪说，虽然做商业航天有红线，不能把成形的文档代码拿出来直接用，但是举国体制下“国家每年投了几千个亿”、“几十年不计成本”发展航天，买设备、做实验，培养出航空航天人才，他的经验和智力依然极富价值，而现在，政策红利允许这些人走出体制。

此时舒畅刚从联想战略投资部离职，有个去P2P公司做合伙人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不过从北航飞行器设计专业毕业的舒畅还是有航天情结，想抓住机会做点不一样的事。

舒畅创立了零壹空间，同一年，他在航天产业基金时期的前同事张昌武创立了蓝箭空间。

后来舒畅，他在联想战投时期的同事何文离职成立了春晓资本，拿出500万给了舒畅。而张昌武和王建蒙成立了另一家火箭制造公司蓝箭空间。

一年后，已经在体制内航天院所工作了24年的林衡，拉着两位联合创始人出来成立了星际荣耀。他离职前是核心技术骨干。

2000年时他就在关注美国的民营航天公司，那时少说已经有上百家，沿着不同方向摸索。

直到最近十年，Space X、蓝色起源，内华达山脉几家公司做出来了，林衡突然意识到，原来不用举国体制做火箭也是可能的，社会上的工业基础足够解决火箭所需的技术突破，公司化运作更是可行。

他认为，以制造业立国的中国，工业基础和工业体系非常完备，真做起来进步会非常快。

在Space X之前，马斯克最大的成就是创办了Paypal和特斯拉。林衡觉得，正是因为他用了互联网圈的路数做火箭，才剑走偏锋摸出了私营资本进入这行路径。林衡最近手边常放着孙陶然写的《创业36条军规》。书中所写跟他先前24年在体制内的工作，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这几个火箭创业者，心中的目标都是最先成为中国版的Space X。他们看到的机会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对地观测、遥感、通信、定位，空间试验这些场景对卫星的需求与日剧增，然而火箭的严重稀缺限制了下游卫星市场的供应量。

“一直到2020年，全球大概有5千到6千颗待发射的低轨卫星。但现在真正服务于低轨发射的、大规模投入商用的火箭，市场上还没有一款。这么多卫星其实都是在排队，在找发射机会。”张昌武对36氪说，可能的市场空间很大。

而埃隆·马斯克造火箭最可圈可点的地方，就是极大地降低了成本，为商业化铺垫了空间。

Space X能将成本大幅降低得益于几项关键性举措：减少从第三方制造商处采购零件，用消费电子产品制作设备，而不是一定要用太空级别的设备，因为前者的质量也足够好；采用互联网公司快速迭代、组织结构相对扁平化的管理模式；以及大胆投入研发火箭回收技术，回收后花上50万美金的翻修费用就可以再次使用，远低于花6000万再造一部火箭的成本。

火箭和卫星制造随着新技术的应用也将带来巨大的成本下降空间。创想天使投资人牛旼举例说，美国OneWeb公司计划在佛罗里达州建立卫星智能工厂，将每天造出两颗卫星，每颗卫星的重量在50至100万美金，成本在50万至100万美金。而以目前世界卫星普遍制造水平来看，单颗卫星制造至少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成本至少要6000万到1.2亿人民币。

造成这种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过去的卫星是按需生产，上不了量，很多零部件都需要定制，没有量产成本就下不来；而未来的卫星制造是标准化产品量产，而且是几乎无人化的全自动化的生产。”

所以舒畅定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把火箭制造和发射服务成本比体制内降低50%。

2 找人、找钱、在体制的挤压中寻找市场空间

商业航天和火箭发射，在2016年的中国经历了一个小小的低谷。一家浙江丽水的民营公司，连卫星都没有展开，3000万投资就打了水漂。

“还是要尊重航天的本质，航天工程本身就是复杂的系统工程。”牛旼对36氪说，这包括一定是要科班出身的航天人做，甚至不能只是研究背景，而是要实操工程经验的，且一定要遵守严格的质量管控体系。

2016年，胡振宇创办的翎客航天把总部搬来了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胡振宇有点后悔没更早些搬过来。2015年蓝箭空间和零壹空间先后选址在这里办公。这一年10月，林衡（化名）和两位联合创始人也在亦庄为星际荣耀租下了办公场地。

牵引着这帮人聚在一起的是做火箭创业最核心的资源——人。在火箭这类极高技术门槛的行业，人和技术就是一切。而亦庄东高地正是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的所在地。

航天产业是个非常小众的圈子。

“航天科技集团18万员工，航天科工集团大概也是这个数，加起来40万人左右。”星际荣耀负责人估算，从业者也就这个规模，而且这批人都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三座城市。“如果世界上的人可以用五维或者六维人脉联系起来，我们这个圈子恐怕只需要一两维，或多或少都有往来，或者一起开过会。”

挖掘这批深埋在体制内的人才并不简单。如今创业公司以1.5倍工资挖人已经成为行业惯例。

2015年舒畅创业时要找个技术合伙人，他盯上了自己在北航上学时期的老师Mark。Mark在北航硕博连读后进入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航天一院，很年轻就成了技术骨干。

说服Mark这种人出来创业并不容易。从2015年夏天起，舒畅每天跑到Mark家附近的酒店大堂，点上两杯牛奶和一碟花生米，一坐下就跟Mark聊到深夜。

“知识分子很讲究逻辑的严密性，我必须从人才、政策、资本、技术、路线各个方面去跟他探讨论证。一部火箭的造价要几亿，我要说服他为什么我可以从1000万起步，做到5亿。”

到这一年冬天，Mark终于被打动了。

更难的是说服别人相信民营造火箭是可行的，毕竟这是动辄就需要投入几亿的生意。

“运载火箭是个非常庞大的系统，涉及到设计、制造、供应链管理、过程控制、后期组装测试以及协调发射，还有卫星之间的借口协调和贯穿始终的系统拓展。”张昌武觉得火箭算得上制造业里最复杂的细分产业了。2015年成立初期蓝箭只有四个人，张昌武形容那时候是拎包造火箭的阶段。

跟张昌武一样，早期的商业航天创业者，都是怀揣着一份商业计划书，带着几亿的火箭梦登门拜访，跟投资人讲一个飞升的故事。

可想而知，投资人听得新鲜，但钱并不好拿。

零壹空间成立初期，何文把舒畅的商业计划书推荐给几十家主流的VC，鲜有人问津。创业者挨户跑融资，很多时候对方只给他5到10分钟。

很多人怀疑这些一纸空谈的“梦想家”并不靠谱。

所以创业初期，一种思路是选择尽快把火箭造出来。

蓝箭最开始的计划，是尽快做出一款搭载固体发动机的火箭。最顺畅的路子无疑是从外部采购发动机，然后自行完成其他设计和组装工作。做火箭发动机供应商很集中，都隶属于体制内机构，张昌武迅速找到仅有的2家供应商谈采购，在此之前还没有对民营出售发动机的先例，这一谈就谈了将近一年。

2016年9月，蓝箭空间赴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参展第67届国际宇航大会（IAC），是那一年唯一有展位的中国公司。国防科工局的领导特意跑来展位上表示肯定，跟美国和欧洲的潜在客户聊过后，对方诉求强烈，张昌武很惊喜。

墨西哥一行让蓝箭的团队充满了信心，很快蓝箭就把首次发射定在了2017年第三季度。“那时候我们觉得蓝箭2017年就要腾飞了，会是中国最早发射运载火箭的公司，到2018年就可以开始维持每年至少交付5到6发运载火箭的频率。”张昌武说。

但不久，已经攥着一把意向合作的蓝箭迎来了突如其来的变故。

张昌武突然从供应商那里听说，体制内机构决定不面向民营公司出售固体发动机。这扇门关上后，意味着迅速组装、发射火箭，开始承接服务订单的计划成了泡影。这个变故打乱了公司的节奏，蓝箭原本的首次发射计划延后了1年。

“民营来做中间的效率大家是有共识的，但这个效率后面会带给这个行业的格局带来什么样变化，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和不确定性，我们是潜在的竞争者。所以这个口子谁来开是个大问题。所以体制内单位不太容易做这样的尝试。”一位民营资本的火箭从业者指出。

蓝箭空间于是决定把上半年开始做的自主研发液体发动机的项目转为公司日后的战略重点，摆脱对供应商的过度依赖。这款关键时刻被提升来的发动机，命名为凤凰，取浴火重生的含义。

“这件事团队的士气是个打击，我们本来想先通过集成打开局面，快速推动。但有了核心技术才能往前走。”

2015年至2017年，体制内的态度和政策的摇摆给一批商业航天创业者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

3 未来和太空竞争

体制内外的从业者，在一个迷茫的阶段相互试探着边界和分工。怎么分地盘，民营资本是否会威胁到传统的体制机构，要对他们开放到什么程度……都还没有答案。

半年后，事情有了进一步的转机。

2017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去驻晋部队某基地视察，他提出要在技术、产业、设施、人才等方面深度融合，努力使太空领域的军民融合发展走在全国全军前列。

这句话给商业航天的下一步发展定了个调子。自此后，包括蓝箭空间、零壹空间、翎客航天在内的几家民营火箭公司开始受邀参加制定商业航天政策的会议。

商业火箭创业者余渝（化名）记得有一次会上的讨论格外激烈，话题的焦点是美国是怎样从法律、资金、政府采购需求等方面支持商业航天的。

“美国在政策法规上的支持力度很大，有几句纲领性的表述：凡是国家需要，私营资本能提供的，有限采购私营；凡事国家需要，私营资本能提供但达不到质量要求的，军方应该培养私营企业使之培养这个能力；凡是国家有需求且由于某些原因，私营资本不能满足的，政府部门应该主动投入资源牵引私营资本使之具备这个能力。”

Space X能起来，跟NASA在背后推了一把有很大关系。

2008年底，Space X已经发射失败了三次，埃隆马斯克的钱用光了，甚至到了必须在Space X和特斯拉之间二择一的地步。最绝望的时刻NASA给了Space X一笔16亿美金的订单，让其为国际空间站提供给12次运输服务。此后NASA一直为Space X提供助力。譬如2012年划拨给后者4.4 亿美金的发展资金，2014年又与Space X签下26亿美金的订单……

NASA的策略是，逐渐把地球轨道运输业务转交给波音、Space X这类商业公司，自己专注于深空业务。

余渝觉得，美国的策略是明确把商业航天交到商业公司手里，跟公益航天区分开。而中国的民营行业和国家队时常有交叉，国家队的强势，挤压了私营资本的成长空间，私营资本在效率和成本上的优势体现不出来。

创业者都在关注中国政策制定方的态度。那次开会，余渝看到桌上放着一摞30厘米厚的草案，涉及到商业航天领域的方方面面，十分详细。这一幕让他判断市场时机到了，公司今年必须提速发展。毕竟大家都想最先成为中国的Space X。

对于政策的波动，最先做出反应的是资本。2018年1月，零壹空间宣布获得5亿元A+轮融资，2月，蓝箭空间宣布获得B轮融资，星际荣耀的一笔融资也即将到账。新项目的估值开始以一亿起跳。

此前体制内机构鲜少涉足的微小卫星和小型火箭市场，可能会迎来一轮爆发。因为除却传统的通讯、遥感场景，物联网和娱乐等新的场景的需求出现了。

微纳星空CEO高恩宇估算，从2016年往后的五年里，卫星市场会达到百亿量级规模。2017年初他还没从体制内出来时，就已经有几笔订单找上门。

根据舒畅提供的数据，全球主网计划卫星有5000颗，中国有1000颗，而中国现在的火箭发射数量刚接近40次。

但受制于缺少适合搭载的火箭，很多卫星还在排队等待上天。作为下游更靠近需求的一端，卫星创业比火箭热度更深，头部公司有30多家，大约是火箭头部创业者的五六倍。正因如此，业内人认为现在投资火箭发射正当时，2018年将是商业航天元年。

但热归热，卫星应用行业现在还没摸出明确的商业模式。牛旼认为，相比美国，中国航天领域的创业者还比较保守。比如，红杉在美国5000万美元投资的Obital Insight公司，是用卫星监测诸如农作物的长势，预测大豆期货的走势，甚至监测企业公司门前的供应商车辆的数量来预测股价，把这种数据卖给金融公司；美国 Planetary Resources 公司将在2020年实现小行星采矿。日本的ALE公司通过发射卫星实现人造流星雨，将会出现在日本奥运会开幕式。未来可能会诞生更多充满奇思妙想的公司。当然，相对传统的市场，比如卫星通信和商业遥感，依然会有很大的市场机会。

已经有人担心卫星发射过多，会造成太空垃圾；但也有航空人把火箭发射和卫星升空，看作是世界范围内的较量：我们如果今天不打火箭和卫星，但美国、俄罗斯、日本等等国家在打。太空中，高轨已经饱和了，轨位和通信的频率有限，已经没有资源了。低轨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早晚有一天也会有饱和的，当低轨飘着别的航天器，那都是别人的私有财产，现在相当于是在抢占空间、抢占资源。

太空，永远都是世界范围内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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