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封城”中的武汉便利店

转载时间：2021.12.13（原文发布时间：20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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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作者：36氪企服点评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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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湖畔大学”（ID：hupansanbanfu），作者湖畔黑衣人，36氪经授权发布。

昨天深夜，湖畔学员群里又传来一条好消息，远在新加坡的三届学员胡海泉和四届学员庞升东一起，把筹措到的9万口罩送上了停飞前的最后两班飞机。18个行李箱、40个纸箱子，今天抵达浦东机场后马上发往武汉。疫情加重以来，庞升东一直在新加坡采购物资，通过志愿者“人肉”带货的方式发往前线，这已经是第五批。

疫情爆发十余天，各方进入“持久战”，同学们的物资支援行动还在艰难进行中。这两天，持续激增的感染人数和陆续曝出的各种新闻，仍然让人心焦。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稍稍改变一下视角，把目光从后方驰援转向前线日常。面对危难，轰轰烈烈固然不可或缺，但这些微小个体的坚持与乐观，或许能给我们带来另外的慰藉与温暖。

Today便利店是湖畔大学在武汉的唯一一家学员企业，今年是Today的业务爬升期，鲜食工厂刚上正轨，数据系统仍在研发，春节本应是它在这座城市的300多家门店的盈利高峰。但目前，受封城影响，大部分武汉人员交通受阻，这家便利店平均每天仅有70多家门店仍在营业，公司主力也都投入到更为紧张的医疗物资支援中去了。

出生于1985年的杨密所加盟的后湖店就是仍在营业的门店之一。在已经进入“封城”状态的武汉，原本可以闭门歇业的他，选择给店员放假，自己继续守店。

除了生存压力，这也是他对便利店背后社区的情感所系。便利店就像是一个城市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透过他独自守店的日子，我们可以一窥轰轰烈烈的肺炎之战外，那些虽然微小但同样重要的生活画面。

毕竟，日子还得继续。

以下是他的口述：

从我的便利店的玻璃门望出去，你可以看到武汉大道，从市中心通往机场的路，马路对面的红色建筑物是武汉最大的市民之家，市民办税务、房产、出国签证，都在那里。

一家“封城”中的武汉便利店门店的背后是一个高档小区，从离街最近的一栋楼走到我的店只要1分钟。

今年春节前，我给店员排好了班，准备大年初一跟全家人一起飞去北海避寒。哪知道武汉封城了，所有航班都取消了。一开始我想着，这样也好，我正好可以支援便利店。结果事态越来越严重，先是公共交通停了，然后是私家车限行、桥隧限行，店员们渐渐都不能来上班了。

我觉得只要能开店，我还是要接着开。一方面我有经济考量，没有营业就没有日商，但房租无论如何都是要付的，我不想入不敷出；另一方面也很重要，我还是蛮喜欢帮我的顾客解决问题的。

所以从大年初二开始，我一个人看着这个店，全国的感染人数一直在增多，我那些外省市的朋友一天到晚问我：“杨密，你还活着吗？”旁边的水果店店长过来跟我聊天也说起来正在犹豫要不要关店，还能不能守下去了。

我这人是乐天派，其实也不是不紧张，我也跟我的合伙人讲，如果后面小区有救护车响了，我就马上关店——但现在还没有响过。

一家“封城”中的武汉便利店

独自守店的杨密自拍（他戴着公司为每个仍在开业的门店配备的口罩）

口罩和米面，零食和大蒜

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是去年12月底，那时我看到一条新闻，说汉口火车站附近的海鲜市场有几个人感染了肺炎。我没太把它放在心上，觉得就是个普通的新闻而已。之后的一个多月里，我该吃吃，该喝喝，正常上下班、看门店、去公司开年会，该出差照样出差。

到了1月21日，我突然有点警觉了——因为我的同学和朋友都告诉我：这个病有蔓延的趋势，你经常出差，要注意安全。所以那天刚从宜昌回来，我就直接去了店里，跟我的店长讲：“你去系统里把我们能订的口罩、消毒液和洗手液按最大值订满，一个都不要减。”

听完我的话，我的店长傻眼了，因为过去没有这样订货的。在我们公司的系统里，口罩每个单品的订货上限是99个。我们最后订了七八百袋口罩回来，每袋里面有3到10个口罩。

这么多口罩，放到平时可能要卖一年。

我还没意识到事情这么严重，只是站在商人的角度研究潜在需求：春冬两个季节本来就是感冒的高发期，加上后面还有雾霾，无论如何大家都是需要口罩的。

我其实也是在赌。哪知道后来只卖了2天，口罩就断货了。84消毒液、洗手液也很快被抢完了。

真正让我感觉到事情已经很严重、很紧迫，是封城的消息出来的时候。（注：1月23日凌晨2点，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宣布自当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1月22日晚上，就已经有人在我们店的微信顾客群里喊：“完了，要封城了，有没有去楼下的Today囤点战略物资的？”几个小时后，封城令一出来，大家半夜两三点还跑出来买东西，我的店一个晚上卖出了8000多块钱——只是从晚上12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

这个数字是很让人吃惊的，要知道，平时这个时间段，我们只会卖五六百块钱，而且主要是卖烟、槟郎和饮料——特别是啤酒。可那天晚上，大家疯狂往家里囤的是大米、挂面、泡面、榨菜和调料，包括酱油啊、醋啊、料酒啊、白糖啊，还买矿泉水。

挂面和大米全被抢空了，酸奶和果汁反而没人买。把该扫的都扫光之后，他们又在群里说：“不要去Today了，你们可以去其他地方了！”

封城了，大家也都“封门”了，相当于是把自己“软禁”了。最开始的两天，他们还在抢必需品，到第四、第五天，店里受欢迎的东西变成了辣条、巧克力、酸奶、话梅、膨化食品……毕竟自己在家做饭也做腻了，吃泡面、煮面条也腻了，生活总需要一点调剂。

到了封城的第六、第七天，很多顾客在群里问我有没有大蒜头和生姜——天天要做饭，这些东西消耗得很快，特别是大蒜头，毕竟它是做菜的王牌嘛。可我们便利店的产品序列里并没有大蒜头，我也只能跟他们说对不起。

其实旁边小区就有一个中百超市，街对面就有盒马生鲜，从小区最近的门走过去都是十几分钟路。可是大家都害怕啊，毕竟初六、初七的时候，全国的确诊人数又开始猛增了，不到万不得已，谁会为了几个大蒜头出门呢？

一天一班的送菜车

平时我们店里每天的来客数是500多人。封城令出来以后，每天路过我门店的人不会超过十五个，但我们的外卖生意变多了。有的顾客是在“饿了么”上面请骑手帮忙送外卖，有的是我们的微信群里下单，由我们店里负责外送。

最近我经常直接拍货架给顾客看，让他们在想要的东西上面画圈、写数量，但目前的货架也让我担心和尴尬：一个货架差不多缺了五分之四的货。

一家“封城”中的武汉便利店

便利店最重要的是“丰满陈列”，但我们现在根本做不到。

在这种危机和意外情况下，我们的供应链受到的冲击很大。公司正常情况下是“一日三配”，“三配”是指常温货、低温货和鲜食。但是从大年初二到初四，这三条线全被关了。没有补货，只能卖店里已有的库存。

常温货的配送是从初五开始恢复的，我补的都是泡面、零食、矿泉水和饮料，消毒液和洗手液还是很紧缺。外面的物资进不来，现在公司能发的也是仓库里的存货。至于口罩，我后来又订了好多，虽然我也知道它们不会到货的，毕竟这是连医院都缺的东西。

刚才我们群里还有顾客问我，有没有芝麻酱和火锅底料。我说，这些东西本来应该是有的，但现在大仓也没货了，因为物流进不来武汉，供应商也进不来。

随着封城的时间往后推移，很多人家里的菜都不够吃了。有长辈的家庭还会多备点年货，其他家庭一开始都想着有需要再去超市就好了，就更是缺肉缺菜。

所以在1月29日这天，我们公司紧急上线了一个新的服务，顾客可以在“饿了么”上面下单买菜，到门店来自提。每天早晨9点半，“饿了么”的司机会把菜送到我的门店，我会花半小时帮每个顾客确认商品。刚开始的几天，每天只有十几个人下单。

一家“封城”中的武汉便利店

塑料袋里都装着冻品：冻鸡肉、冻牛羊肉、冻生菜，冻菠菜、冻玉米粒、冻菌菇……有时候鸡爪锋利的指甲会戳破袋子，露出鸡腿，看起来硬邦邦的。至于生姜、大蒜头和新鲜的绿叶菜，这里暂时还没有。

说实话，我觉得如果顾客有更好的选择，可能也不会买这些冻品……是疫情来得太突然。

一个人的便利店

春节期间我给5个店员都排了班，三班倒，按部就班就好。当时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什么认知嘛，员工们也不觉得恐慌。1月22日，新闻报道已经开始死人了，我半开玩笑问他们“你们怕不怕啊”，他们都说，“还好吧”，“这有什么怕的啊”。

结果封城令之后，政府突然取消了公共交通，媒体的报道也一下子铺天盖地起来，瞬间就把紧张度推到了顶点，大家都觉得状况还是蛮吓人。在那之后，有两个店员就没有来门店了，她们自己担心出门不安全，而且家人也不想她们来。

站在我的角度，我还是想把店开下去。我问剩下的3个小伙伴还愿不愿意坚持，他们都说愿意。

其中一个男生离我的店比较近，他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另外两个女生，一个住在汉口最繁华的江汉路步行街——后来我们知道，那是一个重灾区——另一个住在天河机场，她们都没有车，而我家住在长江对面的武昌徐东，我决定每天开车一个个送她们上下班。

从除夕忙到大年初二，我们发现事态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因为政府又升级了措施，禁止私家车上路、禁止过江和过隧道。这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会开始想：是不是事态已经不可控了？

那天我的3个店员不停接到爹妈的电话，问他们怎么还在上班，我也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再这样坚持了，要是他们因为工作原因感染了这个病毒，我会非常内疚的。于是我主动让他们回去休息，闭关。

当时他们问我门店怎么办，我心里也很忐忑，如果私家车彻底不能上路，我就只能闭店了，如果还可以上路，我就自己来呗。好在后来为了保障市民生活，我们公司和政府部门有了沟通，我还是可以开车去门店里，只要在交警检查的时候展示工牌就行。

话说回来，从大家对疫情的认识来看，如果政府没有取消公共交通、没有桥隧限行、没有限制私家车出行，我觉得大家是意识不到事态的严重性的。

就这样，我开始了自己开店的春节，每天开车一出小区，就直奔长江二桥，全程高架，啥都看不到，连红绿灯都没有，为了限流，桥上的双向六车道关掉了四个，只留了两个车道，后期还有一个专门人员用手持设备给每个上桥的司机检查体温。

一个人守着这个店，体力和精力上都有点绷着。我把24小时的营业时间调整成早上10点到晚上8点，把夜班关掉了。

每天我都会提前半小时到门店，先帮顾客确认“饿了么”送菜司机送来的冻品，然后我就要准备早上的热干面——现在这个时候也还是有来吃热干面的顾客，之后要打扫卫生，用84消毒液拖地。

忙完了这些事情，我才会去把门店的外卖打开。需要我送货的时候，我会把门店关掉，把货送完再回来。到了下午三四点，我不得不把外卖关掉，因为那时候常温货就来了，需要收货、点货、清货、上货……

我也成了我们家唯一一个现在还出来的人。特别是我哥哥家，他有两个小孩，所以比较严阵以待，封城以来就没再出过门。而对于我目前的状况，我父母倒不怎么焦虑，他们只是会提醒我，要戴好口罩，要洗手，跟顾客不要太亲密，要保持个一两米的距离。

这种状态确实是有风险的，有几个年长的阿姨来到店里会嘱咐我加强锻炼，因为“每天守店，风险还是蛮大的”。

我每天都戴两个口罩，勤洗手——过去我只有吃饭前才洗手，最近一直都在洗手——用84消毒液拖地，我相信做到了这些，感染的几率就不会那么高。把该做的保护措施都做好了，至于得不得病、感不感染，就尽人事听天命了。

店里店外的世界

昨晚有一家三口到我店里来，他们之前去俄罗斯旅游，被遣返了回来，说起在国外遇到的中国人，一听说他们是武汉人，态度马上180度大转弯，说起来是有点寒心，人性的弱点在这个时候暴露得太明显，太直接。

其实湖北省以外的很多地区，都是谈武汉色变的，湖北人在外地住店都被拒绝。我在想，大家对疾病避而远之本来无可厚非，但整个社会有没有机制或者措施来帮助人们减少这种困境，不要搞得人那么寒心？

前天（1月28日）晚上8点钟，全市的小区相约一起为武汉呐喊助威、唱国歌。那天我正好也在背后的小区里送货，听到这个楼栋喊“武汉”，那个楼栋就喊“加油”，这个楼栋喊“武汉”，那个楼栋又喊“挺住”，我当时还是蛮感动的。

这个活动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很搞笑的是，突然有个新闻跑出来了，让大家不要在自己家的阳台或者小区楼道里呐喊，因为会有唾液喷出来，在空气中很危险，如果你是携带者，可能就会导致他人中招。

我想，大家在家里面已经憋了三五天了，可能需要有一个出口去发泄。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老实讲，我们的性格不爆发则已，一爆发就会喷薄而出，你看大家平时不温不火，其实内心已经在积聚力量。

总体来讲，大家最近每天都谨慎害怕。

时不时有人来问我：“老板，你们家有没有体温计？”我知道他们可能是想看自己的体温是不是超过了37.3度，如果放在平时，大家可能体温计都不要，就这样过去了，但是现在只要头有点热，就会很紧张。

最近在门店里，就算没有顾客，我也还是会戴着口罩。安全起见，我的送货方式也变成了“不接触式送货”，把货放在顾客家门口就走。送货遇到前面有人的时候，我会主动走得慢一点，让对方先上电梯，尽量不和其他人坐一部电梯。

楼道和电梯里全都是消毒液的味道，有的人家里还时不时飘出醋的味道。闻到这些味道的时候，我内心的真实感受是“哎，太舒服了”。在这样的时候，不管哪里都有消毒的痕迹，对我来讲也是很安全的信号。

我也看到大家从紧张到有点松懈，又重新开始紧张的过程。

封城几天之后，我又看到一些家庭全家老小晚上出来逛，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在家待了几天，觉得疫情已经稳定了，心理上还是有些懈怠。

但是今天（1月30日）明显又没人出来逛了，因为交管局又重新发了短信，让大家不要开私家车出门，政府征集了6000辆出租车分配到全市的小区，每个小区大概有两三辆车，有用车需求需要向居委会申请。另外，新闻里也在说，最近到了疫情的集中爆发阶段，朋友圈里有各种消息蹦出来，都是一家人出去散步没戴口罩不幸感染的消息。

有了这些事情之后，大家的防护措施更严格了，最近两天，我发现戴两层口罩出来的人明显比前几天多，我甚至看到了穿着滑雪服出来买东西的顾客——滑雪服也会配护目镜和头罩，看起来还真像防护服。

昨天有个妈妈来了我的店，一进门就说：“老板，你家有没有什么玩具呀？我的小孩在家里面憋死了呀。”还有其他两三个家长也和她一样，到我店里来都只是为了给孩子买玩具，觉得孩子在家里被关得太可怜了。

每次看到这种事，我心里满温暖的，好像可以感受到他们家里暖暖的一面。

我周围顾客所需要的许多东西，在短期内仍然都是缺乏的。 但我觉得，只要我现在把店开着，不管货品是否齐全，总是可以满足一部分顾客。哪怕只能解决那一部分人的生活需要，我也是在帮助这个城市了。

一家“封城”中的武汉便利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