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跨越六国：中国式妈妈的一场世界教育“大冲撞”

采访/撰文 施安

我们身处在一个教育焦虑的时代。

这种焦虑感一方面来自外部环境的割裂——培训机构的广告每日轰炸在耳边，标准化考试、激烈的同代竞争，时刻提醒我们“欢迎来到现实世界”。同样还是这个世界，“快乐教育”、素质教育的理念又不断从“精英妈妈”、教育KOL那里向外扩散，逃离应试教育、重新定义“学习”，看上去很美。

另一方面，“中国式家长”内心深处的自我困惑从未平息——一路奋斗才走到现在，我究竟要不要让孩子跟我走一样的路？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问我：妈妈，学习是为了什么？考试是为了什么？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好像也很难给出一个好的回答。

对孩子来说，曾经的童年叫“夏天”、叫“抓虾”、叫“奔跑”、叫“无忧无虑”，如今的童年，被统一称为“起跑线”。

 没有孩子的年轻人同样焦虑。他们焦虑的表现更加直接——不想生孩子。孩子一生所面临的教育问题，像一个沉重的负累让“这届年轻人”觉得窒息。

在没有孩子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孩子”。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身份只剩下“家长”。管教孩子，成为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矛盾和纠结中，中国家长开始寻找“解药”：母婴KOL、教育大V、育儿宝典、成长指南......

同样的困惑也落在了周轶君的身上。

以前，她是一位知名的国际战地记者，从混乱时局或战场上，快速发回掷地有声的报道。那时候，所有的问题都能在“现场”找到答案。

但面对孩子的到来，初为人母、比战地报道复杂一百倍的“教育”问题出现了。她尝试翻阅书籍、请教专家，寻找先进的教育经验。但伴随着理论输入的增多，困惑似乎有增无减：

• 芬兰的教育近乎被奉为“神话”，真的是这样吗？

• 中国的教育问题总被简单归结到“人口太多”，那么人口大国印度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 日本和中国一样信奉“集体教育”，他们的“集体性”跟我们的定义是相同的吗？

带着这些困惑，周轶君踏上教育的寻访之路，选择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回到“现场”，从世界中找答案。

在这个过程中，截然不同的教育观念冲击、不同样本的碰撞、感动与感受、观察与思考，让这个典型“中国式妈妈”，沉淀下了更多关于教育本身的理解。

归国后，周轶君始终强调，这是她个人找寻答案的过程，并不试图说教、也不适用于所有的父母。和她曾经的记者身份一样，她只是尽可能把她看到的记录下来，把她的沟通方式和教育困惑暴露出来，她希望观者“看见”，而非全盘吸收。

在总结这次旅程的最大感受时，周轶君说：作为大人，教育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教育自己，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停止学习。教育，本质上就是我们与孩子之间，进行的一场平等对话。

旅程归来，我们和周轶君聊了聊这趟经历。和周轶君的出发点一样，我们也试图呈现更多的细节，而非贴出观点、作出结论。不论你是否为人父母、是否关注教育，希望都能从中有所思考。

毕竟，“教育”是一场终生的学习，我们每个人都难以置身事外。

Q：从之前报道国际时事，到“停下来”投身拍摄一部教育纪录片，中间经历了什么？

A：从一名国际新闻记者到一位妈妈，不变的是思考问题的方式——从世界中找“答案”。

伴随年幼儿女的成长，我会遇到和所有妈妈一样的很多矛盾和困惑：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跟孩子沟通？如何在家庭场景中完成对孩子的教育？ 等等。

举一个例子，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需要经常出差，每次离家前孩子都会哭的撕心裂肺，跟我说，妈妈你不要走啊、你为什么老是出差......如果是我的妈妈，可能很自然的会回一句：妈妈要上班呀，不上班谁来赚钱给你买玩具呀。

我总觉得这个说法不太对劲，但好像我也没有新的语言，来给孩子一个最好的回答。但当我走完这一圈，我发现，我要慢慢学会如何跟孩子讨论问题。

我开始对我的孩子说：这是妈妈的工作，妈妈觉得这份工作让我很快乐。我会拿出一张纸，让孩子列出“妈妈出差你喜欢的地方”和“你不喜欢的地方”。

比如我的孩子会写“不喜欢妈妈总不在家陪我”、“喜欢妈妈每次回来都会带来新的东西、好玩的故事”。我会跟孩子一起商量，规定好我每年出差多少次、每次最多多久、频率是怎样的，从中锻炼孩子的数学能力、对年月日的时间感知，我们达成这种契约，我也会遵守承诺。

从此以后，我的孩子再也没有因为我出差而哭过。

任何事情跟孩子商量、一起讨论怎么去解决问题。这只是其中一个切面，无数个这样的切面构成了我在这段旅途中得到的启发。

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身份立刻变成一个“家长”。从没有任何一个培训或者考试，需要“家长”通过后才能上岗，我们似乎对此也习以为常——我们自己不就是这么长大的吗？父母教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再教给孩子，一代又一代，不都是这样过来吗？

但是，我们上一代人的教育理念、我们习以为常的教育方式，真的是好的吗？

当我走过这么多国家，我慢慢体会到：当你知道了还有这么多的“可能性”，你会变得不一样。而你的不一样，会决定孩子的一生。

Q：为什么选择“他乡的童年”，来作为重新理解教育的一个切口？

A：你我生活着的世界，就是孩子的“童年”，而童年是教育的“起点”。

我觉得童年是一个人一生中最“一张白纸”的时候，我们对小孩子的态度、言语和教育方式，凝结了我们身处的整个社会的观念。

我们如何定义孩子的童年，决定了他们以后如何定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比如，我每次坐高铁都会听到大广播里呼号：“请不要在站台上奔跑”、“不要在站台上玩手机”，“列车停靠时间很短、请不要下车抽烟，车子很快就要开走了”等等一系列提醒。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社会对于成人管理的每一步，也都像是在管理小孩子一样。

难道一个成年人不应该知道自己不要乱跑、不要插队、不要乱丢垃圾这些基本规则吗？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最终都还是要归结到对童年的定义上。

铺天盖地的教养攻略和技术贴倒是也有，不断告诉家长要这样做、要那样做，但似乎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教育孩子”这个底层命题。

所以我作为一个妈妈会有点疑惑：真的是这样吗？真的适合我和我的孩子吗？

比如，芬兰教育的先进性在国内几乎被神话。很多人会说芬兰的校内教育已经不分科了、学科之间全部打通。但当我到那里实地考察，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芬兰学校依然是有正常的分科，包括语文、数学、英文等等，另外会有一些融合性的线上教育课程。

跑世界这么多年，让我习惯回到更大的世界去寻找“答案”、拓宽眼界，借鉴其他民族、国家的经验，然后做出独立思考。我想要追寻的那个“答案”，不是标准化的，而是透过我自己的观察、沟通和思考，得到属于我自己教育孩子的那个“密码”。

做完这个片子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父母的眼界，决定了孩子的边界和未来。

我希望所有看这个片子的观者，能从我这个典型“中国妈妈”和世界各国教育者、家长以及孩子的沟通中，看到自己共通的问题，得到属于自己的启发和思考。

Q：片子里你走访了很多学校，也走进很多国外普通家庭，这些不同样本带给你的“冲撞”有哪些？

A：我们习惯于要学“有用”的东西、要考核“知识点”、“教”不好孩子是老师的责任...凡此种种，皆作“常识”。

亲历不同国家、学校、家庭，跟这么多教育者、老师、家长、孩子交流，我会发现：

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家长”，思维惯性不断受到挑战、观念被不断刷新。

比如在芬兰的一节“自然课”，老师带着孩子们来到森林里，我以为是要让孩子识记树木、学习对应的拉丁文名称，或者学习野外生存的技能这些有用的东西，不然去森林里“图什么”呢？

我就问老师，你是让孩子们去闻这些树木、采集样本，然后考核什么吗？

老师说不用啊，他只是让孩子们去感受自然而已。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去给树木取不同的名字，它可能叫“大海”、叫“天空”、叫“鱼”，叫任何名字。他还会让孩子去闻一些恶臭的东西，故意让他们去接触一些恶心的东西，让孩子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除了美的、香的、完整的，还有丑的、恶心的、破碎的。

又比如在芬兰的另一所学校，当我问他们的老师“你们这是在教什么”类似表述时，他们会纠正我的说法：我们这里的老师没有在“教”，是孩子自己在“学”。

他们会告诉我，作为老师，你只要、也只能把自己做到最好，你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我在学习。而对于学生来说，你们怎么看待学习这件事、你们是否像我一样学习，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这和我之前做新闻报道的感受完全一致：我们作为记者想要传递一个信息，其实能做的事情很有限，你改变不了所有人的观念、左右不了所有人的观点。你只要做到，我尽可能不主观、我看到的是这样、我传递给你，至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观众如何评判，不是我能决定的、也不需要我来背负。

Q：会不会思考这些完全不同的教育“样本”背后，底层共通的教育理念有哪些？

A：不要把孩子只是当成“孩子”，先把学生当成一个“人”。

每个国家的教育方式都各有不同，但走下来我会觉得，好的教育一定是先去定义“人”，一定不要把孩子简单视作一个稚嫩的小生命。

日本有句谚语：“孩子是父母的祖先”。父母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是孩子教育了你，是孩子让你快速“长大”，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教会你责任、沟通、爱以及很多很多东西。

我跟孩子制定的“妈妈出差规则”，是我去西安参加郝景芳的“童行学院”受到的启发。在童行学院，孩子们需要自己制定营规，需要根据自己的喜好、综合他们的习惯讨论出具体条例、然后达成一致。如果是大人来制定这个规则，孩子本能是反感的，但如果是孩子们自己讨论后制定的，大家会共同遵守并相互监督。

我去印度的一个学校参观，校长跟我说，你自己随便找两个孩子带你转转校园吧，这是他们的学校，不是我的。

然后两个大概6、7岁的女孩一边带我逛校园一边对我说，你知道吗，在印度，每6秒会有一个孩子饿死，we wanna stop it.（我们想制止这一切）

当时我就震惊了，也深受感动。

又比如，我问芬兰的一个妈妈，你怎么去解决孩子一直看iPad的问题？她说，我会陪她一起看，让她给我讲解她为什么喜欢看，然后我会告诉她那我们也要一起走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屏幕外面真正的花草小动物是什么样子，孩子对于真实世界的兴趣就会更大。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不要害怕跟孩子讨论一些关乎“价值”、“意义”的，看似“终极”的问题。

比如我会问我们家小朋友，你觉得你学习是为了什么？我女儿跟我说，是为了李老师...我当时哭笑不得。然后我会引导她：李老师会跟你一辈子吗？如果没有李老师，学习中还有哪些让你快乐的东西吗？诸如此类，展开跟孩子的对话。

总之，当你给孩子充分自主权的时候，他们会带给你很多惊喜和奇迹。孩子不是我的附属品、我的“勋章”，他们是和我们平等的、独立的一个“人”。

这些底层的教育原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亲子沟通中的无数个场景，而不局限某个具体问题。

Q：在这一系列片子中，每个国家的教育似乎都有一个标签，比如日本的“集体教育”、印度“爱的教育”、芬兰“快乐教育”、以色列“创新教育”等等，中国那一集似乎没有一个特别鲜明的标签，回归我们本民族的教育，你最想探寻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A：传统与未来的关系。

我们的孩子从小学习汉字、接受传统教育，但与此同时，他们从很小就开始学英语、打游戏，接触的所有东西都是“世界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会思考：

我们的传统和未来是否会慢慢割裂？传统文化中，到底哪些需要让我们的孩子去继承、帮助他们面向未来？

我的女儿很小就同时学习英文和中文。慢慢我发现，其实孩子不应该太早学英文，英文表音、中文表意，英文学习相比于中文要容易多了。当孩子发现这一点后，会天然喜欢使用学起来简单的语言，中文基础反而打的不牢固。

又比如我们似乎对历史教育的重视不足。我们小时候背古诗，好像不太需要真正理解诗歌的意境，只需要背下来就好了、长大自然而言就能理解。旅程中我遇到一个插画师熊亮，他会把诗歌的意象画下来，帮孩子还原诗歌中的时间和空间。跟随郝景芳的童行学院去往西安，在一节关于兵马俑的历史课上，他们会回到现场、去讨论“what if”（如果..会怎样..）的问题，锻炼孩子的批判性思维。

所以，回到第一现场、还原历史、重新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传统，而不只是狭隘的把传统归结为“传统习俗”、甚至“伪国学”等等。

走完这一趟我忽然觉得，好的教育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早就有“指引”。

比如古代的“格物致知”，强调推究事物的原理，然后获得知识，知其然（what）、也要知其所以然(why)。这样我们学会的不止是知识，而是能让我们受益一生的能力。比如“因材施教”，强调个性化的教学。又比如近代的“德智体美”，我们的教育似乎不断窄化到了“智”这一个点上，品德教育、体育、美育都是匮乏的。

举两个细节，我在芬兰的时候发现，他们那里遍布大大小小的艺术馆、博物馆、美术馆，周末或下班去转一转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如果你带着孩子直接免费，他们没有专门的美育教育，他们觉得美是一种从小耳濡目染的熏陶。从小你的眼睛看到什么，长大就能创造什么。

另一个细节是，我们跟拍日本的幼稚园小朋友，一天下来我们的摄影大哥体力已经完全跟不上了，日本的小孩子还在快速的奔跑，体力非常好、说话声音也非常洪亮。他们每天给孩子安排的运动量是非常大的，会教孩子“呐喊”，他们把这些叫做“完全燃烧”，我非常喜欢这个词，它代表了旺盛的生命力和精气神。

审美、体能这些都是我们认为不那么重要的“学习”，但它会让每个人长大后的差别非常大，对精神面貌、气质、性格、品味、格局的改造，是非常不一样的。

Q：在国外这些普通老师和家长的眼中，“中国教育”和“中国家长”的面貌，分别是什么样子？

A：重视传统教育、教学效率高，但家长缺乏对孩子的鼓励和引导、对成功的定义窄化。

在我们走访的很多国家，老师会表现出对历史教育的担忧：他们发现孩子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不了解本民族的传统，他们认为中国在“传统教育”上做的很好。

另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的教学效率很高，英国的一些公立学校会定期派老师到中国，学习数学课的大班教学模式——怎么样短时间内有效地把一群孩子的数学教好。

但是在国外教育者眼中，“中国家长”对孩子成功的定义似乎只有考试成绩，社会对于“失败”的容忍度很低，我们失败的成本很高、代价很大。

这带给我的反思是，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是不是过于窄化了。窄到就算学习一门乐器，也似乎只有“钢琴”和“小提琴”两种选择是最有用的，孩子想学打鼓、三角铁似乎都显得没用，哪怕他们非常感兴趣。

不论是考试考砸，还是创业失败，好像从此跟“looser”挂钩。在以色列，创业第四次失败相比于第三次失败，会获得更高的银行贷款，因为社会会认为你拥有了更多的经验、你很勇敢。

在我们的周围，你会看到太多看起来“成功”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们感到巨大的兴奋或者幸福，你从眼神中就能感觉到，他们的心灵是干涸的，生命中只剩下“工作”和对于“成功”狭隘的定义。

小时候我们为了“分数”而学习，长大了我们为了“绩效”而工作，我们好像忘记了最简单的道理是：我们应该为了“生活”而学习，而学习应该贯穿我们的一生。

这衍生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似乎很轻易的会说出抹杀孩子“兴趣”、甚至抹杀“性格”的话。

比如，我们一起去芬兰的一个编导会很感慨，他说小时候很喜欢看侦探小说，他爸会跟他说，你不要整天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多看一些有用的书。从此他就再也没看过侦探小说，长大之后会觉得很可惜。

又比如我们会很轻易的取笑小孩子，“你唱歌真难听、你真的好胖、这个事情真的你不行的”。这些话说出来非常随意，但对孩子一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如果孩子确实在某一方面有缺点，或者暂时没开窍，他们老师的做法是，在孩子喜欢的、擅长的领域里帮他补短板。比如一个孩子数学不好，但他喜欢车，老师就会陪他一起玩车，然后在小汽车里教他“数数”、教他“速度和计算”，老师告诉我，“那个东西会自然而然出来的。” 

就我自己来说，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是，我女儿很喜欢画画，有一次我带着女儿一起画画，她画的超级开心，我记得好像画了一个冰淇淋走过公园之类的，但我半天下不去笔，好不容易下笔又涂涂改改，怎么也画不好。

最后开画室的那个人走过来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你女儿不“害怕”画画，你“害怕”画画。

我就想到我小时候一直被取笑画画难看，从此不只没有再拿过画笔、也很难再特别放松的只是“画一幅画”而已了。事实上，艺术的表达从来无关“好与不好”，只是在于你“看见了什么”、你“自然而然的表达”。

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如果喜欢的事情没有受到打击的话，他至少会作为一个爱好，至少不会为此而自卑或害怕，至少会在人生中的很多阶段，孩子心中会有一个信心和寄托。

Q：以“世界眼光”重新看待国内教培的狂热，会有新的认知吗？

A：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是家长共通的，不必妖魔化“中国家长”，新生代的选择正在不断改造“中国家长”。

我们好像总觉得“补课”是一种“中国现象”，但其实国外孩子也是要补习的，在竞争激烈的英国，20亿英镑的补习产业同样庞大。我们经常听到赞美芬兰“快乐教育”、素质教育的言论，但是放诸我们这么庞大人口的国家，真的现实吗？芬兰的整个社会都不鼓励竞争，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飞速发展中的国家，真的适合吗？

所以，对于“教育创新”的探索，可以再辩证和理性一点看待。

但是，国外家长的焦虑感之所以没有那么那么强，本质还是对成功的定义更宽广。

在芬兰，成功跟貂皮大衣、奢侈品、财富、社会地位没有太大的关系。英国虽然非常看重考试成绩，但还是会把培养一个“全人”放在第一位，比如孩子八九岁就需要开始了解慈善的意义。

这让我想到我的一个朋友，在补习这件事情上她“抵抗”了很久，最后竟然是孩子的老师跟她说，你不给她补课，她比其他同学学的慢或者考的没其他同学好，就会让她没有信心。我这个朋友一下子就被戳到了，立刻给孩子报了学而思。

所以你看，这种焦虑是各种因素叠加的，是一时半会很难缓解的。这一方面可能是上面我们讨论的，整个大环境对于“成功” 的定义相对单一，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系还在加速完善。

一些很好的变化是，国内也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芬兰的职业教育就一直做的很好，孩子就算考不上大学也可以去很好的职业学校，毕业后工作收入可能比大学毕业生还高，每一个专业、工种都会受到重视和尊重。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职业学校的专业，主要由行业工会制定，出口问题是可以保证的。

又比如，我回国后还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是，00后开始有了更多新的选择。有一个调查好像是说，00后最想从事的职业是当网红，我觉得很有意思。

新生代会主动告诉父母我喜欢什么、我要什么，他们认为人生不只是一个样子、一种模式的，独立意识的觉醒，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这种对父母的反向“教育”，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的改造“中国家长”，让他们也能从传统固有的思维中脱离出来，倾听自己儿女的想法、拥抱一个快速变化的新时代。

Q：很多人会说，教育的问题本质是经济问题、人口问题，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差异大、整体还处于高速发展期，客观上导致了教育资源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竞争激烈，这些看似“无解”的问题，能够从国外找到一些经验吗？

A：看似“无解”的问题如果不去解决，就永远没有答案。一个国家的教育问题是这样，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一样。

确实，很多人一谈到中国的教育问题，就会说“我们人口多啊”、“我们也没办法”，所以我们有一集是去印度考察。

印度人口比我们还多，但他们在高精尖人才的培养上却非常出众、产生了非常多跨国企业的CEO；印度的校舍很破旧、教学设备很落后，但人们在线学习的意识却很超前。印度的贫困人口很多，很多家庭的生活在我们看来甚至是无望的，但他们的教育却能给带给孩子更多快乐和幸福感。印度是如何在混乱当中找到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非常值得研究。

还有一集是去日本，日本也被认为是跟我们很相似的国家，注重教育、注重集体性，但我很想知道，他们的“集体性”跟我们话语体系下的定义，是不是一回事？

在国外的很多国家，个体对于推动教育的创新非常努力。

比如印度学校的教育中有一个词叫“SOLE”（self-organized-learning environment），自我组织式学习，一些老师会自发把孩子们组织到一起学习，让他们通过互联网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对话。

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例子，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男主角的原型，其实是印度的一位工程师，他很早就在印度的贫民窟中装平板电脑，让孩子接触互联网。后来他带着这个想法参加了TED TALK，并获得了三万英镑的大奖，于是又把这个计划扩大，发起了“云中学校”计划。

于是你在印度会看到非常“魔幻”的景象，穷到衣不蔽体光着屁股的孩子，坐在电脑前上网。

当地的老师会不停对我说，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中，如果孩子们不通过互联网了解世界，他们真的会被整个时代淘汰。

在日本，他们的集体性指的是“照顾他人、重视他人的感受”，但我们理解的集体性好像更多是“规则、服从、整齐划一”。

我记得有一位校长在设计教室推拉门的时候，会故意设计一个“关不上”的自动推拉门，也就是最后一点缝隙必须要人来手动关上。冬天，坐在门边上的小朋友会非常冷，所以每个小朋友进出都必须随手把这个缝隙给合上。

很多很多这样的细节。所以你看，每个国家、每个教育者都可以努力推动教育的变化，让我们的教育变得越来越好。我不太喜欢去把所有问题归结到“无解”的地步，因为它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就像我做这个片子的出发点一样，遇到问题，我就会立刻出发去寻找答案。

Q：您作为具备一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的高知妈妈，会思考自己的视角和立场，可能不一定代表更广泛的中国家庭吗？

A：到最后，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去找“答案”，我只是提供了一种寻找的方式。

这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的一位朋友在一个几百人的妈妈群里问，暑假她想带孩子去日本玩，有没有家长想组团一起？结果所有的家长都说，没时间啊，我们已经报好了XX补习班、XX兴趣班，结果听完，我这个朋友立刻就把旅行计划取消，送孩子去补习班了。

它背后反映的确实是家庭背景、教育观念的千差万别。

我必须要承认，面对没有那么多资源的家庭、家庭背景不足以支持孩子自由选择的父母，那种纠结和心疼：是的，孩子只有靠自己拼搏奋斗出来这一条路。

包括我之前去云南调研，我真真切切能够感受到什么叫“一块屏幕改变命运”，真真切切感受到什么叫做“不公平”。如果你生在一个教育资源没那么丰富的地方，你生来就要比别人更努力、甚至吃很多很多苦。

但我想说的是，不论怎样中国家长还是要思考一个问题：

孩子学习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一个孩子被逼到精神都要崩溃、在学生时代因为性格挤压而蒙上一生的阴影，这是我们想要的吗？这样真的值得吗？

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再放松一点、深呼吸、喘口气，然后试着反思一下：

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冲刺的时候，那个终点真的是最好的吗？真的适合我的孩子的吗？即使有一天披荆斩棘到达终点了，然后呢？后面又是什么？孩子的人生难道到此就结束了吗？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过度“标准化”的社会，“班里的第一名就是优秀的，最后一名就是差生；数学好的就是聪明的，否则就是笨孩子。”

凭什么？我们的孩子凭什么要被这样分成三六九等、这样被定义？这是谁造成的？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刻板观念聚集起来、形成了这种无形但却强大的场域，把我们的孩子囚禁其中。

就我自己来说，我可能一开始的出发点主要还是解决自己的困惑，我并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做一个片子就能够帮所有中国父母找到缓解焦虑的解药。

但我的这个片子也不会是终点，恰好相反它是一个起点：接下来我会更加深入那些教育资源更不均衡的国家和地区，与那里的教育者进行连接、与当地的乡村教师、乡村校长对话。

比如，英国的寄宿制度，就非常适合乡村学校。很多很多人都在为解决教育不公平、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争取更多教育资源而努力，我也想要参与其中。

Q：片子全部做完之后，你最想给观者带来的是什么？

A：最开始做这个片子的出发点，只是去寻找教育我孩子的方法。但到最后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这趟寻访教育了我自己。

我希望每个人，不论你已经有了孩子、还是没有孩子，不论你关注教育还是不关注教育，当你有困惑的时候，都要自己去找“答案”。从你“出发”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不一样了，你的人生会因此变得开阔。

“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小孩子。”作为大人，教育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教育自己，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停止学习。

受访者介绍

周轶君

《他乡的童年》总导演、知名战地记者。曾先后在新华社、凤凰卫视、 周末画报、彭博商业周刊任职，她的文字和摄影报道，涵盖中东及几乎所有世界热点地区，屡获国内国际奖项。

著有《中东死生门》、《走出中东》(又名《拜访革命》)等书，参与 《锵锵三人行》、《锵锵行天下》等访谈、旅行文化节目的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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