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伯克利拉下神坛”背后，是流行音乐教育的“幸存者偏差”

明星不是一种专业，不需要文凭。但流行音乐产业确实需要更多专业人才和教育的支持。

前段时间，一篇名为《是时候把伯克利学院拉下神坛了》的文章，让伯克利音乐学院（Berklee College of Music）与其所代表的流行音乐教育体系，成为了业内外探讨的热门话题。

文章提到，从选秀选手到成熟艺人，国内娱乐圈艺人经常传出被伯克利录取或前往参与进修的消息，例如王源、钱正昊、欧阳娜娜、张杰、葛佳慧等，含“艺”率高，且常有新闻将学校品牌作为艺人的正面宣传材料。

然而，和其他海外院校申请相比，伯克利的申请条件和要求相对宽泛，录取率高且学费高昂。文章作者也表示，在查询美国高校排名数据时发现学院的排名不高，盘点该学校毕业艺人时也发现部分国内艺人表现不佳。

综上，该文因此对伯克利的“含金量”提出质疑，认为其被粉丝和不明真相路人抬上了神坛，并对国内艺人前往“镀金”成风的趋势表示了反感。

同时涉及到海外留学、娱乐圈艺人职业发展等大流量话题，“把伯克利拉下神坛”的话题一经发布，便在社交媒体中迅速发酵。

在有出国打算和音乐学习意向的家长和学生这边，“伯克利到底值不值得去”让其在决策方面变得更加审慎；音乐爱好者们则对流行音乐教育体系提出了更多问题：流行音乐到底需不需要用“文凭”说话？艺人去上学到底是不是镀金？

关于伯克利是否“名符其实”的问题，在热度和喧嚣过后，已经有部分音乐产业从业者，以及专业院校在读和毕业生群体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声，客观理性地对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招生培养制度、专业方向和校园风气等进行了阐述，同时也对流行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教育之间的专业差别、教育方向和就业状况进行了分析。

而这些问题和答案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其实反映出了以伯克利音乐学院为代表的流行音乐教育体系，在大众眼中依旧存在着“幸存者偏差”。

幸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是一种常见的逻辑谬误，指的是只能看到经过某种筛选而产生的结果，而没有意识到筛选的过程，因此忽略了被筛选掉的关键信息。

毕竟，“明星校友”并非只有大众常接触到的进行表演的音乐人群体。和其他产业一样，流行音乐的台前幕后都需要有专业技术、资本与人脉资源的支撑。而除了“造星”，流行音乐教育在产业发展进程中还具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什么业内外对伯克利音乐学院的认可度高，首先不得不提到其在流行音乐教育和产业方面的历史地位。

Lawrence Berk是一名毕业于MIT建筑工程专业的高材生，但受到波士顿当地音乐氛围与当时爵士大乐队的影响，他也拥有钢琴、作曲和编曲等专业技能，是一位狂热的爵士乐拥趸，年轻时进行过不少演出。

1945年，37岁的Lawrence Berk在波士顿Newbury Street购买了一栋3层小楼，和其他十多名受到音乐理论家Joseph Schillinger影响的同伴们开始在此教授学生爵士乐以及商业配乐（主要针对电影、广播、广告和舞蹈等）相关课程。

有别于以古典乐为主的传统音乐教育体系，Lawrence Berk团队基于Schillinger音乐创作系统等理论的音乐教育体系为当时“难登大雅之堂”的爵士乐和商业音乐开辟了教育市场的新天地。

而随着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爵士乐的进一步普及，学校毕业生群体在世界级的爵士乐团中的频繁亮相，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大，其自成一派的教学体系也逐渐稳固。

1954年，该学校正式从“Schillinger House”更名为“Berklee College of Music”，并在7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将流行音乐产业从业所需的乐理、蓝调、摇滚、音乐教育、市场管理、音乐制作、音乐科技等加入了课程体系。

2016年，伯克利和古典音乐学院Boston Conservatory合并，两校共享教学资源，双方在录取和学科管理方面仍然保持相对独立。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传统音乐教育对流行音乐教育的认可，以及两种音乐领域从教育根源上的交互意愿。

有数据显示，伯克利校友在不同领域一共获得了超过300座格莱美奖杯，成为流行音乐学院之最，这也是最初其被称为“明星工厂”的原因。

而关于其教育质量的争议点也集中于此。回到开头对于伯克利录取率高和明星进入伯克利“镀金”趋势的探讨，这一点和流行音乐教育趋于产业化的“宽进严出”不无关系。

专业上看，爵士乐与流行音乐产业相关技术专业是伯克利的立身之本。对此，甚至有伯克利的校友在网上表示，“美国爵士学生里流传着一句话，如果你在伯克利是top level，你在任何一个学校都是top level”。也有网友评价“伯克利之于流行音乐，正如清华之于理工”。

除开吹捧的成分，客观来讲，伴随着流行音乐产业成长的伯克利教育体系，与产业发展轨迹基本重合，可以将其看作是现代流行音乐产业的一个“缩影”，其也的确源源不断地为流行音乐产业的各个环节输送了大量人才。

和传统音乐教育的“进窄门”不同，伯克利的专业设置包含产业各个重要环节，有代表学校“门面”的爵士作曲（Jazz Composition），偏向市场化的音乐商业（Music Business），交叉学科的音乐治疗（Music therapy），面向艺人定制的专业音乐（Professional Music），也有偏向幕后和技术的电影配乐（Film Scoring）、编曲（Contemporary Writing & Production）、录音工程（Music Production & Engineering）和电子音乐与音效设计（Electronic Production & Design）等。

这些专业有易有难，有的专攻市场，有的专攻技术，其入学率高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

网上曾有一篇介绍伯克利的文章，其中对于伯克利的包罗万象进行了如下描写：「即便到了今天，你依然能在伯克利音乐学院里看到很多“大龄学生”，有20多岁的，有已经工作了几年的，甚至有60多岁的，但因为对音乐的热爱，他们都在一所学校里追逐同样的梦想。」

这种“一锅炖”的方式自然也具有“双刃剑”属性。好的方面是，能帮助在校学生进行人脉积累与产业学习，为想要进入音乐产业的学生提供了更多职业方向选择和就业机会。

至于这种模式为什么会成为流行音乐教育的特色，也和流行音乐产业的发展步调有关。

有几位同时接受过国内传统音乐教育以及海外产业教育的从业者向音乐财经（ID：musicbusiness）表示，在国际上，学生们围绕古典乐展开的传统音乐教育后，就业面较为成熟，且大部分涉及到的产业环节都属于非盈利性质，有国家相关基金和政策拨款支撑，商业性质不强。因此，该领域教育展现出的更多是“小而美”的专业性。

而流行音乐产业和大众市场、娱乐市场有强关联，意味着其商业性较强，因此，从教育方面已经开始考虑为不同产业留下接口，为内容打开更多潜在消费市场，提升流行音乐价值。不难推测，伯克利宽进严出的逻辑和广泛的课程设置，均有助于流行音乐产业扩大外延，获得更大的商业规模。

国内乐评人邓柯在微博转发一条提到伯克利被拉下神坛而“一声叹息”的网友评论时也提到了流行院校的经济问题，“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学校经营出现困难，所以提高了在亚太尤其是中国的招生数量，那么入学门槛和学生平均水平下降是一定的。但评价这种学校的水准要看上限：有多少大师，又出了什么新教材和好的教学法，培养了多少牛人大腕。”

正如邓柯所言，伯克利这种模式的坏处也十分明显。一方面，较为宽松的准入门槛让伯克利的生源素质参差不齐，为其对外展露的教学质量和口碑带来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高精尖的技术专业大部分“隐藏”在幕后，为商业和市场服务的专业也鲜少被产业外的大众所知晓，因此，和娱乐相关的艺人则毫无悬念的成为了伯克利在大众市场最大的“门脸”。

矛盾的是，由于艺人职业和行程关系，其学习过程和产出结果在学校方面不太好把控，这也成为了流行音乐教育口碑形成“幸存者偏差”的重要来源。

在“拉下神坛”文章发酵后，一位名叫吴笛的伯克利演奏专业本科毕业生在B站发布了一个针对该文章观点的解惑视频，指出学校不存在神坛一说，而是更应该客观理解流行教育的理念和本质。

其中，吴笛提到，伯克利的教学理念与“有教无类”相似，“伯克利不介意你缺乏系统的乐理知识，因为伯克利自己有一套非常科学的命名系统，如果你不了解这套系统，考进来了也是要重新学起的。伯克利之所以可以有相对于其他知名音乐院校较高的录取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足够的规模可以从教你「认识五线谱」开始，但这不代表伯克利没有自己很严谨的音乐理论体系。”

有部分在读和已毕业的伯克利学生也向音乐财经（ID：musicbusiness）描述，在进行专业学习之前，伯克利在前几个学期会有基础课程学习，学生需要根据自己的专业规划进行基础知识储备。

入学时，学校为学生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试题，里面包含从基础到进阶的音乐相关问题，旨在根据学生情况，帮助其找准定位，进行课程和职业规划。

其中，几位不同专业的学生不约而同地向音乐财经（ID：musicbusiness）提到了一个名为Professional Music的“鬼牌”专业代表。

该专业分为表演、音乐创作/制作和商业三个方向，没有为学生预设职业道路，而是鼓励学生和课程的专业顾问一起定制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目标，“创建自己的专业，以实现您的音乐目标”，非常适合就读其他专业、但有强烈个人目标的学生群体，以及没有太多时间学习幕后技术，但对职业规划有明确要求的艺人群体。

对此，专业主席Sean P. Hagon则表示：“音乐赋予我们探索，梦想，生活和激励的自由。它最终使我们变得更像自己而不是更像其他人。”

从伯克利的校友展示页面可以看到，Kiesza、Lalah Hathaway等不少歌手、乐手和音乐行业创业者均有Professional Music学位，王力宏也曾于该专业就读。

而之所以称该专业为“鬼牌”，正因为专业个性化较高，其带来的效果也因人而异。

这种用得好就是王炸，用不好就是浪费的“鬼牌”特征也并非Professional Music一个专业独有。在伯克利营造和强调的自由氛围下，专业的“鬼牌”效应也明显地印证在了从业者、特别是艺人的身上。

试想，带着“伯克利光环”的艺人们在综艺和现场演出里出现在大众眼前，他们专长不一，素质也因个人在专业学习时的参与度而显得参差不齐。

部分艺人表现出的不专业，在综艺剪辑等夸张效果处理后，则明显容易让舆论导向“伯克利有问题”、“流行音乐教育有问题”，让大众忽略音乐产业中其他接受流行专业教育的优秀人才的付出和努力，对流行音乐教育失去信心。

长远来看，这一点其实对于国内初具雏形的流行音乐教育体系来说也会造成一定冲击。

以1981年升格后的广州音乐学院（85年更名后为星海音乐学院）、1993年成立的北京现代音乐学院、2001年成立的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乐学院为代表，我国的流行音乐教育起步较晚，一开始，其教育体系也未和传统音乐院校有明确划分，更多倾向于专业技能的培训。

直到近几年，随着传统音乐教育院校的定位越来越精准，国内的流行音乐教育也有了更清晰的体系，也培养出了不少在台前幕后活跃的音乐产业从业者。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次发生的“把伯克利拉下神坛”话题探讨，也激出了一些隐藏在幕后的从业者和专业学生，进一步解读流行音乐产业和教育构成，以及对国内外流行音乐教育进行对比。为大众、学生群体和想要入行的潜在从业者们提供了更多专业的进修思路。

至于如何打破这种偏差和迷思？未知带来的恐惧和质疑，自然需要更多更透明的产业普及和优秀的流行音乐作品来为其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