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专家李晓江：道路越修越宽是现代化？不，是贫困时代的遗传观念

编者按：本文来自经济观察报，作者：陈博，36氪经授权转载

这是一个企业跟着人走，人跟着城市走的时代。

说这句话的是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李晓江，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他主持或参与了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珠三角城市协同发展等多个重大区域规划。

经常与企业家接触的李晓江发现，对于一些高新技术而言，难点并不是选择哪座城市落地，而是落地后能不能招到想要的人才。他认为，城市本身对人才的吸引力，才是这一轮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动力。

从2018年，各地掀起新一轮“抢人大战”，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0月，全国超过150城发布了各种人才政策，同比上涨40%。

进入人口结构调整期，一些城市已经感受到劳动力及各类人才短缺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吸引人口成为城市竞争的焦点——这是李晓江观点的重要依据之一。

李晓江称，这一轮人才争夺战，各个城市凭借一流公共服务、生活品质、高收入、住房补贴及教育和医疗等配套来吸引人才。

他发现，虽然那么多城市发布人才政策，但真正吸引人的城市并不多，大部分人选择的依然是北上广深、杭州、成都、武汉等。“为什么？这些城市本身就具备吸引人的基本条件。”

深圳为什么能聚集那么多科创企业？因为深圳对人才具备足够吸引力。在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时，李晓江给出结论：这一轮是好的城市发展吸引人，人才带动产业布局和城市发展。

探索未来城市发展路径

经济观察报：最近雄安成交首块建设用地，在雄安的开发建设中，央企、国企和民企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晓江：雄安发展必须靠市场化力量，依靠央企、国企和民企共同参与，绝不是一方的力量就能实现新区开发。

房企，土地，都不是雄安主要发展目标，雄安是希望用一种全新机制培育出未来的创新型城市，这才是最重要的发展策略。

过去，中国大部分城市发展模式是通过不停卖地来获取土地财政。土地收入应该是一个城市收入结构的合理部分，但延续这种依赖土地收入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实现雄安新区的创新。

我一直认为，雄安新区是中国城镇化下半场的探路者，应该尝试探索出一条摆脱过去路径的全新发展方式。

经济观察报：雄安新区的土地模式会是全新吗？

李晓江：当看到土地出让，就将它视为雄安新区未来发展方向，这可能有点过度解读，我不认为雄安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就意味着一定要走土地财政的路径。

雄安新区肩负着国家赋予的探索全新的发展路径的重任，我们不是不要土地财政，也不是不要房地产，核心在于，我们不能依赖房地产。

 

经济观察报：雄安新区的建设进度如何？

李晓江：实际上，目前雄安新区真正的核心区还未开始建设，更多在做一些前期工作。开发建设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它涵盖诸多外围工程和核心工程。

城市建设需要一个渐进过程，从交通、管道等基础设施开始做起，比如雄安火车站一年以前就开建；紧接着轮到电力、水这些最基本的发展要素；再逐渐过渡到土地开发、房屋建设等。

 

城镇化下半场如何走

经济观察报：雄安新区的活力会从何而来？

李晓江：雄安要成为一个有活力的城市，核心不是投入多少，而是好的人居环境，发展好公共服务。这都是人生活和长居的基本需求，满足这个需求，雄安新区才会对人有吸引力，企业才会跟进。

一流生活品质、一流公共服务和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有关系，它是一个复杂且循环的关系，核心是以人为本，创造吸引人的环境，这是城市发展成功的前提。

 

经济观察报：其他城镇又应该如何激发城市活力？

李晓江：企业来了，人跟着企业走；人口聚集了，城市也就繁荣了，这是城镇化上半场的逻辑，原因在于贫困，首先必须提高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所以人跟着企业走。

这一轮是人才带动产业布局和城市发展，问问今天的年轻人，广州生活也好，深圳生活也好，是先选择单位，还是先选择城市？一定是城市排在第一位的。能不能组合一个很好的家庭，孩子能不能上最好学校？想半天选择一个城市，再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份职业。

我们还发现另一种现象，广州和深圳的双城生活，把家庭安放在最好的城市里，但工作可能在另外一个临近城市，通过两地的交通实现通勤，现在越来越普遍了。

这就是中产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日常在参与一些企业工作的过程中，有些企业会明确表示，不是我来不来，而是我来了以后能不能招到我想要的人才。

 

经济观察报：小街廓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城市设计理念，你觉得这种设计跟城市活力之间有没有联系？

李晓江：不是流行是回归，中国古代、资本主义国家初期的城市都是“窄路密网小街区”。小街廓是国家现在提倡的一种设计理念，希望回归到城市发展本身。

小街坊就是开放的街区，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城市规模。世界上只有中国会把每一个街区都用围墙围起来，我们的道路不需要那么宽，比如，现在一个街坊都是一公里、两公里、四五百米，道路数量很少，所有的交通都集中在有限的道路上。

当交通路网加密后，所有地方都能通行，交通压力就均衡了，人们出行就便利，这是另外一种交通模式。

道路越修越宽是非常不人性化的一个事，走在大街上，通常会感觉自己根本不是人，而是像蚂蚁一样。但如果你走在一个很窄的街区里面，就会觉得自己和环境是融为一体的。

广东有句俗语叫宽路无旺铺，宽的马路一定没人气，一定不会有很好的商铺。所以我觉得“窄路密网小街区”是城市空间供给的一个回归。

 

城镇化不只有一种路径

经济观察报：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大，该反思新型城镇化思路，你怎么看？

李晓江：中国一直用城镇化的概念，城镇化和城市化只有一字之差，实际上是对不同体量城市的关注。

中国有明确的两种体制，一种叫城市体制，一种是镇的体制。用城镇化的概念，是因为中国有200多个县级市和1800多个县城。

当我们强调城市化的时候，意味着人要往中国的600多个城市流入；但我们讲城镇化的时候，是需要兼顾多层次、不同层级的城市，既要考虑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要考虑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层层下沉。

中国每年大量新增人口就聚集在县里面，甚至镇里面从事非农劳动。过去10年，中国超过50%的新增人口并没有进入大中城市，而是聚集在县城。

从农村生活变成城镇生活，从农业生产劳动变成非农生产劳动，这就是城镇化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都市圈或城市群是城镇化的一个模式吗？

李晓江：这是城市化的一种，或者是城镇化的一种。模糊来讲，城市化和城镇化没有特别差距，都是人从农业转向非农、从乡村转向城市转移的过程。

特大城市、超级城市、城市群、都市圈是人口聚集的一种形态，但不是唯一的。我们也从未见过所有先进发达国家，人口单一聚集在某一大城市，它仍然有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

 

经济观察报：京津冀为何没有形成城市群？雄安新区是突破点吗？

李晓江：珠三角发展动力来自于香港和国际，是从外源型经济逐渐转向内需型经济，或者外源和内需并重的结构；长三角更多依赖上海的辐射形成一个区域化的格局。从区位形态对比，珠三角的密度和距离要比长三角紧凑得多。

京津冀也是一种城镇群的形态，但是发育程度、区域一体化程度比长三角、珠三角低得多，问题在于发展差距过大。

城镇群、都市圈形成是多样、多元的，京津冀地理空间不一样，区位不一样，地域文化不一样，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也不一样，驱动肯定不一样。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探索经济人口密集地区，也就是城市群地区的优化开发模式。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培育雄安新区这样一个点，其实是为了改善京津冀的空间结构，从而改变京津冀的产业和人口经济布局。

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这样一个方向，把北京中心城区过于复杂的功能适度疏解出来，这也是一个城市群的空间结构调整。

 

城市发展要迎合人的需求

经济观察报：各种人才引进新政对城镇化下半场会产生哪些影响？

李晓江：首先，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一个重大变化，劳动力不断减少，每年减少400万-600万。劳动力短缺，所以这几年企业招工难，大学生就业也难了，他们很难找到自己理想的就业岗位。

问题出在哪里？过去我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每年新增1000万就业岗位，解决的主要是农民工就业问题。这几年，每年新增农民工人数只有100多万，但每年新增应届大学毕业生850万，2019年可能超过870万人，中国的新增就业人口已经从农民工变成大学生。

大学生是新中产的后备军，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农民工不一样，他们先选择生活的城市，再去选择工作。所以城市为了吸引大学生，就一定要出台人才政策去吸引。

很多地方确实已经感觉到劳动力供给和人口供给的压力。全国600多个城市，已经有100多个城市人口开始减少。所有的城市都在稳住本地人，吸引新增人口。在这种情况之下，吸引人口成为城市之间竞争的焦点。

发展模式也要发生改变，过去只顾生产，不顾生活；只重视产业，不重视服务；只重视GDP增长，不重视社会公共服务提升。这种粗放模式走不通。

下半场转型的核心是城市必须去迎合人口结构、人口总量、劳动力供给、劳动力结构来调整政策。

 

经济观察报：但有人会把吸引人才政策理解为变相松绑限购？

李晓江：有的地方政府或许有这种冲动，制度设计就是以土地财政、房地产依赖为主，任何一个地方政府离开土地财政都可能活不下去。如果长期依赖房地产，那吸引人的背后可能真的就是希望把房子卖得更多，获得更多的土地财政收入。

这一轮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上半场发展中能做的、容易做的事情已经都做完了，下半场绝对没有这样便宜的事。长期采取土地财政、房地产依赖方式，不可能造就一个真正吸引人力的城市。

中国居民在居住条件改善的同时，人居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而是在恶化。我们的楼盘越盖越高，三四十层的住宅根本没有生活质量可言，如果起场大火你能想象吗？未来哪怕管道的更新，设备的更新要怎么做？社会的邻里关系是不是被破坏了？这样的楼高注定要高度依赖所有系统安全运行，一旦某个环境出问题的话，会引发非常复杂的连锁反应。

风险太大了，高层住宅是中国社会未来最沉重的一个问题。像这样一种高密度的发展，我认为是一种极其不人性化的发展，其实恰恰是由于土地财政、房地产依赖造成的。

所以，现在雄安新区的建筑高度控制在45米，45米是什么概念？15层。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高度控制得更严，36米，12层。像这样的楼高，即使停电，我们自己也可以走上去。

现在所有城市的发展，我觉得一个核心在于人。只要有了人怎样都好办，发展工业有劳动力，发展高科技有人才。这些人追求的是好的生活环境，好的生活品质，好的公共服务，好的学校，好的医院，如若违背这个发展规律，城市最终还是会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