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20年古建“学徒” 我想修复的不仅是一座座大殿

编者按：本文来自 经济观察报，作者 刘晓林，36氪经授权发布。

7月底，全国各地都在高温煎熬中，张越发了一条朋友圈，“我们的传统是，不到最冷最热，绝不出来测绘……”照片中，几个年轻人在一排老宅子前顶着烈阳进行测量和记录。这让张越想起了自己刚入行时的经历。这么多年过去了，古建筑的勘测还是唯人力艰辛才可为，每个环节都要严谨、分毫不差。

北京交大东路58号。没有门牌、没有任何单位名称露出，甚至没有大门，只有一座靠街的老住宅楼和一个形同虚设的门卫。楼下宣传栏里贴着“娘娘庙社区居委会通知”。

一道门禁将老楼一层隔开，门禁外，不时有居民提着购物袋上下楼；门禁里，一个拥有文物保护修缮设计甲级资质的建筑设计团队正在忙碌。

“搬过来倒是一年多了，那个（单位）牌子新的还没做，就是我们太不注意这个了”，提起缺失的“门面”，张越一脸“忘了这茬”的表情。在她看来，古建是个“冷门”领域，门庭显不显眼不重要，有个安静的地方画图做设计最重要。

刚剪了短发的张越很难看出是75年生人，加上说话清脆爽快，同事笑称她现在看上去像个男孩子。但她的身份却有着足够的“历史”份量——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1999年进入这一行，张越一干就是20年。从刚大学毕业的小姑娘变成了古建筑领域的专家。

建筑是历史的倒影，而古建从业者则被称为和时间赛跑的人，他们争分夺秒地想要留住残存于古建上的那一抹历史余光，他们手中的工具则像是历史的追光灯，把木梁榫卯间的记忆照亮、重现、定格。

但20年前背着画夹来到北京的张越，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进入古建这一领域。在大学建筑系5年的学习，接受的都是现代建筑设计理念，贝聿铭是她的榜样。

“但我的大学老师周学鹰教授跟我说‘张越你要学做古建，能做一辈子’”，这句话让张越放弃了犹豫，把自己的偶像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学的“祖师爷”——梁思成。

张越的起点足够高，时任古建咨询部负责人、后任古建所所长的我国古建筑界泰斗马炳坚亲自带其入门，作为嫡传弟子一路培养20年，这让张越有幸成为与多个重大古建修建项目最贴近的人。

她爬到过北京建国以来最大规模修缮的历代帝王庙的大殿顶端、修复过故宫里“甄小主”住的永寿宫，也是大型新建清式纯木构楼阁的代表作——武汉归元寺圆通阁的主要设计者，以及北京多个老城街区修复项目的主持人。

而这20年，也是中国在城市建设和传统文化延续上思路不断变迁与意识觉醒的20年。“近年传统文化开始受到重视，包括对国学、匠人精神等的重提，都让古建这一文化载体越来越受关注。”

不过，当了20年的“学徒”，张越至今觉得远没有“出师”。这种感觉与中国建筑的博大精深有关，更与古建筑的传承几经断续波折，至今仍有诸多空白与争议有关。

正如一直被奉为圭臬的“梁陈方案”在半个多世纪后再度引发争论，在延续60年的故宫古建筑修缮队伍被迫解体后，院长单霁翔警示“人走技亡”一样，没有人知道历史的巨浪埋葬了多少传统建筑文化的脉络和真相，而其留下的遗产又以哪种方式打开最正确。

但当拥有3000年建城史的北京开始执着地要恢复以四合院为主的老城风貌，要以整体保护的方式来重现那抹从紫禁城平缓有序、水平延展的天际线时，同样也没有人会质疑现代人借一处小院落找回失落记忆的急切与决心。

2016年，刚41岁的张越从马炳坚老师手中接过古建所的重担。这一身份在让她成为古建筑界中青年一代的中坚力量的同时，也将其进一步置入传统建筑文化传承的第一线。

“站在崇圣殿的脚手架上，我不敢往下望”

办公桌上，一堆设计图纸旁，张越左手肘下压着一本摊开的厚书，仔细看去，一半是古文，夹杂着绘制的建筑图样。

“这是宋代李诫写的《营造法式》，梁先生（梁思成）注释的，一本‘天书’！”终于闲下来的张越指着那本书笑着说，祖籍天津的她声音里有种京腔特有的热情上扬。“我现在有一个项目要按《营造法式》去做，我必须把它的基本尺度弄清楚，才能去做方案。”

这本决定了梁思成人生志向的中国古建界的开山典籍，对于缺乏国学系统教育的70后建筑师来说一直是望而生畏的“天书”，张越入行之初也直呼“读不懂”，不过如今她已渐得其中玄妙。在此之前，她已读过了清工部颁布的《工程做法则例》，这两本书是中国古代仅有的两部官方颁布的建筑古籍。

工作20年后，还要啃大块头的古文书，这是张越刚毕业时没想到的。1999年7月，从中国矿业大学建筑学系毕业的张越来到北京。这一年是建国50周年大庆，北京城一派喜庆，天安门城楼金光闪耀。张越当时并不知道，她后来的老师马炳坚曾参加过1969年到1970年间的天安门秘密重建。

“那会儿也犹豫，就是古建吧，感觉离自己很远”，张越回忆说。因为有师兄在古建所所属的北京市房修二公司，所以她大学毕业时也被推荐了过来，马炳坚亲自面试了她。

“我记得那时候面试我的人事主管为了考验我，说要签十年。因为古建筑比较冷门，收入有限，要保证来的大学生不会干几年就走，所以对愿意来的学生格外重视。”张越说。

“刚开始五年我都不敢抬头”，古建对张越来说是纯新的领域，工作的头几个月，她一直在读马老师的那本被翻印了多次的中国传统木构营造技术的经典畅销书。

在国内古建筑领域，马炳坚和他带领的古建所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十年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古建的抢救和保护也需要重启。1980年，北京房屋修建二公司成立了古建所，其初衷一是为缓解老工匠陆续退休、年轻技术力量青黄不接的困境，二是从事古建筑技术研究和编制古建筑工程的技术操作规范。此后30多年间，古建所编著和出版了大量古建研究专著、基本工程技法论文，以及主要工种的传统技术专著等。填补了众多历史空白。

很快，张越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重要现场”，也是建国50年来北京市大规模修缮古建筑文物群的开篇。

2000年，北京市启动古建修缮项目公开招投标制，古建所拔了头筹——中标了历代帝王庙的保护修缮项目。这是一次真正抢救级的修缮，拥有470年历史的帝王庙已沦为校舍70年，损毁严重，北京市政府为此项目斥资3亿。

古建所—修缮后的历代帝王庙

“第一次爬架子！当时是在大殿——景德崇圣殿，因为它是重檐的，所以从地面到天花有三层楼高！而我们要上去勘察。”偌大的大殿里，张越沿着简易的钢管架子，和两位老师一起爬到顶端，开始木结构的初步勘察和记录。

“上去的时候没感觉，但等往下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它（梯子）哪哪儿都没有靠的。”戏剧化的是，当时的大殿是北京159中学用来存放体育器材的仓库，把垫子搬进搬出的学生们并不知道脚手架顶端还有古建专家在工作。“等我们好不容易下来后，发现门给锁了！因为人家学生已经放学了！”20年过去了，张越再回忆起这段仍忍俊不禁。

历代帝王庙一修就是四年，张越经此一役，也正式对古建有了感觉。那会儿现场经常听到老师傅们拿着图纸喊，“张越，你这设计不对啊”，张越捂嘴笑着回忆说，作为新手，她的设计图经常被批、不断修改。但正是那些富有经验的老技工师傅们，让她见识到了古建修复的严谨和技艺的博大精深。“我们现在都还有联系，都是我的老师。”

2004年，作为明清北京城三大皇家庙宇之一的历代帝王庙重现“真身”，清明节民间祭祀大典仪式开始恢复。以历代帝王庙为开始，2003年、2005年，太庙、孔庙和国子监古建筑群的大规模修缮相继展开。

“之前的古建修缮还只是园林局和文物局每年会定期做的任务项目之一，直到90年代，准确说是2000年之后，北京市开始每年拨付专款用于修缮古建筑，同时启动市场化的项目招投标制，对古建的保护才开始逐渐加强”。张越介绍说。

2015年，一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引发年轻人的关注，故宫的四季大片和“故宫文创”的受宠也让传统文化再度升温。而张越和她的团队也蹭了一波古装剧的“热度”，“前几年我们做了永寿宫的修缮，就是《甄嬛传》里甄小主的住所。结果修的过程中，《甄嬛传》就火了。我们按照历史修复的永寿宫，还成了热门景点。这也挺有意思的。”

古建所—故宫永寿宫

2019年的故宫“上元之夜”，则成了古建文物历年来最辉煌的时刻，高科技给古建修复带来的更多可能性备受关注。“故宫的修复让我们确实学到很多”，张越说，“我们现在正做故宫项目的三维数据记录，就是把修的整个过程信息化，记录下来。这样能为今后的文物修缮提供了档案。”

2008年奥运之前，张越接手了前门改造项目，并首次成为项目主持人，这个奥运献礼工程时间紧任务重，成为张越做过的最辛苦的一个项目。2016年当上所长后，事儿明显一下多了起来，“先得保证30多人的温饱吧，然后还要往上发展呢”，张越笑着说。但她仍保证每年参与设计5到6个项目。

在加班成为工作常态的情况下，儿子刚上初中就被张越送到了海淀寄宿学校，“现在想想，送去的是有点早，还太小。”提起这事，她摇摇头有点苦恼。

虽然过去20年是古建筑保护的高潮期，但张越是同学中为数不多进入这一领域的，她的大部分同学都进入了城市现代建筑设计领域，投身到了房地产业上升期的庞大市场中。“为什么能一直坚守在这里，我只能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工作。虽然辛苦，但那份成就感是别人感受不到的。”

被质疑的“大屋顶”：古建如何回归？

市场化的招投标制度，使此前体系封闭的文物古建修缮体系全面开放，连故宫都开始成为“甲方”，这被认为是一个突破。

但是，在一座座被重新画梁描漆的宫殿背后，“风浪”从未停止。

2000年—2020年是故宫为期20年的一轮大规模修缮。但在2015年，已成为“网红”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站出来呼吁，称由于“一刀切的市场化招投标制度”，使故宫的古建营造技艺也面临“人去艺亡”的局面。他担忧，在修缮队伍技术水平普遍下滑、传统修缮材料逐渐被迫退出竞争后，传统营造技艺将难以继续传承。

张越很理解单院长的担忧，“确实是这样，这个行业良莠不齐。马老师说过，有些施工人员可能头天还在家刨白薯，第二天就跟着包工队上架画彩画去了”。

而这也是国内多处文物古迹频频遭到“毁容式修复”的原因之一。近年来文物界“修旧如旧”和“修旧如新”争议的背后，其实正是传统修缮技艺的失传危机。“听说前几年单院长开始在中专院校培养自己的专科学生。”张越说。

故宫的无奈只是一角。20年来，身处古建这个领域狭窄的平台上，张越却最深刻地见证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和城市建设理念在传承中的挣扎。

2001年6月，84岁的建筑大师贝聿铭站在刚刚竣工的、由他设计的北京中国银行总部大厦顶层，看着远处有着中式大屋顶的北京首都时代广场大厦，对采访他的记者说，“像这样摆一点屋顶，戴一个小帽子的办法，我不会做。”

彼时，北京众多新建的标志性建筑都采用了大屋顶，包括1996年建成的地标性建筑——北京西站。而作为梁思成的校友，这位现代建筑大师选择将四合院结构和苏州园林用在了中银总部的内部设计中。

“仿古”概念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兴起，也在审美疲惫背后迎来批判，这似乎不可避免。但对此，张越持保留态度。

“你怎么定义‘仿古’？”张越说，以古建所为北大设计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苑”为例，外部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内部功能完全现代化，与北大百年学堂的气质相符，颇受欢迎。但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仿古”建筑。

“重要的是仿了神，还是只仿了形”，张越说。近些年，“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更新”成为古建所的主要项目，这也成为另一种古建保护思路。

“这其实也是一种回归”。张越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经历了一个工业化建设的跟风阶段，结果造成“千城一面”，失去了特色。“近些年，各地开始把城市里留下的有文化记忆的建筑、遗址作为重点风貌进行打造。”

在张越看来，拥有宽窄巷、锦里和太古里的成都是最具现代活力的古建保护典范。但在一些城市，粗制滥造的“仿古一条街”等生硬景观，确实让公众对古建产生了误解。

这与90年代以来，国人急于补救传统文化却不得其门，且过于注重商业利益有关。另一方面，古建文化传承的断层也是造成“仿古”建筑尴尬地位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这些年古建文化是在往回‘找’，补缺，但本身体系的缺失和历史及西方现代建筑思潮的冲击，让古建从理论到实践的传承都很难。”张越说。“我上大学时就两门建筑史的课，一个中建史、一个外建史。中建史是一本薄薄的书”。2005年，在张越工作5年后，梁思成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才首次出版。

张越的成长是典型的古建人才培养模式——现代高等教育加“师傅带徒弟”的师承模式。但国学教育的缺失是张越最大的遗憾，她花了20年才完成与古建筑从技术到文化层面的初步对话，她希望后来人能缩短这一过程。

“前几天接了一个南方做书院的设计，甲方一开就跟我说，‘你快去读读四书五经，先读论语。’后来才明白，原来他在沟通书院设计诉求时常会带出论语的典故。”

如今少数高校建筑系已单设古建筑专业，不过，留住人才仍不容易。“做古建跟学中医一样，男生确实有些问题，谁不得养家糊口啊，但现在这种慢工出细活的事儿，经济效益体现不出来。”

传承的困惑下，过往和将来如何链接、传统与现代如何达成和解……仍旧是所有中国建筑师尚未能通透的事。“曾有年轻设计师跟我说‘我要做新中式’，我问他，你怎么理解新中式？当然你不了解也可以做，但是你了解以后，才能做出来一个有传承的新中式。”

张越承认，有段时间确实也很迷茫。但后来想通了，不去在意那些争论了。“在我无法把古建基因和现代建筑理念融合到最高境界时，我能忠实地把这个传统建筑做出来，这本身也是一个贡献。因为毕竟很多实体和完整的工艺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2013年，张越迎来职业生涯中一个标志性的成就——武汉归元寺圆通阁。这座高达51米的清式复合式全木结构阁楼，梁、柱、飞檐都是榫卯结构。这个项目由马炳坚率队主持，张越作为建筑负责人，历时三年完成。业界这样评价：其复杂程度比北京故宫角楼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我国自清代中晚期以来建造的最大也最复杂的木构建筑。

古建所—武汉归元寺圆通阁

“这是当时归元寺大和尚的一个宏愿，特别想做一个原汁原味的纯木构楼阁，所以，他从2004年就开始买木料存着。” 张越回忆称，“还是会有一批执着的人特别喜欢传统文化，所以他们想要原汁原味、按照原工艺做出一座古建。”

这种建筑让她更觉得弥足珍贵。这是她以自己所学，切切实实将中国的传统古建再现，这是更具生命力的传承。现在，这种定制性的新建项目古建所每年都能接到1-2单。

从建筑设计师到居委会“跟班”

与历代帝王庙、故宫等身临其中恍若隔世的建筑相比，四合院让张越觉得亲切。

2017年，国务院明确提出“北京老城不能再拆了”，以胡同和四合院为标准的北京老城区进入整体保护期。张越开始带着古建所的同事成为胡同“常客”。

地安门外的雨儿胡同是张越今年最关心的项目之一。与紫禁城周边的胡同经常卧虎藏龙一样，雨儿胡同“身世显赫”，是当年的值年旗衙门（掌管清八旗政务）所在。但经历了建国后70年的风雨变迁，它已经变得跟其他胡同一样，大杂院和复杂的人口结构是其基本特征，“贫嘴张大民”式的家庭混居方式随处可见……

东城雨儿胡同项目现场

“四合院的项目这些年一直没断过，”沉浸式的工作后，如今在张越面前，四合院已变成了一本浓缩中国历史的书册，历史名人皮影戏一样在眼前走过。

不过，这种畅想往往在现实面前戛然而止。“我们需要跟着工作组做群众工作，和原住民沟通，然后针对他们的需求，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帮他们去实现一些生活品质的提升、改造。”张越掰着手指头，开始列举自己的胡同工作要点。

“对于四合院，现在是申请式腾退，不强迫、完全自愿。所以还有一些不愿搬走的老居民”。张越说，也因此，现在提出了“共生”的概念——人与古建筑的共生，在这座城市过去70年的发展中，已成不可回避的现实。

说到这里，张越给记者看了一篇在建筑圈广泛转发的微信，是一位年轻女建筑设计师以幽默笔触记录的自己参与修缮北京雍和宫大街的“坎坷”心路历程，其一度对自己的职业价值产生了怀疑：每天给居民宣讲、拆违建、沟通、博弈是主要日常，最后不得不设计出了四十八种窗户样式清单来满足所有住户的要求……

“她觉得‘我是画图的，我应该是个设计师’，可到最后成了跟居民打交道、要促进各种融合的‘社会工作者’。我看着就笑了。”张越说，这显然超出了建筑设计师的角色范围，但“确实是这样，已经不仅是建筑领域的技术问题了，是社会问题，很复杂。”

复杂的历史印记，也让建筑师们在四合院的修缮思路上也产生了分歧。“对一些被改了的院子，专业人士是有矛盾冲突的。有些设计师就做了纯新的设计，以及一些很现代的理念”。张越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下一步的一个矛盾焦点。”

马炳坚、张越向中国工程院院士、古建界知名专家张锦秋做项目介绍

张越自认为并不是保守的人。但在这一问题上，她却站在了“创新者”的对面。“不是说这些设计师做的不好，但你在老城里应该做的是‘翻译家’，而不是创作家，你创作在其他地方都可以进行。”

“我们（古建所）会有职业病，就是觉得即使是大杂院，其前身原来也是一个传统的四合院，所以但凡有老居民能腾出一些房子，我们也希望按原貌去修复。”张越解释称，哪怕门楼上一个经典的砖雕木雕，或者是个门窗的局部，“只要有历史信息，我们能保留就保留。”

张越的思路与官方层面的诉求更为贴近。今年初北京市出台的“老城风貌保护与更新设计导则”中，也将最大程度的保护原有历史信息、恢复四合院原有的院落风貌作为前提。

33片历史文化街区、20.6平方公里被划归入“北京老城风貌保护区”。这让人想起了1950年陈占祥、梁思成提出的保护古城、迁移行政中心的方案，以及贝聿铭在1978年与多位建筑专家一起上书“严控北京古城区建筑高度以保持从故宫向外平缓开阔的空间格局”的建议，这恍如是远隔几十年的迟到回应。

站在雨儿胡同的院落里，张越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修复后的四合院已经完全满足现代生活的功能性和舒适性需求，并根据各片区定位进行了新的规划。她希望每个新住进来的居民都能签署一份协议，明确清楚自己所住的不是普通的房子，住进来就要承担保护和传承的责任。

“我们前一阵刚验收了一个院子，房主是五六十岁的一位先生，从小就在四合院长大的”。验收那天房主说了一句话让张越印象深刻，“他说‘我有一段时间天天下午就坐在院子的廊子下，在躺椅上喝杯茶，就觉得生活要能一直这么过下去，那就太舒服了’。” 张越面露羡慕，“其实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回归”。

“你明天带着尺子、相机，因为是一个修缮院落，要现场拍照了解情况。再一个，得把平面测绘做了。”周末晚上八点，张越在微信语音上分配着第二天的工作。

“我们接手的一个院子，有两户已经决定腾退，现在跟进做测绘和修缮设计。”

张越说，现在人们对怎么把留下来的建筑保护好、传承好的认知度都在提高。

而她自己却发现，对古建了解得越多，越觉得道阻且长。“我那天还说，怎么感觉在做古建上刚入门呢？真的，还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但会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