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财经》记者宋玮(公众号:latenews by 小晚),已授权36氪转载。
对于内心骄傲的老罗来说,锤子科技创立四年来发布的三款产品,销量都没能达到预期,是一件难以接受但必须面对的事情。
对于具有“攻击性人格”的老罗来说,面对近期一系列的负面新闻,他愿意坐下来,一问一答地老实回答和解释,同样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7月12日,望京绿地中心锤子科技办公室,罗永浩接受了《财经》记者专访。他对以下问题第一次作出了详细的回应:
6月25日,一位罗粉起诉锤子科技虚假宣传,要求锤子科技退回手机并进行赔偿。这位粉丝问,“罗永浩曾经的体面去哪了?”
6月28日,有媒体发文称锤子线下销量惨淡,苏宁旗舰店一月难卖一台,其官方代理商单日销量从60台下降至1、2台。
6月29日,媒体通过查询工商资料曝光,罗永浩将其所持有的205.38176万股锤子科技股权质押给阿里巴巴,生效日为6月27日。罗永浩在锤子科技中的持股比例已从56.3%下降至28.46%。
7月10日,有媒体称锤子科技近期有多达20名高管离职,引发震动。媒体撰文称,《锤子四周年:情怀败给了现实,老罗还能撑多久?》
多数人都认为锤子已经到了最糟糕的时刻。而老罗自己怎么想、怎么看?
老罗:锤子是一家900人不到的中小型创业公司,公司真正意义上的高管可能10个都不到,怎么可能有20多个高管离职?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离职率大概是百分之十几,和以往差不多。总人数一直在增加,上半年新增员工数在一百人左右,同时,很多重要岗位上的合伙人级别的高管也都陆续快到齐了。CTO钱晨确实是离职了,除他之外,没有其他高管离职。我们根本没有CFO ,我们COO和财务副总裁是在职的。
老罗:Jeff是一个喜欢有品质的生活,喜欢工作和生活比较好的分开的人,但因为参与了一个创业公司,过去这三年他是非常非常辛苦和劳累的,他经历过我们研发人员最少的时期,他来的时候硬件团队是从零建起的。他也是50多岁的人了,从体能上也不可能一直无休止地拼下去。他奋斗了三年,这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在扩大硬件研发团队的规模。随着这方面人员的不断加入,钱晨能早一点退下来,是他自己的意愿,也是我们共同的协商结果。
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企业要壮大都要有新鲜的血液注入,对一个创业公司更是如此。新来的研发负责人吴德周大概40岁,战斗力非常旺盛,他是那种天生激素分泌水平异于常人的人,他的正常状态是别人的微亢奋状态。他原来在华为时就被称为铁人,领导力和号召力都很强。
老罗:严格地讲,吴德周不是CTO,是产品线和硬件研发副总裁。钱晨在锤子时主要管研发,而吴德周在华为做的是产品线负责人,产品定义、软硬件研发、市场和销售策略等都要参与。
钱晨过去三年教了我很多东西,没有他公司走不到今天。吴德周来了之后,他可以打通锤子很多业务板块,使我在很多方面可以少操心,专注在我必须做和擅长做的那部分工作上。我们近期还来了很多牛人,比如我的老朋友、新浪微博的前副总经理苗颖,她现在是锤子BD副总裁。还有几个暂时不方便说的,回头合适的时候会公布。
外界看锤子好像内忧外患,但其实现在是锤子史上最好的时期。从去年下半年起,我们一直在扩充人手,我每周都会去深圳和上海挖人,我们戏称为“挖谈”,周末每天“挖谈”十几个小时。到今年年底,我们所有关键岗位上都会有一个重量级合伙人,核心管理团队会逼近一个牛X企业应有的合理配置。如果没有意外,我们明年一定会做出一两个爆款的优秀产品。那时候我自己也会进入一个比较健康的工作状态,创业四年多我几乎每周工作7天,每天只睡很短时间。我说的健康工作状态,是指我希望每天工作不超过12小时,周日我能歇完整的一天,有更多时间陪陪家人。
老罗:非常困难。我不常表扬人,因为我要求高,但后来我发现,开除一个人比表扬一个人要难太多了。我在日常工作里有时候也会对员工发火、摔东西。但你要把他叫到一个屋里来,告诉他说,你不行,你走吧。这个话很难开口。
为了一个伤害更小的结果,我会花很大精力在家去准备,想我怎么去跟这名同事措词和沟通,使得离职这件事被处理得积极正面,同时又很诚实,不是一个为了积极而积极的虚伪心灵鸡汤,这过程其实不比做手机轻松。
老罗:我一直以来有一个问题,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作为企业领导人,应该给全体员工开大会、打鸡血。但我在内部一年都搞不了一次全体员工会议,上去讲的时候还结结巴巴。原因是我有一些心理阴影。我总觉得做老板的在台上无论讲得多高尚、多漂亮,别人都会觉得你本质上还是想骗人少拿钱、多干活的。另外,我有些社交恐惧,我骨子里是很腼腆的人,虽然看起来不象。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迫要面对公众演讲,这对我的压力是特别巨大的。所以在公司里,我下意识的想法是,你们是自己人,我为什么还要这么难为自己去给你们做演讲?但一周前我鼓足勇气搞了一次全体的会,我想说那是我的工作,我必须克服。
老罗:当然,所有的企业都需要定期不定期地打气,就像战士上场前需要提气一样。我们四年走下来,没有大成。一共做了三个产品,最多一个卖了不到100万部。对于公司很多老员工来说,他们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疲劳期。所以我必须开一个会,给老人提气,同时给新人解释公司的方向和目标。上周的大会开完,效果出乎意料得好。
我以后会试着至少一个季度给全体同事写一封信,把我想的事情,管理层在想的事情,短期的目标和长远的目标等等都告诉他们,免得他们彷徨和困惑。
老罗:半年多以前。那些从锤子创立起就跟着我的前100来人,每天做重复了四年的工作,单靠自我驱动,有时候真的会提不起气来。过去三年多我们非常辛苦,软件团队直到去年年底还不到200人。有一次我和其他手机厂商老板聊天,才发现他们不管产品做得多粗糙、多糟糕,他们都是500—800人的编制。
当时我特别吃惊,我天天在公司骂他们效率低,但那天我回到办公室看到那些还在加班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特别可怜。我那天特别难受。
老罗:有啊,就是少管嘛。我不是管理型的人才,其实很多事情不应该管的。以前我对一个部门主管的工作不满意,我通常采用更多去问细节,更多去干涉他,实在不行的时候会忍不住批评、责骂,但效果非常糟糕,同时把自己和对方都弄得身心疲惫。
现在我在管理上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少,严格说不是因为我能力增加,而是我处理事情的方法变了——我改变了原来参与具体业务的方式,通过找相应领域的牛人的方式来解决。
老罗:从管理的角度,我是很糟糕的,但解决问题不应该总是强迫自己学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如果我找来的这些合伙人级别的管理者,能够做好这些,问题就解决了。而且除了帮我解决我知道的问题,他们还常常能指出我自己过去甚至不知道的那些问题。
老罗:这很正常,因为我完全没有在企业里待过,我的盲区比别的创业者要多得多。
老罗:各种情况都有。有的人是因为自己和家庭方面的原因,有的人是觉得没希望了,有的人是企业发展过程中能力掉队后自暴自弃了,还有的人只是觉得太累了。
但当企业有人事变动时,即便是好的变动,好到甚至要在内部反复强调以提升士气,我们有时候也不愿意对外讲。因为无论你如何小心翼翼和拿捏分寸,讲这类事情还是可能会对一些离开的人造成伤害。而当你选择不讲的时候,外面又会觉得你试图在掩饰什么。虽然很难接受,但做企业时你要被迫认清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作的。
老罗:我只是眼睛有点痒,不是哭了。
老罗:T1上市一年,到2015年8月时的销量是255626台,坚果不到100万台。三款产品的整体销量都没有达到预期。
老罗:如果T2在去年5月份上的话,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但最终T2上市比预计迟了近半年,所以当时我们只下了第一批料,就没有再增加。去年12月底,T2上市时,已经是市面上唯一一个没有指纹的旗舰机。T2上市前这个项目在内部甚至被讨论过是不是要取消掉,但你不能让T1的忠实用户等了500多天之后,告诉他们没了。
老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研发还是太缺人了。我们硬件工程师之前只有一支团队。当我们2014年5月发布完T1,按计划这支团队就该回到办公室去做T2。但T1出了问题,所以大多数骨干又跑去救火了。最后T1量产问题用了4个多月才解决,这也意味着我们的T2直接晚了4个月。再加上T2还挑战了一些非常困难的比如全金属无断点的技术,同期我们的ODM项目坚果又出了很多问题,我们又派本就人手不足的硬件团队去救火。一个人手严重不足的团队,所有项目不得不串行而不是并行的时候,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的延误,都会导致后续的产品顺延。所以导致最终外界看到的是——我们做了三个产品,三个产品每个都晚了半年。
老罗:最近大半年,我们的研发人员已经扩充了很多,我们已经差不多可以并行两个产品的研发了。明年,我们甚至可以三个产品并行研发了。
老罗:T3差不多是按原来的计划发。具体时间点我不能讲。
老罗:有老同事也问过我,我们连着三款没成,如果第四款再出事怎么办?我说很简单啊,埋头做好第五款。我的投资者有时候会说,他们想象不了老罗精神垮了是什么样子。我也想象不了我精神垮了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从心理承受能力上,我这个人是不可能垮的。
老罗:过去问题比较大的研发和生产,其实已经补得七七八八了。但七七八八要做到九九十十,还是丝毫不能松懈。
老罗:供应链问题永远都会遇到,即使是大企业,也没法完全保证不出问题。但我们规模小,所以一个项目经常只有一家代工厂,如果它因为某种原因做到一半倒闭了,对我们的影响是百分之百。如果是一家大企业,某一个代工厂倒闭,对它的影响也许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
老罗:前提是你有规模,你在没有规模之前,你能选的肯定还是一、两家代工厂。
老罗:不是,所有的大企业不都是从小企业做起的吗?迟早还是能控制的。
老罗:深圳每年都有很多手机公司倒闭,他们甚至还没走进公众视线就倒闭了。我们的运气已经很好了。
过去几年发展不顺,人手和资金严重不足是比较核心的原因。我们一直都知道锤子哪些地方是缺人的,或者在某个领域只有一个能凑合用的人,没有技术大牛。在早期,我们连专业的生产管理团队都没有,以为研发完了签个生产合同扔给代工厂就可以了,开发坚果的时候才建起来。创业就是这样,严重缺人缺资源的时候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过程自然异常凶险。
每次出事,我们也会深刻反省哪些是我们确实做错了,哪些是因为资源和条件的局限导致不可避免。下一轮我们会把这些错误调整,但下一轮可能人和钱仍然是不够的,所以不可能每个问题都搞定。另外,我们学着去避免犯大错的过程中,又犯了无数的小错。所以你在任何阶段回顾前面,都会发现有相当大的比例是自己做错了。
老罗:这一轮融资快结束了,很顺利。就算万一有什么问题,锤子科技也是被收购而不是倒闭。对于我们这些一定要把产品和品牌做好的人来说,其实锤子科技被收购也没什么。乔布斯回到苹果后,到死也没拿到多少苹果公司的股份,但不影响他做伟大的产品。
老罗:这个我们在保密期,什么也不能讲。
老罗:反正我每一轮都融到钱了,投资人肯定不是因为我口才好就给我们投资。
至于消费者,我每一次保持一段沉默后开发布会都会依然万众瞩目,全网刷屏讨论,问题是如果每一次都端出一个已经晚了半年的产品怎么竞争呢?我不担心所谓市场的耐心,我们是一家自带聚光灯效应的公司,只要踏踏实实地推出几款过硬的产品,在千人一面的中国手机界,一定会大放异彩。
老罗:当然,要不然我们做它干什么?
老罗:越是红海竞争的时候,差异化就越重要。我们是一家天生差异化的公司,只是作为创业公司,有些方面底子薄弱。今天手机进入了同质化非常严重的时期。手机巨头们拼的不是产品的差异化,而是少犯错误和小心翼翼地巩固每家原有的那一点优势,我不觉得这些大公司有能力做出高度差异化并且更好的产品。
老罗:我们一直努力补足的,其实是那些不需要差异化的地方,比如如何把我们的功耗、散热做得更好,如何在厚度和重量不增加的情况下,电池容量比原来更大……这些方面锤子科技需要向技术最好的那些厂商看齐。而我们固有优势的工业设计、软件交互系统、UI界面等等,本来就都是高度差异化的。同时我们讲的品牌故事,理念和追求,以及市场宣传和调性这些东西也是高度差异化的,它们几乎和产品本身一样重要。
老罗:如果能力足够,产品和理想方面的追求,和股东利益可以完全不冲突,甚至可以使股东利益最大化。创业走到中途,很多创业者会为他们的理想主义和价值观感到一些困惑:好像随便放弃一点原则都能换来巨大的现实利益。有一次我和优酷副总裁魏明聊起这个,他说,理想主义和价值观带给企业的利弊其实是分三个阶段的:
在创业初期,拥有理想主义和价值观的企业,会因为拥有这些而占尽便宜,因为它更容易感召别人在充满风险的情况下和你一起打拼;当企业走入中等规模时,变成了更纯粹、更正规的商业机构,这时候稍稍流氓一点,收入也许就会翻倍,稍稍坚持一点,收入也许就会降很多,这个时期你甚至可以认为理想主义和价值观是不利于企业发展的;但再往后走,如果最终要做成一个伟大的企业,没有理想主义和价值观的支撑,一个在过程中已经发了财的团队是很难走到那一步的。我非常认同他的这个分析。
吉姆·柯林斯在《基业常青》这本书里,调研、分析了一百多家大型企业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那些被正确的价值观和理念所驱使的企业,整体上(虽然有个体差异)要比那些完全是被利益驱使的企业赚的钱更多。
所以这个世界虽然常常让人感到失望,比如一个邪恶的巨头越做越大,但也有一些硬硬的、站得住脚的东西一直在支撑我们,并且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它们并不是低智商和无理性的心灵鸡汤。
老罗:他们老拿我当年起诉西门子来类比今天的这件事情,这太可笑了。事实上我从没要求西门子给我任何赔偿,我只是要它承认问题并道歉。
现在起诉我们的这个人,他14年买了一个T1,用了足足一年后说因为我们在13年ROM发布会和14年5月的手机发布会上讲了一些话和他最终看到的不一样,于是要我们赔偿他九千多块钱,并承认这是商业欺诈。我在发布会上确实把“预装的第三方应用可卸载”说成了“预装的应用可卸载”,我承认我说的有问题并愿意为此道歉,但你因此讹诈我们,我们是不会接受的。
也有人指责我们不体面,因为我们的律师在庭上跟对方说,我们可以给你一点钱和解,但你不能对外讲。我当时的反应也是立刻去责问律师为什么要这么做?律师觉得我很业余很好笑,他说从公司运营的角度来讲,没必要跟涉嫌讹诈的极个别消费者争输赢,因为需要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从法务的合理性上来说,如果我们赔了一笔不该赔的钱,而且额度足够大,并且不要求对方保密,事实上等于我们对外提供了一个“如何敲诈锤子科技指南”。所以只赔一点钱并要求对方保密,也是最合理的处理方式。
老罗:我觉得我感情上亏欠他们。过去当我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时候,我基本上是百无禁忌和无坚不摧的,我擅长争辩,同时三观正,所以过去支持我的人,多年以来,主要的感觉是理直气壮的畅快、爽。
我做企业这些年,走得很艰苦,而且为了对机构负责任,言行有了很多顾忌。所以支持我的人常常体会到的是同情和难过,这让我格外过意不去。我希望在我所从事的新事业上,三观依然端正的同时,可以不断取得胜利,让支持我们的人继续感到畅快,但很惭愧这些我还没有做到。
老罗:这种幼稚的想法我很理解,但完全不在乎,我会希望他们好,希望他们开心,但我不会因为他们的某些意愿去改变我要做的事业。
老罗:就是累的,没有特别的原因。当时我在电脑桌边上打了个盹,然后有点感冒,我没怎么在乎,但那个时期已经积劳一段时间了,所以转天一躺下就爬不起来了,最后在床上躺了10来天。这件事给了我很大收获,那之后我开始把百分之五十的精力用于找人而不是做具体业务了。
老罗:那肯定是因为我,毫无疑问。
老罗:我有时候会觉得做企业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讲,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被迫产生大量收获的过程。如果不做企业,我就不会学着去考虑全局,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我也不需要平衡好事实、公平、情感这些复杂关系。如果你不运作企业,你永远不会在这些方面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去了解人性和这个世界,不会把自己熬的脑子都快烧掉,去想怎样才能把一件事处理得更好。
从基因上,我是攻击型人格、好斗。做企业后,我被迫去想哪个是更成熟、更有智慧、更有利于团队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想法,而不是怎么做最痛快。但同时我又不想因此就和稀泥、抹掉我一直坚持的原则。因此在处理很多问题时,我比多数没有这类思想包袱的企业家都要困难得多。
老罗:我高二就辍学了,但我一直读书并以知识分子自居,对我来讲,思考和学习的过程中,自我反省是很重要的一块,我一直有这个习惯。
老罗:如果我按照现在的劲头拼下去的话,我认为自己是有机会参与一次计算平台的革命的。那可能还要十年、八年。但你要在那之前做好人才、技术、专利等方面的储备,这样当平台革命到来时,我们才有机会在那个时代扮演重要角色。这会让我觉得这么拼命是没有浪费的,只有这种强烈的使命感才能支撑我继续做,对物质的欲望起不到这种作用。
其实我对物质的需求挺低的,对金钱、豪车、豪宅都没兴趣。我手头比以前稍微宽裕了一点以后,和家人换了一个郊区大一点的房子,是个别墅,但还是租的。以前我老婆最喜欢的车是路虎,到了上上轮融资结束时,投资人建议我卖一点老股改善家人生活。我就领着我老婆去4S店看最贵的路虎,她当时试驾完很高兴,但想了想,又说不要了。她说有些物质欲望是因为你买不起,所以很向往,等到能买的时候,突然觉得开一辆一两百万的车上街这事很怪异,在人群里显得不是特别正常。这个不正常对她来讲,谈不上有多坏,但肯定不是她享受的状态。
老罗:没买,她说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