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4年前的文件是否有利于恢复疫后经济？

非常时期，出门戴口罩，宅家拼小区。

有了这道安全屏障，量体温，查证件，填表格的防疫三部曲才得以发挥效力，但没围墙，没物业的开放小区怎么办？

2月11日武汉发布第12号通告封闭小区时，央视记者第一时间探访了硚口的营南社区，发现这个拥有22栋楼4000多居民的老旧大院只能用塑料绳简单围合，后来临时赶工建起一道围墙，才算完成隔离。

不仅武汉三镇，全国这样的小区都不少，2月14日武汉专门出台了一条指导措施，规定“老旧小区、开放式居住区通过打围方式实现硬隔离，出入口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测温登记，审核放行”。

说到这里，大家似乎应该庆幸自己的小区门禁森严，自己的家门不是紧邻街道了。然而4年前曾有一份红头文件，试图告诉我们完全相反的道理。

这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若干意见》的文件是2016年2月6日发布的，透露了城市规划的两个重要转变：

1、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

2、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

肯定有人觉得，这不就是要把小区全变成宽窄巷子或南锣鼓巷的节奏？什么是街区制？常看美剧的朋友会有直观的印象。

电影《穿Prada的女王》有这么一幕，每天清晨，白领丽人们准时出街，涌向各自公司的高楼大厦，背景就是典型的纽约街区，简而言之，开门见马路，临街是商铺。

街区制的神髓是把居住功能、商业设施和公共服务融为一体，进而形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开放式社会。

这个思路也可以打破高档物业对公共资源的垄断，在Netflix纪录片《Miss Americana》里，身为顶级明星的Taylor Swift被粉丝一直堵到楼门口，纵然她买的是纽约上东区富兰克林街975万美元的高档公寓，也没有特殊待遇，唯一的区别是她有保镖。

所以，街区制的利弊一目了然，特色是方便，优点是繁华，短板是私密，死穴是突发公卫事件。

以这次的新冠疫情为例，假如我们的城市奉行街区制，所有封闭措施就只能以楼栋为单位，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言而喻。

既然如此，经历了当年的非典，街区制为何仍然备受推崇？

因为城市病对任何国家都是切肤之痛，开药方的人不少，但太理想的缓不济急，太文艺的不接地气，太商业的没有传承。

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有个田园城市理论，主张把大城市拆分成一个中心城和若干卫星城，分担不同职能，遏制人口规模，发展慢行系统，以达到绿色宜居。

法国人柯布西耶认为城市必须“服务于人”，不能是“石头沙漠”，他有个光明城市理论，认为建筑应该向上发展，采光通透，间隔绿植，像一块巨大的夹心饼干。

美国人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是一个永恒变化的载体，但不能只是技术化的存在，应该像文艺复兴那样把时代的灵魂装进去。

1933年《雅典宪章》定义了现代城市的四大功能，就是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保护历史古迹，延续人文价值，促进商业发展。

中国过去也没少讨论，俞孔坚的“反规划”在精神内核上与上面几位大师就有衔接，但我们推动街区制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动机。

核心是“钱从哪儿来”的逻辑变了。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没有资金大兴土木，宽马路、大街区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必然选择，而且我们的土地从来不“零售”只“批发”，所以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开发商居于主导地位，他们拿地盖房，然后打包各种服务，在这个模式下，开发商实力越雄厚，社区越大，生活越便利。

碰巧中国人也喜欢大而全，北京天通苑常住人口70万，回龙观也有30万，自给自足堪比小城市，中国人买房子，一般不看规划，先看开发商实力，再看小区规模，有了这两样，就不怕没配套，这是房地产数十年来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对每个房主来说，带期限的土地使用权相当于一次性支付了70年的财产税，既然付了钱，当然希望所有的公共资源关门独享，而不是无偿开放给外人。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邻避效应”，同样是必要的生活设施，大家都希望学校、商超越近越好，垃圾场、殡仪馆越远越好，人多的社区往往通过群体事件的方式，形成公舆氛围干扰城市规划，甚至演化出操控议程设置的能力，你没法责怪任何人，我们的城市就是这么运作的。

街区制推崇的是小而美，把地块拆散变小，让开发的门槛更低，更灵活，街道变窄，路网绵密，慢行系统发达，降低了汽车的使用强度，地块进深控制在20-30米左右，几乎没有不临街的房子，商业和生活气息浓郁。我们常说有些城市舒服惬意，有些冷峻疏离，其实与此有关。

另一方面，街区制也代表了从节流到开源的转变。

我们以前的大街区，开发商包打一切，政府貌似节省了一般公共开支，但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独立王国”，街区变小之后，社区内无法再预留公共空间，基础服务改由财政埋单，商业设施交由市场消化，届时会推动PPP之类的解决方案。

另外，小街区生活便利，消费气氛浓郁，优质商业业态进一步下沉到街头巷尾，而不是龟缩在大型Shaopping mall，等于变相扩大了税源，产生了更多的税基。

同时也限制了开发商在城市生活中扮演过多角色，以商业地产的繁荣取代高地价的住宅地产，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房价过高的状况。

欧美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有人考察过美国得克萨斯州布兰诺市的西屋社区，这里的住户以中产为主，大部分房屋临街，道路四通八达，单位时间的车流量不大，加之有绿地隔离，舒适宜居，所有房屋的背后都有围墙，但这是照顾泳池的秘密，而不是为了把社区封闭起来。

同时，小区内部道路纳入城市路网，可以激活交通末端的毛细血管，前文提到的那份文件要求城市路网密度达到8公里/平方公里以上，但目前中国36个主要城市的均值仅为5.8公里/平方公里，达标城市只有深圳、厦门和成都，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巴塞罗那是13.4公里/平方公里，纽约是16.8公里/平方公里，日本8个主要城市的平均水平是20.04公里/平方公里。

最早进行“小街区”试验的成都规定道路宽度不得大于25米，按中国《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的标准，这就是四级公路的水平，车流量有限，非但不担心噪音污染，反而会刺激真空玻璃等行业的发展，也符合推广节能拼装式住宅的趋势。

此外，街区制还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价值。

去过迪拜的人都知道这座城市有新、老之分，老城区画风古朴，有三线小城即视感，而高楼大厦的新城区如同沙漠里的海市蜃楼，两种格调恍如隔世。

这种扔下老城、再造新城的策略是两种理论的杂交，老城区是霍华德的田园理论，新城区是柯布西耶的光明之城，看似一举两得，既保留了历史，又兼顾了发展。

其实只是眼不见为净，把阶层固化换成了区域固化而已，如果不是人口少、福利好，未来会有高昂的社会治理成本。

有些迂腐文人可能跳出来洗白，告诉你老城区有一种穿越时代的历史沧桑，那种岁月沉淀的悠闲和恬淡是金钱换不来的，这纯粹是扯淡。

城市和农村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提供了完善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你把这部分强行抽出去，城市根本毫无宜居性可言，田园牧歌和市井精神，永远尿不到一壶。

所以街区制本质上不是一个规划思路，而是一种社会治理体系。

我们的基尼系数不低了，北京就有“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说法，借着疫后经济复苏的机会，打破原本封闭的独立王国，把公共资源全部释放出来，其实是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

旅居美国的加拿大学者Jane Jacobs’s有本书叫做《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就充分挖掘了这个社会学价值。

在她看来，街道的最佳状态是路上有行人，楼上有观众，彼此都能感知对方的存在，却保持相对舒适的距离，这样既有归属感，也有安全感。

她在几十年前就意识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城市公共空间的视觉阻断，往往会发展成人际和阶层阻断。

这个观察普及到规划层面，就是城市的街道可以长，街段必须短，多路口、有拐角，不能有死胡同，热闹的人流，便利的设施远比大块头的地标建筑实用。

2016年的纪录片《Battle for the City》就反映了当年Jane Jacobs’s和纽约市政官员Robert Moses的历史对决，最终宏大的城市规划败给了柴米油盐的普通人。

按照Jane Jacobs’s的理论，街道除了让市民视线互动，还应该有孩子们玩耍的地方，足够养眼的绿化，以及摊贩、街头艺人，保留文化多样性。

很多人的安全担忧并无必要。

实行街区制，打开封闭小区，不是放纵公租房的人随时去汤臣一品的花园溜达，而是避免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孟买、雅加达那样的贫富分化，在那些超大城市里，贫民窟和富豪区经常只有一街之隔，却壁垒森严，老死不相往来。

阶层固化最容易被感知的并不是收入悬殊，教育差异，而是肉眼可见的区域分化所带来的被抛弃的挫败感。

这样看来，推了4年推不动的街区制还得推，起码有利于恢复被疫情重创的信心。

其一，街区制着眼于激发神经末梢的活力，虽然受益的是商业地产，但带动了就业和消费，比单纯的楼市狂欢更健康；

其二，街区制强化了环境对人的塑造，用Jane Jacobs’s的话说，“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在街道上是平等的，甚至可以发展熟悉的公共交往”，可能是指那种“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的亲切感；

当然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建立了应对突发疫情的完善体系，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有绝对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