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观点看商业。超级观点,来自新商业践行者的前沿观察。
文|特约观察员 刘寅斌
编辑|张薇
春节以来,由于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中小企业面临巨大的挑战。过去一段时间,我访谈了分布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60多位中小企业家。
访谈之后,我最大的体会就是,面对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小企业家们在求生存的巨大压力中,商业智慧和创造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发,他们敏锐地捕捉新的市场需求,高效地应用现代化通信工具,灵活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快速地进行着商业创新和商业迭代。
一位受访的企业家朋友告诉我:“疫情既是挑战,更是机会,也是一次大洗牌。我们现在的应对,足以保证我们度过疫情。同时,我们也为疫情恢复后的重启,做了充分的准备。”
老陈是个低调的人,在上海开着一家非常好吃的兰州牛肉面。每次,我在上海交大讲完课,就爱去他那儿吃面。他家的面特别好吃,深得兰州牛肉面“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的精髓。
老陈最讨厌别人说他家的面是“兰州拉面”。每次碰到客人说来碗兰州拉面,他都会给别人上一堂课,“请记住,兰州没有拉面,我们那儿叫兰州牛肉面。”
2月下旬,当我开始中小企业主访谈时,我第一个就找到老陈,“老陈,面馆一直不开业,焦虑吗?”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在那个时间点,我先入为主地认为,生意不开业,企业主们肯定焦虑得不行。
“有什么好焦虑的?”老陈的微信回复得很快。
“面馆不开业,不慌吗?”我也是个执拗的人。
“哈哈,刘老师,有什么好慌的呀。我和我女人在上海开了十几年店,不瞒您说,这么多年,从来歇过业。疫情来了,国家让我们在家。一方面,我们得响应国家号召,顾全大局,另一方面,我把这当成给自己的假期。我和我女人说,咱们十多年都没正经休息过,这回一次性补齐了。”老陈懒得写字,直接用语音告诉我。
“那休息得好吗?”我只能顺着他的问题。
“当然好啦。这些年,每天在店里从早忙到晚,回到家,倒头就睡。睁开眼睛,就考虑店里的事情。前几天,我女人跟我说,这段时间,我们俩说的话,比之前一辈子都多。”老陈的语气竟然有些欢乐,“刘老师,这次疫情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啥都没有家庭重要。我在上海这十多年,天天在店里干活,差点都忘了,自己还有个女人。最近,我常常在想,要是有一天,我突然累死在店里,我最后悔的事就是,这辈子我没好好对我的女人,连和她说话都没几句。”
“春节这段时间,和老婆说话说够了吧?”我调侃老陈。
“哪有个够,天天都有说不完的话。”老陈已经沉浸在他的欢乐中。
我必须把他拉出来:“老陈,没考虑过面馆下一步咋办吗?”
老陈说:“有啥好考虑的。刘老师,我以前跟您说过,在上海开面馆这十多年,我从来不挑位置。再烂的位置,我都敢去开店。只要有一个人来我店里吃过面,他一个月内一定还会再来,而且他一定会推荐朋友来。这些年,我和我女人无论在上海任何一个地方开店,最多一个月,生意就会很好。”
“秘诀是什么?”我问。
“做餐饮有啥秘诀呀!只要食材好,肉炖得烂,舍得下功夫,肯定好吃。我的面比别人好,我的牛肉炖得比别人家香。我们是手艺人,靠本事吃饭。就我家现在这个店,过去五六年,谁来开店谁死。我去的时候,好多人劝我,开不得,说那是个死角,风水不好。我不信邪,开了两年,生意不挺好的吗?刘老师,您不也常来。”老陈有点骄傲,“疫情来了,谁也没办法。但是,疫情过去后,大家还得吃面吧?总不可能,疫情结束后,原来到我家吃面的,都去隔壁新开的店了吧。”
疫情会改变很多东西,但是也有很多东西是疫情无法改变的。疫情无法摧毁个人的专业技能,疫情无法磨灭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疫情更无法抑制一个国家和民族渴求发展的强烈愿望。
洪记两轮是一家2018年开始运营的公司,创始人徐洪军是摩拜单车的联合创始人。在摩拜单车期间,徐洪军主要负责硬件研发和产品生产。两轮车行业十余年的沉淀,尤其是共享单车大战的亲身经历,使得徐洪军在两轮车研发、生产以及供应链管理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洪记两轮成立之初,一家全球知名的共享出行公司主动找上门,希望徐洪军的团队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为他们提供一批数量巨大且有竞争力的两轮产品。从设计到产品交付,徐洪军的团队完美地完成了客户的要求。
一时间,全球各大共享出行公司的订单纷至沓来。洪记两轮先后为美国的Lime、西班牙的Reby、瑞典的Voi、德国的Dott等多家全球知名的共享出行公司提供了电动滑板车、共享电助力E-BIKE、传统轴传动自行车等多样化解决方案。“从生意上看,这些订单都是好生意,我们的营收和利润都非常好。”徐洪军说。
2019年底,武汉疫情爆发前三个月,徐洪军召集公司核心团队,开了一整天的闭门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如果公司只能再活一个月,我们到底该做什么项目?
对于召集这个会议的原因,徐洪军是这么说的。“我们成立洪记两轮的目的,是希望为城市的短距离交通提供更高效的两轮出行方案。公司成立之初,为了生存,接了很多外包设计和服务订单,昏天黑地地忙了一年多。当我静下心,回顾公司成立以来我们做的事情时,我心里开始发慌。团队每天都很忙,看起来,我们做了很多项目,但是,扪心自问,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公司要往什么方向走,连我自己都开始变得不坚定了。”
经过激烈讨论,大家从公司正在进行的二十多个项目中选出一致认可的项目。徐洪军亲自拍板,停掉所有项目,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在这一个项目上。
正是这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聚焦,使得疫情来临后,徐洪军很快就从短暂的慌乱中抽离出来。在疫情期间,多个投资人都问过徐洪军同一个问题,疫情对公司上半年的业绩有影响吗?
徐洪军的答案非常明确:当然有影响。但是,徐洪军接着补充说,对洪记而言,疫情带来的机会要远比风险大得多。
当下,洪记两轮的主要市场是欧洲。三个月前的战略调整,使得洪记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源,完成全新的产品设计。“和主要竞争对手的产品相比,我们的产品比它们酷多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价格要比它们便宜一半。”徐洪军骄傲地说。
目前,全球两轮车的生产基地在中国。由于疫情影响,无论是洪记还是其竞争对手,谁的产品都到不了欧洲。整个欧洲两轮车市场,已经开始出现大规模短缺。两轮车行业的从业者都知道,一旦疫情结束,欧洲市场的报复性消费需求一定会急剧增加。在这个过程中,谁的供应链管理得更好,谁的产品设计更有利于产能爬坡,谁的效率更高,谁的产品就会最快到达欧洲,谁就能吃到欧洲市场反弹后的最大一块蛋糕。
“一般来说,一辆自行车需要一两百个零件才能组装完成,而洪记的产品,只需要十几个核心零部件,这是我们在设计阶段就非常重视的问题。别人要管理一百多家供应商,我们只需要管好十家供应商就可以了。我们的供应链管理难度,远低于竞争对手,效率远高于对手,产能爬坡也容易得多。当疫情结束,欧洲市场一旦重新激活,我们的产品一定能最早到达欧洲。”徐洪军非常笃定地说,“也正因为这样,疫情期间,我们公司新一轮投资的各种准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全部完成,这两天就要签正式协议。在疫情期间,我们还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估值完成新一轮融资,这不是因为我们运气好,只是因为我们回归到企业本质,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
疫情给了所有创业者一个难得的机会,让大家停下来,重新审视和思考企业的未来和方向。“这次疫情,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无论对企业还是个人,无论在特殊时期,还是在平常岁月,专注和聚焦,都是头等大事。专注才能聚焦,聚焦才能专业,专业才能生存。”
在疫情之前,火锅行业就有外卖,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海底捞。即使是海底捞,火锅外卖也只是其整个业务板块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所以,在公众视野中,很少见到海底捞大张旗鼓地宣传火锅外卖。对海底捞来说,在疫情前,相比于营收,火锅外卖的品牌宣传和用户连接作用似乎更大一些。
在火锅的发源地重庆,火锅外卖却并不受待见。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造就了特殊的重庆美食,重庆火锅是知名度最高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美食。整个重庆城,密密麻麻分布着3万多家大大小小的火锅店。无论最高档的shopping mall,还是普通的居民楼下,在重庆,火锅店随处可见。对于重庆人来说,一个月不吃顿火锅,就像缺了点什么。一周去一次,甚至两三天就得去吃一次,也大有人在。所以,重庆人常说,在重庆,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真解决不了,那就再来一顿。
杨老六是重庆火锅店知名品牌“一举堂”的老板,因倡导非油碟的健康原味火锅,在重庆火锅行业享有盛名。在杨老六看来,火锅外卖只是暂时满足了一部分用户的口腹之欲,它对口味和体验的伤害非常大,“火锅是个很讲究的东西,用什么样的锅,什么样的火候,哪些东西先下,哪些东西后下,煮多长时间,都是有规矩的。你把火锅拿回家,火不对,锅不对,东西乱煮,这哪里是火锅,完全是麻辣乱炖。”
张洪森是重庆火锅连锁品牌“潮火锅”的老板,在重庆最热闹的商业中心江北观音桥,他经营着三家火锅店,在重庆以外的其他城市,他的“潮火锅”有二十多家合作店。“以前,生意忙都忙不过,把堂吃做好,就不错了,哪里有功夫去做外卖哟?”张洪森说。
老王是重庆火锅业大佬,在全国各地有百余家火锅连锁店,在重庆的直营店也有十余家。老王说得更直接:“我们店里头生意恁个好,哪里稀罕去挣外卖那点渣渣钱。”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了老王一个措不及防,“每年春节期间的利润,大概能占到全年总利润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春节前,我们给员工发了年终奖,请大家不要回家,一起奋战春节黄金档。同时,我们各个店里都有非常大量的备货,准备大干一场。”
老王告诉我,只要两个月没有进账,他十多年打拼的生意就得崩盘。随着疫情期的延长,老王意识到,渣渣钱也是钱,碎银子也能救命。
疫情期间,行动最快的并不是老王、张洪森、杨老六,而是遍布大街小巷的夫妻店。
刘云云家的火锅店是典型的夫妻店,开在自家小区的楼下,七张桌子,白天做棋牌室,晚上卖火锅。主要客人就是临近几个小区的住户,因为夫妇俩格外用心,加之食材新鲜,价格便宜,就有了一群固定的食客。刘云云一家五口的生计,以及在英国念研究生的儿子的学费,都是靠着这个火锅店。
疫情爆发后,火锅店关了门,一下在没了收入。刘云云慌了神,“好吓人呦!刘老师,我们一家人都靠火锅店吃饭,没得生意,日子啷个过得下去吗?”
就在刘云云抓狂的时候,刘云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小区里一个老阿姨打来的。“云云,给我们家送一盆火锅来。”老阿姨在电话里说。
“政府都叫我们停业了,我们啷个还敢去哟。”刘云云说,“我就直接回绝了,告诉她,‘嬢嬢,我们停业了’。”
结果,老阿姨不死心:“云云,你们过了12点,悄悄咪咪地送过来,我们都不说,哪个晓得吗?”重庆人吃火锅是会上瘾的。
拗不过老阿姨的坚持,正月初一夜里12点以后,刘云云和她老公,一个人端着一盆火锅汤料,一个人提着装满各种菜品的塑料袋,偷偷摸摸完成了第一单火锅外卖。就这样,刘云云误打误撞地成了疫情期间第一批尝试火锅外卖的从业者。
正月初二开始,小区里就有其他业主打电话来,让刘云云去送外卖。很快,一传十,十传百,打电话来订火锅外卖的人越来越多。“正月初四应该是一个分水岭。”刘云云说,“我也不晓得那天发生了啥子。早晨8点多,我一起床,手机就没停过,不停地有人打电话进来,订火锅外卖,最远的客人在50公里以外。”
就这样,刘云云一家人春节期间的外卖营业额,是平时堂吃生意的三倍还多。“订单每天都在涨,根本做不过来。以前卖火锅,就卖晚上。现在,从上午10点开始,就不停,随时随地都在干活。我和我老公累得都要散架了。”
看着夫妻店的火锅外卖做得风生水起,张洪森也耐不住了。“疫情一来,我粗略算了一下,如果三个月没有收入,我这三家店恐怕就撑不下去了。必须要先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能谈未来。”
2月10日,“潮火锅”的外卖正式启动。第一天只有几单生意,第二天有十几单,一周后的2月17日,超过190单。“这个数字非常惊人!”张洪森说,“它已经是我的一家单店正常时期每天的接单水平。靠着外卖,我的三家店撑过疫情期,没有任何问题。”
老王也行动起来了,“以前,我一直觉得外卖是渣渣钱,干起来,才晓得,完全就是个金矿。”
火锅外卖启动后,看着每天上涨的订单,老王开始意识到,火锅外卖不仅仅是火锅的衍生生意,它可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商业新生态。
“刘老师,你以前上课,给我们讲过一个迷你卡拉OK的案例。电影院门口和商场里的迷你卡拉OK和传统卡拉OK,看起来很像,都是唱歌,其实根本不是一家人。”老王通过视频电话和我聊天。
“没错,迷你卡拉OK和传统卡拉OK,以及摩拜单车和普通自行车,虽然看上去很像,但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应用场景、运营体系、用户人群都完全不一样,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商业生态。”我说,“小龙虾和龙虾,虽然名字很像,长相也差不多,但根本就不是一个生物物种。”
“没错。”视频电话那头的老王兴奋起来,“刘老师,莫要去做啥子企业调研了,也莫要去写文章了。快来和我们一起开会,把火锅外卖的事情整明白。我已经看懂了,火锅外卖绝不是火锅店的线上版,它更像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商业形态,可以玩的花样非常多。哪个准备的更充分,哪个考虑的更细致,哪个起步的更早,哪个就有可能抓住这个新兴市场。”
疫情这段日子,老王在全力保障疫情期间火锅外卖体系正常运转的同时,每天都在开会和研讨,在为疫情结束后的火锅外卖市场做准备。目前,老王的第一代火锅外卖商业模型已经有了雏形,“火锅行业的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我已经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门口。留给我们准备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要在疫情最后的这段时间,抓紧所有时间,全力以赴地,做好准备。”
郭云旗曾经是电脑报集团旗下《大众网络报》的总编。6年前,郭云旗辞职,和父亲一起,开了一家中医馆。郭云旗一家世代行医,传到他父亲这一代,已经是第五代。得益于郭老医生的精湛医术和郭云旗的精细运营,郭氏中医馆已经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综合型中医馆。
郭云旗有多年的互联网行业从业经验,早在几年前,郭氏中医馆就开始进行网上诊疗。
“中医不是讲究望闻问切吗?”我好奇地问。
“没错,中医的诊疗手段分为望闻问切四个步骤。但是,你需要清楚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医诊断,都必须要完成这四个步骤。另外,每个医生擅长的领域不同,各自看病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就我父亲来说,他更擅长望,一般的病,通过望和问,他基本能把病情摸到八至九成。”郭云旗说。
网上诊疗还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应用场景。郭云旗说:“有位老病友,在我父亲还在公立医院上班的时候,就开始吃我父亲的药。她得了肝癌,西医的诊断是还有半年时间,碰上我父亲后,已经吃了九年的药,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这个病人,住得很远,来我们店里一次,得花大半天的时间。因为是长期病人,我父亲对她各方面的情况都很熟悉,所以,通过网络视频,了解一下现在的情况,我父亲就可以给她开方,用不着她每次都跑到店里来。另外,还有一些病人,跟我们不在一个城市。比如,延安的一位帕金森病人和乌鲁木齐的一位尿毒症病人,都在服用我父亲的药,他们的情况更特殊,根本没办法来。”
疫情开始后,根据政府要求,民营医院和个体诊所全部停止营业。郭氏中医馆的顾客们虽然可以通过线上诊疗,继续请郭老中医看病,但是问题来了,可以看病,不能熬药。
“在中医领域,熬药是个非常专业的工作。一副药里,有的药先熬,有的药要后下。比如,有的药挥发性较强,熬太久,药效就挥发了。我们医馆有专业药师,我父亲开的方子,全部在医馆中,由药师熬制,然后放进真空包装,提供给病友。”郭云旗说,“在这一块,我父亲一直很坚持,我们的顾客也很认可。”
事实上,中医制药有八种方式。传统的汤剂熬药,在专业术语中,称为饮片。饮片是疗效最好,也是被采用最多的一种制药方式。
这些年,包括三九、华润在内的众多大型医药集团,一直在推广中药配方颗粒。所谓中药配方颗粒,就是将传统单味中药经过提取、分离、浓缩、干燥、制粒、包装等生产工艺,加工制成的统一规格、统一剂量、统一质量标准的一种新型配方颗粒。中药配方颗粒在台湾、香港、韩国、日本等地发展很快,但是在中国大陆的推广非常慢。
郭云旗曾向郭老中医建议,药房里进一些配方颗粒,至少可以给顾客多一个选择,但都被郭老中医以有损疗效为由否定了。
疫情期间,由于药房关门,药师回家,郭氏中医馆无人熬药。对一些需要常年服药的老病人来说,断药是非常要命的事情。跟着郭老中医服了九年中药的肝癌病人,在视频里泪眼婆娑地告诉郭老中医,家里的汤剂已经断药,这几天,她感觉浑身不舒服,完全没有安全感,郭老中医终于意识到中药配方颗粒的重要性。
郭云旗说:“前几天,我已经和三九集团联系,希望先进一批配方颗粒应急。疫情结束后,我们医馆将开全面引入配方颗粒。我自己也打算去日本和台湾跑一趟,向同行们取经。”
不仅是郭氏中医馆,郭云旗的很多中医同行,在疫情期间,也开始引进中药配方颗粒。一场疫情,没想到竟然成为中药配方颗粒全面推广和普及的催化剂。
丘吉尔说过,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危机。在疫情刚开始的日子里,对于疫情之后的中国经济,我曾忧心忡忡。在做完一轮访谈后,我开始变得乐观起来。从短期看,中小企业面临的现实困难史无前例,但是,正是这史无前例的困难,在中国的各行各业,激发出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使得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必将爆发出更加惊人的力量。
面对危机,逆流而上,拥抱变化,向死而生。我们不知道疫情之后,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明天一定会使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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