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无法逃离“996”？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边码故事”（ID:tech-kk），作者：劳育聪 芬兰奥卢大学信息学在读博士，编辑：JUMP，排版：隋欣，36氪经授权发布。

在“996”与“内卷”被不断提起和讨论的语境下，即使已经有如此多讨论，“996”并未被消除，反而从最初的特指，逐渐演变成一个象征性的“超时加班”符号，以无形或有形的方式更广泛地渗入全行业的角角落落。

那么，超时加班制度，是如何在互联网行业野蛮生长的？加班制度下的互联网工作，依然是令人眼红的体面好工作吗？笔者通过对互联网从业者的调查访谈，试图来解答这些问题。

01 不是必须加班，是所有人都在加班

汪凡已经在杭州这座城市呆了7年。从上大学，到实习，再到工作，换工作。工作期间，他的职业一直都是程序员。

2017年，大学毕业后，汪凡入职一家金融互联网公司做开发，两年后，因不满薪资，跳槽进入一家小微创业电商平台，成为Java开发工程师，工作环境相对宽松。

公司规定早上9点上班，晚6点下班，没有强制要求员工加班。汪凡说，“事实上，每个开发岗位的人几乎每天都会自觉加班，很多时候，周末公司都会有员工在。算下来，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至少超过10个小时。”

图|《我，到点下班》剧照

因为默认为自愿加班，所以加班多出来的时间并没有补贴。但是公司允许员工可以依据加班时间来申请额外的调休时间。

休假流程也很繁琐，申请提交后，要经过领导层层签字，获批率低。在汪凡眼中，相比于其他互联网企业来说，自己的公司已经算是“仁至义尽”。

方毅所在的公司是汪凡口中下一步想跳槽的“互联网巨头企业”。方毅也是一名程序员，在他所在大厂，“996”的工作理念早已渗透到了每个部门的细枝末梢。

奇妙的是，公司中也并未明文规定要求“996”，但几乎每个人都会自觉在工位上待至晚九十点才会离开。

方毅最害怕的就是项目上新那几天：“一个小组的人要每天从早上9点半工作至晚上10点，大脑一直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等回家的时候，已经无法思考。”

艾丽在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从事产品设计师。公司默认是“995”（从早9点工作至晚9点，一周工作5天）工作机制，但其他同事都会投入许多“自愿加班”时间。

忙的时候，艾丽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办公室，没有私人时间结识工作以外的朋友，至今还是单身。

近几年来，由于自身所在细分行业发展没有之前那般迅猛，加班强度也略微有所下降。当开始能挤出点自由时间时，艾丽的回应却略显矛盾：“也希望行业能好，不然可能就得换个工作了。”

图|《我，到点下班》剧照

无论汪凡、方毅，抑或艾丽，他们分别代表着目前互联网“996”阴影下的一个个剪影。

如此司空见惯的加班，对于行外人来说，也早已不是一个秘密。可即便是如此，人们还是争相涌入。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巨头企业则备受求职者青睐。其背后，互联网行业比较有竞争力的工资成为最大驱动力。

根据《新民晚报》2020年8月21日报道，虽然2020年遭遇了疫情冲击，但近半互联网企业校招并未受影响，甚至有30%的企业逆势扩招。

与此同时，诸如豆瓣小组、微博等众多社交网站，个体抱怨互联网行业“内卷”的言论也比比皆是。

人类学家项飚解释“内卷”为一个陀螺式的死循环，我们要不断抽打自己，让自己就这么空转，每天不断地自己动员自己。所以它是一个高度动态的陷阱，非常耗能。

那么，若是在加班成风的结构下去考虑这些相对收入较高的“体面”职位，在互联网企业奋斗到底是一个值得的选择吗？

02 微观权利：个体企业施加加班压力

当笔者问及这个问题时，重新审视互联网加班制度，我们会发现，近几年尽管媒体从不同角度屡屡公开讨论超时工作问题，但这种不合理的劳动制度丝毫没有被掘弃，反而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渗透全行业并开始逐渐固化，甚至还有向其他行业蔓延的趋势。

从笔者的角度来看，如此顽固的劳动制度是由微观与宏观层面上的权力（power）共同以及相互作用下产生的。

根据互联网产业从业者们的回应，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及公司内部的竞争考核机制。

不同机制虽然有着不同内容——有些关系到员工收入与晋升，有些则关系到员工最终去留。但设置这种制度的核心万变不离其宗，其目的都是为了公司发展与利益。然而，竞争考核机制的存在，却无形中助长了超时加班的威风。

图|《我，到点下班》剧照

童枫与方毅在同一家互联网巨头企业不同部门工作，集团对于员工考核十分严格。

不同部门有着不同规定来制定员工的年度KPI，但是有一条覆盖了众多技术小组：如果小组中某个人连续两年综合考核为全组最差，那么这个人将会被辞退。这个考评，一般由小组组长来完成。

事实上，童枫一开始只对完成KPI感到紧张。早在实习时期，他每天都会留在工位上直至晚上十一二点，再抓紧时间学一些东西，解决一些问题。

转正后，他也丝毫不敢松一口气，火力全开从早上9点半工作至晚上10、11点是常态。“我担心，一旦放松自己，就没办法完成任务量。”他说。

但时间长了之后，童枫发现真正令人担忧的并不是KPI，而是所谓的两年综合考评。这一点上，他与方毅有着相似的看法：

“从我的角度来看， 一般情况下，在KPI压力下，组里的每个人在工作上都会非常努力，水平也不相上下。但是，终会有一个人是垫底的。所以，最后影响组长打分的，早已不是业绩这么简单。”

从他们的角度而言，在组长面前的表现以及与组长的关系也成为竞争考核机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图|《我，到点下班》剧照

来自小微互联网企业艾丽则表示，考核制当前，总是想在领导面前表现得好一些。偏偏她的领导又是一个“工作狂”，所以领导不下班，她也跟着不敢下班。即便是当日工作已完成，她也会坐在工位上，不是“摸鱼”，就是再找些其他任务做做。

由此可见，在工位上待至深夜甚至节假日也加班的员工中，除了有学东西、做任务的以外，也少不了各种在领导面前树立勤快印象的人。

一旦越来越多的同组成员留在工位上加班，准时下班的人就成为了“不勤快”的少数人，从而令更多人加入加班的队列中。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这种压力通常可以迫使个体为了遵守团体社会规范而改变其态度与行为。

图|《我，到点下班》剧照

除了竞争考核机制以外，公司小组式的组织结构再度强化了超时加班的制度。这一点，尤为明显地体现在了项目上线的时候。

每一个受访者都表示，上线如同打仗一般，必须要全员在那里加班，直到上线结束。一般来说，公司上线的时间往往在夜间。所有组员必须要打足十二分精神，随时准备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

每当上线任务结束，员工们回到家中，已是凌晨，一头扎进床上就能睡着。而许多受访者表示，即使如此，也没有额外加班费，如果有调休都算是一种恩赐。

最后，不得不提的则是业务数量。在发展过程中，每家互联网公司所承接的业务数量都会得到大幅度提升。自然而然地，围绕业务开展工作的从业者们，也将面临强度更大的劳动量。这种趋势，也将进一步加强超时加班现状。

以电商行业为例，2009年，众多电商企业员工可能只需要在双十一购物节前后超时加班。今天，双十一早已不再是唯一风光的购物活动，“618”、“女生节”、“双十二”等促销一样热度高涨，这就再度延长了互联网从业者们的加班时间。

方毅表示，去年618前后，自己的小组如同打了鸡血一般，接连加班，尾牙几天往往已经开始感到有些体力不支。每每结束盛大的购物节之后，他总是要休息很久才能缓过来。

直到如今，即便一家公司不明文规定加班文化，员工们都会自觉主动地进行超时加班。来自公司内部的压力，如同隐形的大手，将员工们强行摁入加班文化。

03 宏观权力：行业竞争席卷个体企业

微观权力来自互联网企业内部，而宏观权力则来自整个互联网产业。

每一个行业，都由大量个体企业构成。个体企业在特定的机制下利用人力资源，以达到自身业务发展目标。而事实上，诸多崇尚加班文化的企业的确达到了营收飞速增长目的。

在每一个个体企业的作用下，整个中国互联网产业得到了飞速发展。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报告《2020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现状分析》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34.8%。

如此庞大并持续上扬的市场，对于每一个入场的企业来说，别具吸引力。人人都想分得一杯羹的产业环境，再次反作用在每一家个体互联网企业上，促使他们试图用增加劳动时间，来驱动员工们去创造更高价值。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近年来，互联网产业不同细分领域之间的壁垒正在消融；同类型个体企业，也在实现多种形式合作。

这里有一个典型例子。在网购成为流行生活方式、电商之间竞争更加激烈的今天，社交电商横空出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直播带货。

卖货在这个时代早已不再只是电商企业的专属狂欢，它往往会联动视频应用、社交媒体等更多元素，共同促成一场成功营销。

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互联网产业组织类似于个体企业内部的小组制度——不同业务将产业划分成了不同小组，每个小组中又有来自不同领域的个体企业，共同合作完成一项任务。

相似地，但凡参与其中的一家企业倚靠劳动力超时加班去完成业务中的一环，其他企业也很难保持自己的正常步调。如此合作，也导致了超时加班制度在行业内更加流行的现象。

以上各个因素，从宏观层面，将发展压力由整个产业传递到每一个公司，再影响到每一个个体劳动者。大规模个体实践，令超时加班制度成为一个广泛且难以颠覆的固化现状。

虽然我们在网络世界中曾见过诸如“996.ICU”这样对于过度加班制度的反抗。而反观现实时，却显得有些凄凉——

正因为形形色色的超时加班实在太过于普遍，从业者们或无法逃离，或干脆已经向这种现状妥协。

目前在一家AI 医疗公司中工作的程序员房科在受访中表示，类似于“996”这样的超时加班制度，早已成为一个行业现状：“只要在这个行业中工作的人，早就已经习惯了，因为抱怨也没有用，最后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汪凡则在每当觉得加班太累的时候，想办法安慰自己：

“我会想想自己的朋友。他现在在一家金融企业做产品，加班比我们公司猛多了。他回来总是跟我抱怨，说连五一都安排了上线项目。在这之前，他已经连续工作了许多天，每天的任务量极大。”

这样对比起来，他突然觉得自己所在的环境还算可以。

相对于房科与汪凡来说，艾丽给出的回应更为直接：“逃无可逃”。

她表示，自己对于“996”等各种形式的加班早已深恶痛绝，但若是换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的工作，最终仍然难以逃脱加班“魔掌”。所以，她的目标一直都很明确——争取之后跳出这个行业去从事其他工作。

04 新“不稳定工作”

这样看来，似乎互联网产业广泛的超时加班现象在短时间内无法被破除。那么，即便如此，为什么众多劳动者依然选择留在这个产业内发展？

除了跨行业从业的高难度以外，另一个原因则是许多人依然认为，相比其他行业，互联网行业的薪资具有竞争力。

然而，不置于劳动时间的结构下去评估薪资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不妨作一个比对。根据拉勾网最新发布的《互联网人薪资报告》，2021年开年以来，互联网职位平均薪资达到了每月15600元人民币。

我们再来假设，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按照“996”的方式来工作，其每个月工作总时长为288个小时，平均时薪是54.17元人民币，并不高。拿到这个时薪的背后，我们再看，一个互联网从业者除了需要投入加班时间以外，还需要付出哪些代价？

图|《我，到点下班》剧照

几乎每个受访的互联网从业者都表示，工作之外，私人时间太少。另外，过量加班也逐渐模糊了私人与工作时间的界限。

汪凡告诉我，他一天大多数时间几乎都是在工位上度过，即便回到家中，有时还需要浏览一下技术论坛或是阅读技术书籍。最令他不满的点在于，有时候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手机就会被公司系统自动发出的短信疯狂轰炸，勒令其必须赶回公司解决问题。有几次午夜时分，前脚才刚踏入家门，后脚又得即刻穿鞋出门返回公司。

从业者们年轻的身体逐渐也开始面临健康危机。每一个受访人，几乎都毫不犹豫地表示了自己对身体的担忧。每年公司提供的免费体检福利，常常令他们忐忑不安。

房科在接受访问时表示，自己的身体一直都不错，然而仍然会有亚健康状态。

另外，近几年来，他明显感到自己的头发变得越来越少，也不知道与高强度工作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像脱发、腰肌劳损等各种身体问题，应该是程序员的老毛病了。”他表示，身边的同事，多多少少都有各种健康的问题。

艾丽进一步表示了对于健康的担忧。一方面，她担心自身年龄增大会影响技术能力；另一方面，她又觉得过度加班正在逐步透支自己的身体，迟早有一天会影响工作。

劣汰的竞争机制，也令互联网从业者十分惶恐。看似收入不错的岗位，并不意味着稳定。

这一点，身处大型企业的方毅实在太有感触了。家人与朋友都非常羡慕他所拥有的这份工作，但只有他知道，自己为了保住这份工作每天顶着压力加班时那份深深的疲惫感。

图|《我，到点下班》剧照

在方毅眼中，大型企业中的人员流动变化迅速，来来去去的人早已从侧面映射出这份工作的不稳定性。“如果我减少加班，或许两年以后，我就会卷铺盖走人，永远失去这份薪水。”他说。

另外，想要令手头这份薪水增加也并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对于互联网工作者们来说，令收入上升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晋升，另一种是跳槽。晋升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但事实上，只有少数人才能升级成为组长或高管。大多数人会尝试在积累一定经验后，通过在行业内跳槽完成收入的增加。然而，面对目前极为庞大的行业，跳槽的不确定性也很大。

同是大厂工作的童枫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我的大厂背景，可能在重新找工作的时候是个加分项。但眼下，互联网行业人才辈出，很难说我在跳槽之后一定能再找到个更满意的工作。”他说，每每想到未来的发展方向，便会在加班的同时倍感焦虑。

图|《我，到点下班》剧照

在社会学领域内，有一个概念为“不稳定工作”（precarious work）。它原本指代的是与“标准雇佣关系”相反的劳动形式，比如一些没有保障、不稳定、随叫随到的工作，尤其指代一些女性所从事的临时性无保障工作。

但今时今日，当我们重新审视互联网工作者们背后所承载的包袱时，不禁发现，或许这个所谓好工作的本质，更接近于“不稳定工作”的内核。

这样看来，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互联网这份“香饽饽”工作呢？理想工作还存在吗？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