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硅谷是全世界的创新圣地。但最近随着Facebook频频遭到抵制、Theranos丑闻爆发、种族和性别不平等问题逐渐发酵,公众对这个创新中心的关注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技术上,大家开始把部分焦点转移到技术对公众福利、社区、商业以及文化的影响上。为此连续创业者、投资人VIKAS SHAH MBE对《连线》主编Nicholas Thompson、Recode创始人Kara Swisher以及《硅谷阴影下的旧金山》的作者Cary Mcclelland进行了采访,以便更好地了解硅谷的新现实。
作为一名投资者,我到世界各地出席了很多场的技术和创新会议,所到之处,我听到那些领袖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想要建立自己的硅谷……”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个常识。旧金山湾区(俗称硅谷)的GDP达8400亿美元,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地区是个国家的话,将会是全球第十八大经济体,比荷兰、沙特、瑞士都要大,只是稍微比土耳其、印尼小一点。也许正是因为盯上了这个巨大的好处,所以才会有那多的领导把民间投资和激励措施均往技术公司的发展倾斜。
快速的技术变革,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变革,已经给我们的文明带来了巨大好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也必须留意和意识到这种增长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们的福祉、民主进程、社区、商业和文化都会受到影响。
为了更好地了解硅谷的现实,我跟三位世界顶级专家进行了对话,他们分别是Recode联合创始人兼《纽约时报》专栏作家Kara Swisher,《连线》主编Nicholas Thompson,以及一流作家、制片人、《Silicon City: San Francisco in the Long Shadow of the Valley(硅谷阴影下的旧金山)》作者 Cary Mcclelland。
Q:关于硅谷的创始人,最大的迷思是什么?
[Kara Swisher]:大家以为这些创始人都是天才,不会犯错,以为他们能解决一切或者对一切都有答案……但其实并非如此。
这属于个人崇拜;但这并不鲜见。无论是贝索斯,Google的那些家伙还是扎克伯格,这些创始人和企业创造者自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这是任何老的高管都可能没有过的。
[Nicholas Thompson] 在硅谷大家感觉有那么30个人的能力大概是大多数人的10倍强,这就好比是人才的幂次定律。如果一位创始人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大家会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才华,因为他们是人才里面的极端。因此,创始人可以有极大的回旋余地,资金涌向他们,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好事。赢得创始人彩票的人有能力做出决策和创新,但也会造成偏见,导致某些情况下创始人在公司的权力过大,比方说马斯克就是突出例子。然而,就马斯克而言,他干了没人干过或者认为有可能的事情,他用卓越的才华瓦解了汽车业……他造出了能飞上太空然后以警告精度返回地面的火箭——这是一项此前没人认为可以解决的挑战。此前投资者一直都给予马斯克充分的资金和自由。但现在呢?已经没人可以制止他了。
Q:硅谷的现实生活是什么样的?
[Nicholas Thompson]大家以为呆在硅谷公司里面就像是在橘子树下生活一样,大家都有果子吃,人人能善待彼此——但真相并非如此……这里也有冷酷,竞争……人性就是这样。在像Tesla这样的故事里,情况会极其混乱。
大概在2016年以前,如果你是在硅谷公司工作的话一定会得到同龄人和家人的无限景仰;你回家过感恩节的时候说你在Facebook、Google或者Tesla工作的话那简直就是荣誉勋章。自从2016年以来,这些公司的角色开始受到质疑——大家担心它们已经破坏了英美的民主!突然之间,在这些诶公司的社会效益下降了——那里不再被认为是神奇的工作地点,当然也会改变在那里的工作感受。
[Cary McClelland]:初创企业是湾区无所不在的活力源泉已成为历史。这里现在已经是巨头的天下。
在这些公司工作不再让你感觉到自己属于创新引擎的一部分了,相反,你会觉得自己是动作迟缓不断蚕食小公司的企业的一份子……实际上,大公司对很多小初创企业的收购更多是为了人才而不是IP。
神话告诉我们你来到硅谷然后开辟自己的道路,但现实是年轻人来到这里基本上是被使唤去做些大企业内部的微创新项目。如果你是虚拟现实工程师,你之前可能是在Google开始做这件事的,然后再到Facebook去做项目,接着可能再去另一家公司……你可能甚至还可以拥有一家自己的公司,但这是很罕见的情况。如果你不知道未来几年你会在哪里工作的话,你的归属感就不够强,会有不安定的感觉。
不过除了员工的体验以外,看看这一改变给这些公司以外的社会结构造成什么后果也很重要。这对于那些不搞技术的社区居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在这些公司内部干活的服务人员来说呢?对于一度属于多样化经济一部分的郊区和中产工作呢?哪些生活在泡沫之内的人往往能拿到房租补贴,得到私人医保,有清洁、餐饮之类的现场服务,以及大量的其他福利——但对于生活在泡沫之外的所有人来说,生活就要困难得多。
资本涌向旧金山和湾区,但除了头部少数人以外,这里的发展并不平衡。如果你在其中一家公司的话,你可能可以在湾区过上稳定的生活,但如果不在呢?你就得做出重大取舍,因为生活标准和房租跟收入会倒挂得非常厉害。而且这里的基础设施(不仅是道路、铁路,也包括学校)已经严重滞后于高速增长。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由于公立学校破烂,为了让孩子上私立学校,哪怕是拿着企业工资的父母生活都有困难或者要做出巨大的牺牲,事情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
Q:社交媒体如何改变了创始人与受众的关系?
[Kara Swisher]:马斯克的健谈不同寻常,但是特朗普、贝索斯或者很多其他人也都在略过媒体,利用社交媒体直接跟粉丝交流。
这方面乔布斯多少算是先驱,他总是操纵媒体,得到自己想要的注意力,这些都是通过活动等手段——直接跟受众互动实现的。
创始人往往会越过媒体直接跟受众接触,只是今天我们接触受众的工具更多了。乔布斯许多年前做过的事情跟马斯克今天所做并没有什么不同。
Q:技术创业者是不是给予了道德伦理足够的考虑?
[Kara Swisher]:这些需要更多地考虑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伦理影响,这一点很重要。许多创始人都没有人文伦理方面的背景知识,但是他们创造的东西又往往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而这些人的能力往往不足以应对这些。
硅谷的人往往会更乐观一些;我想这反过来意味着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发明的潜在影响。我总是开玩笑说技术创始人应该想象一下自己的产品如果放到《黑镜》里面拍的话会拍成什么样……
Q:对创始人的个人崇拜在技术设计伦理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Nicholas Thompson]在硅谷有无数关于伦理的讨论,每一家公司都在往这方面着想和行动。Google对AI走势的影响比全世界任何一家公司都要打,他们有很多工作组在审视伦理、可解释性、偏见方面的问题……关于人类应该如何发展的那些影响深远的选择要依赖于我们现在对AI的选择,而且很多选择是由Google的工程师和产品设计师做出的,这件事情既有趣又复杂。另一方面,Google的行动是负责任的,而且也在严肃地思考着。如果我们要把对人类未来的决定交到一家公司身上的话,我宁愿是Google而不是别人……
[Cary McClelland]业界很少有人具备政治、人文以及任何赋予你对社区的情绪感觉的学科方面的专业知识,也缺乏诊断和引导社会问题的工具。你能想象到里面需要很多的技术知识,但是要想理解政府或者社会福利方面的问题,你需要的是不同的技能。
扎克伯格和他的团队创建了一个全球化的社交平台,那几乎就是一个国家。就像任何社会一样,它也需要治理,但这些公司一直以来很多一听到管治问题就烦。先隐瞒,被抓到了再道歉的策略是一贯的手法,而不是制定需要公司实施某些限制,同时为了平台和社会的长期健康而牺牲部分收入的政策。
Google曾经找人评估过这方面的风险,但是评估容易,做出改变很难。
Q:硅谷企业对解决性别和种族不平衡问题究竟有多在意?
[Kara Swisher]:我还没看到这些公司认真对待过此事,否则早就有就结果了!得了吧,这些都是聪明人,他们知道有办法改善多样性,只是没有去做的意愿罢了,就这样。他们会找出各种理由解释为什么自己没有做,但这些可都是地球上最聪明的一帮人了——如果他们想做的话,会找到办法的。
有很多调查研究表明多样化的公司表现更好,但我想他们在招人以及认为谁够格的问题上就是有偏见。就这么简单
[Nicholas Thompson] 硅谷的文化哪怕跟6个月以前相比已经极为不同,更不用说跟几年前比例。在种族和性别平等方面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就此前者还不是个议题而言,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取得进展需要时间,但多样性无疑是这些公司内部的重要话题。
需要在人和算法上有一些特别的性别与种族问题事件发酵才能看出大家是怎么对待的。这会营造出健康的对话,也会带来健康的变化。
Q:你们对硅谷创始人慈善方面的努力怎么看?
[Kara Swisher]:说实话,很多创始人都是极端利己主义者。对其中很多人来说,他们的慈善不是为了捐助,而是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我的意思不是要富人散财——这是好事,但这些创始人捐钱的时候往往考虑的是自己而不是对方。他们花很多时间谈自己是怎么想的,我只希望他们把钱捐出来然后闭嘴!
洛克菲勒就是这样。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图书馆等等……有钱人总禁不住自夸。
但不管怎样……只要他们愿意捐钱我才不在乎他们给自己拍马屁呢。他们当中要有人没那么自负的话当然好,但那不是他们的本性。
[Cary McClelland]:慈善发生在私人财团、基金会和组织而不是大家对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的公共领域。慈善旨在为政府无法承担或者无法大规模操作的事情提供资助,而不是反过来……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慈善取代了政府的作用。
Q:超凡的硅谷创始人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质?
[Kara Swisher]:说实话,大多数这些创始人都是在出名了以后才看起来更特别一点的,对吧?……不过一定要我说的话,我看他们大部分在面对不的时候都非常固执。他们非常肯定——经常犯错,但永不迟疑。把这些创始人说成是非凡有点用词不当,我认为我们都会同意任何人一旦成了亿万富翁都会变得更有趣了……
[Vikas:像乔布斯一样的人也是这样吗?]
乔布斯真不是凡人,他不一样。他配得上身上的光环。他做了很多真正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不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家伙,但我想这也不是大家对他的期望。我认为他就像任何人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
乔布斯这个人很鼓舞人心,所以直到今天大家还在讨论他。他不是技术学家……他周围的人是……但他真的很懂技术,并且很懂得怎么把技术灌输给大众,这是他最大的本事。从很多方面来说,我认为贝索斯也是一样;他也不是技术专家,但是个很有想法的人,知道如何将真正重要的想法和技术结合到一起来改变世界。但哪怕是贝索斯,他是不是越成功就看起来越特别呢?事实上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手上拿着1600亿美元会让你显得特别的,对吧?这不是说他跟你我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是钱罢了。
Q:你们对硅谷的投资环境怎么看?
[Kara Swisher]:有问题的不是有没有人拿到资金,而是谁拿到了。来来去去就是那26个白人男性,都是来自那6条街的风投家。但是到处都有人才,不同肤色的,还有女性,那么多的群体,但投资者往往只投那些看起来跟自己一样的人。这种生活当中并不鲜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Nicholas Thompson]有大量资金流入到硅谷公司里面,其中很多钱最终都是会浪费掉的,还有很多分配非常低效……风投市场显然是只有相对少数赢家的市场之一。然而,硅谷的风投市场无疑是这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创新的原因之一。能争取到大量资金支持你的疯狂想法,让你可以去招人和冒险的能力,这是很好的事情!这并不意味着时间被浪费掉了——失败也可以导致SLACK这样的项目诞生。
我担心的是风投业总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会有一个赢家。这是一种会自我延续的迷思……意味着当你领先时,你就能获得所有的资金,让你可以进一步领先……导致竞争减少,这对创新来说不是最有利的。
Q:Theranos那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Nicholas Thompson] Theranos这件事会让硅谷沉思多年,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想创始人崇拜在其中扮演了很大的角色——Elizabeth Holmes兜售了一个硅谷愿意买单的神话……她是辍学生,有超凡魅力和大想法……不过一大未解之谜是为什么那么多跟她共事与合作的人,本来知道这是个骗局了都不愿意说一句话。记者没有指出,看门狗没有,投资者也没有,直到已经造成大量伤害之前都没有透露一点消息。Theranos标志着硅谷的一个悲剧时刻。
现在硅谷需要的是一点现实主义。硅谷需要有人看着,识别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迷思。这里有很多的天才,但也有很多搞推销的。因为钱才是利害攸关的东西,所以硅谷有很多人非常擅长做出看起来像真的但其实不是的东西。
Q:哪里可以取代硅谷?
[Kara Swisher]:中国很有可能挑战硅谷的霸权;不过可能并没有真正的霸权,只是现在其他地方的行动可能会对硅谷发生的事情构成挑战。
[Nicholas Thompson] 我不认为有谁可以取代硅谷或者成为新的硅谷,但肯定会有一些技术中心发展很快,也许比硅谷还快。另一方面,硅谷有非常成熟的风投业,以及像斯坦福、伯克利这样的大学,有老牌的公司,因此也有相应的就业池和社区……这些因素无疑能令硅谷继续保持全球技术创新的杰出地位。
[Cary McClelland]:Amazon最近搞了一次全国性的“选美”活动,想要选出在哪里设立新总部。很多小一点的城市都希望借此机会建设自己的技术中心,但当然Amazon选择了就在华盛顿特区外的里士满……然后是曼哈顿对面的皇后区(也许是因为纽约提供了30亿美元的税收优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来自社区草根阶层对纽约市政府以及Amazon施加了压力,导致后者撤回了该决定。当地社区希望确保总部能够整合进社区里面,并且要接受社区的条件——并且无论税收优惠以什么样的方式提供都要转变成对当地的再投资。我是在纽约长大的,我理解拒绝270亿美元经济活动对于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因为大家并不真心相信经济好处对于在这座城市工作的普通人来说会有什么不同。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类当地行动有助于纠正那种财富分配失调和不均的情况,那是不可持续的。需要做出的取舍正变得越来越大,大家也变得越来越擅长为自己利益发声。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反创新,而是要意识到技术要付出真正的社会代价。在帮助大家沟通、协作和表达自我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技术为部分经济和社会创造了奇迹,这是可喜可贺的;但我们是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面的,创新并不是唯一的社会福利。
我们也还没有好的手段来对社会福利进行量化来适应我们对社会的经济性评估。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指标,我们没办法量化一个最近开始社会公益职业生涯的斯坦福毕业生的贡献与已经为社区鼓与乎了10年的个人所做出的贡献之间的差距。我们没有办法衡量公共部门专门知识的无形价值。所以我们有可能忽视了那些站在做出最大公益前线的人的价值。
我们必须确保不会放缓创新的速度,但同时也要确保技术创造出来的好处更公平公正地让全社会分享。
原文链接:https://thoughteconomics.com/the-reality-of-silicon-valley/
编译组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