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战犯和强奸犯都在开Uber，美国网约车平台如何应对

美国纽约当地时间8月8日， Uber（优步）发布上市以来的第二份季度财报，净亏损从一季度的10.34亿美元剧增至52.36亿美元。

作为“全球网约车第一股”， Uber难言风调雨顺，在纽交所上市之后，Uber司机爆出了惊天丑闻。

CNN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佯装乘客，对网约车进行调查时发现：索马里战犯Yusuf Abdi Ali，已经潜入美国悄悄开起了Uber。

Yusuf Abdi Ali曾在索马里军队服役并担任上校。在索马里内战中，他和他领导的第五旅曾参与执行大规模枪杀，还有一系列的酷刑行为，包括：把人绑在树上活活烧死、让军用车辆拖着把人撕成碎片等。

而在Uber的司机评分体系里，Ali获有4.89的高分，甚至在Uber上市时，被评为Uber的“钻石司机”。

这一丑闻只是冰山一角。

2018年5月，CNN公布了对美国本土网约车的一系列调查结果，相关数据如下：

2015-2018年间，美国至少有103名Uber司机，被指控对乘客进行了性侵或性虐待。其中，至少有31名司机被判有罪，罪名从强行接触、非法监禁乘客到强奸罪不等。

还有数十起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悬而未决。

此外，Uber在美国本土的最大竞争对手Lyft，虽然运载规模较小，但在2015-2018年间，也有18个司机被指控犯有性侵和性虐待。

而据CNN披露的案件情况，也很让人感到害怕。

其中一起是这样的：一名女乘客坐上一辆Uber车准备回家。她喝得酩酊大醉，在后车座晕倒，恢复知觉时，司机爬到了她的身上。这个地方离女乘客家不远，后来她逃脱，并打了911报警。

根据警方之后出示的信息：

这名司机家里电脑藏有强奸妇女和虐待青少年的录像，记录的是他五年前犯下的罪行。2017年11月，司机因强奸Uber乘客被判80年徒刑。

Uber等网约车平台中，隐藏着如此多的罪犯，乘客的安全该如何保障？

滴滴顺风车之“恶”

需要注意的是：CNN披露的这些数据，只是CNN对美国20个主要城市的警察局报告、联邦法院记录和县法院数据库调查获得的数据，并不是由Uber或Lyft公司自己披露的数据。

换句话说：如果是后者，数量可能更多。

据报告显示的情况，除强奸外，还有很多让人匪夷所思的案件，包括：司机用电子锁把乘客锁在车里；殴打和强奸老年妇女；司机逼迫女乘客喝他的尿，等等。

2018年5月5日晚上，大洋彼岸的中国传来噩耗。

空姐李明珠在执行完航班后，在郑州航空港区通过滴滴叫了一辆车赶往市里，惨遭司机杀害。

8日，当李明珠遗体被找到时，发现身中多刀。随后，滴滴公司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线索，寻找一名名为刘振华的顺风车司机。

12日凌晨4时30分许，警方在郑州市西三环附近一河渠内打捞出一具尸体。通过对DNA样本的鉴定，确认该尸体系犯罪嫌疑人刘振华。

此事立刻引发大规模讨论。而据之后一位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说法：

其它滴滴车主犯罪衍生的刑案数量，其实远高于公众认知。事实上，司机杀人事件也不是第一次。车主与乘客因纠纷、口角引发的故意伤害罪案件属于车主涉刑中最高发罪名，出租车、专车、顺风车、代驾均有涉及。

这些恶性事件都指向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Uber也好、Lyft也好，滴滴也好，都只是一个平台，一个“工具性”的存在，在这个平台或工具上发生的任何事，不过是人性的一种折射。

人性，并不会因为这是一个“新生事物”，而有什么不同。

换句话说：“犯罪”这件事，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出租车里、酒店中，马路上，甚至是熟人之间。实际上，打车平台不具备保证乘客绝对安全的能力，尤其网约车作为一个商业机构，有着对成本压缩（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及逐利的本性（司机和时间都是稀缺资源）。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最为重要的是识别哪些策略最有效地对暴力或性侵事件进行预防，尤其是美国的立法者和网约车公司能给中国网约车平台带来什么启示。

立法者强调“透明”与“共享”

2018年5月，CNN的报告很快来到美国立法者的案头。

美国议员要求网约车公司提供一些问题的答案，有一些提问的关注点很有意思：网约车平台是否曾保留有被指控性暴力或性歧视的司机记录？并且，是否已把这些司机信息公之于众（以免其它的乘客遭遇类似境遇）？

换句话说，美国立法者认为：有这种记录的司机，就不要谈个人隐私权了。

在美国，性侵者的信息系统是对外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查询自家附近是否居住有性侵者，以此来决策是否要在此地买房、上学等。长期以来，美国有建立性侵犯数据库的历史，性侵者一旦被登记，短则5年，长则终生不可除名。

美国立法者还关注到平台的信息共享。

比如，常有司机同时为多家打车平台服务。那么如果A平台上的某司机，存有性暴力或性歧视记录，这个A平台是否会把这些问题司机信息，共享给其它B、C、D打车平台？

可以看到，美国立法者在解决方案的方向性上，包含有很重要的两个要素，即信息的“公开”与“共享”。

而在诸多压力之下，Uber和Lyft两家公司很快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变更。其中一些，也对国内有借鉴意义，包括：

第一，两家公司均宣布：放弃事涉性暴力或性骚扰争议事件上的仲裁协议。

所谓仲裁制度是指：有争议的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自愿把争议提交给第三方仲裁机构根据一定程序规则和公正原则做出裁决，当事人义务履行裁决。

此前，美国网约车通常把该条款列为用户服务条款。也就是说：一旦你成为该平台的用户，即默认放弃你在公开法庭上起诉的权利。

但现在，Uber和Lyft都更正了仲裁协议的适用范围，将其修改为——凡和性暴力或性虐待或性歧视有关的争议事件，当事人有权绕过打车平台，自行选择在公开法庭或其它任何地点进行起诉。

这意味着，受害者解决纠纷的途径变多了。

Uber对此解释道：“我们不是说仲裁协议不好，实际上，它是解决争端的一种有效适用形式，但我们还是做出了这个决定，这是因为：性侵非常个人化，也很难索赔（很难取证）。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恢复‘幸存者’对自己的控制感，包括有权绕过平台进行公开讼诉。”

两家公司都放弃了保密协议。即网约车平台不再要求性侵受害者在解决争端时签署保密协议，他们有权公开任何信息。

此外，两家公司都承诺发布《安全透明报告》，向公众通报平台上有过多少和性暴力或性骚扰相关的案件，并呼吁所有打车平台都这么做。

同时，两家公司都计划向其它平台共享这些信息。

这就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网约车平台公布性侵案件数量是一件“小事”吗？

不是。

美国网约车公司对此的一个理解是：这样广而告之，至少能告诉用户，网约车并不安全，请每一个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好自我保护。

艾莉森的困惑没那么简单

但是，斯坦福大学的大三学生艾莉森.蒂尔金仍有很多困惑。

在CNN调查报告风波过后几个月，她到波士顿实习。第一个晚上，她通过Lyft打车从机场到新公寓。当她到达目的地试图下车时，Lyft的司机突然转过身，挡住了门把手，想要她的手机号码。

“我不想给他，”蒂尔金说：“但当时，我觉得这是我可以脱身的最快方法。”

这不是蒂尔金在那个夏天遭遇的唯一一次网约车负面经历。

第二次，Lyft的司机在经过一个无人路段时，言谈粗鲁。第三次，Lyft司机说：自己刚刚分手，想和艾莉森约会。

艾莉森决心收集周围人遭到网约车平台司机“骚扰”的数据。

她在斯坦福大学学生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15美元的Lyft优惠券不能解决性骚扰问题》的专栏，写出她的经历，并呼吁更多人说出自己的故事。

回复数量让她大为吃惊，约有40个。

一位Lyft的乘客留言表示，一个男司机在没有经过她同意的情况下，开始用手机摄像头录她；另一名男司机，则试图邀请她到他的公寓。

“当你坐在别人车上时，其实已经失去‘选择’权。”乘客们抱怨说：“这个人正在开车，某种意义上，他在负责你的安全。司机在此时提出要求，类似于滥用职权。”

一位斯坦福大学博士生则留言表示：她在从机场回家路上，一位Lyft的司机告诉她，应该嫁给他并给他生个孩子。

让人困惑的是，所有这些骚扰事件都投诉给了Lyft，Lyft却拒绝告知是否惩罚了那些司机。相反，Lyft只是告知她们：不会再被安排她们乘坐这些司机的车。

艾莉森的困惑涉及一些更难定义的事情。比如说，网约车平台该如何鉴定司机在工作中的行为准则，哪些是恰当的，哪些又是不恰当的？

“Wag!是美国一个专门帮助用户遛狗的服务，其工作人员入职前需要完成18个问题的测验，并且提供比Lyft更多的‘恰当行为’培训。”

艾莉森说：“帮你遛狗的人，都比晚上帮你开车的人受到了更严厉的背景审查！”

犯罪司机的背景审查漏洞

值得一提的是：当CNN记者发现索马里战犯Ali时，他正在弗吉尼亚州的郊区干活。记者问他，你是如何通过Uber的背景审核的？

Ali的回答让人吃惊：“压根不是事儿。当晚申请，一般2天就可以通过”。

而这不是Uber司机第一次被扒出犯罪背景。

2015年，Uber的司机Talal Chammout尾随一名女乘客进入她家并性侵了她。事件被媒体曝光后，Chammout的犯罪背景被扒了出来。

他是一名重刑犯，曾犯下攻击法官、非法持枪、贩卖军火、枪击少年、买凶杀妻等多项重罪。而在成为Uber司机前，他曾被判监禁6年半。

类似事情还有很多。

2018年某天，一位美国女性叫了Uber的拼车服务，结果上车后睡着了，而在其他乘客上车前，她被司机悄悄挪到前排，并遭到性侵。

2019年4月，警方逮捕了网约车司机Emilio Lazaro Victores，调查后才发现：他原来是一名重刑犯，2001年曾因刺伤一名男子被判入狱15年，出狱后开始开Uber。

那么，美国的网约车平台到底是怎么对司机做背景调查的？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Uber司机的背景调查交由第三方公司Checkr执行。后者会根据申请人姓名和社会安全号，在美国国家犯罪数据库、联邦和地方法院犯罪记录及其他标记可疑恐怖分子的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但审查漏洞一直存在。

比如为进一步保护乘客安全，全美有43个州，要求对司机审核中加入指纹审查，但遭到Uber反对。此外，Uber对司机的背景调查只限于查看其在过去7年内是否有刑事犯罪记录。

换句话说：如果某位犯人的犯罪记录发生在7年之前，那么，他可以顺利成为网约车司机，包括像Yusuf Abdi Ali这样本身没有刑事犯罪记录、却犯下严重战争罪行的人。

司机身份再定义下的平台危机

“网约车如何惩罚被投诉司机，以及如何制定司机们的行为指导准则”，这些问题更为复杂。

根据美国媒体《The Ringer》的说法：

硅谷公司长期以来“优先考虑效率（让尽可能多的司机，为尽可能多的乘客服务）”，一定程度上，这些问题源于网约车平台出于经济动机的考虑。因为如果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将给网约车公司带来巨大财务风险，甚至危及平台的商业模式。

这里有一个背景是：

Uber和Lyft，已经面临来自司机的多起诉讼，后者要求网约车平台把他们视为是“雇员”，而非“独立承包商”。

在美国，自从发明网约车，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网约车平台当然希望这些司机是独立的承包商身份。但最近，加州最高法院裁定：只有当工人“在工作表现方面不受雇佣实体的控制和指导”时，才能被确定为独立承包商。

换句话说：如果网约车平台为这些工人制定严格的行为规则，或提供深入的性骚扰培训，那就意味着：这些工人是平台直接监督下的雇员。

目前，加州立法机构正考虑根据最高法院裁定编纂判例。而Uber和Lyft，对此感到紧张。

不久前，Uber以2000万美元解决了一起工人诉讼。而在Uber的IPO申请中，它承认：大规模的司机重新定性，将“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商业模式”。

“Uber和Lyft的整个商业模式，取决于司机不是员工。”法律机构LegalRideshare的共同创始人布莱恩.格林宁说：“他们害怕踩到那条线，结果，乘客安全因此受到了影响。”

Uber的防性侵改革真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