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经常逃跑的年轻人，他们是怎么想的？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輕瘋，编辑：华夫，排版：Thea，36氪经授权发布。

为什么我们成了“逃跑一代”？

成年人的世界或许没有那么多烦恼，只要你是一个信奉“逃跑主义”，懂得为自己开脱的人。

逃跑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不去试图正面解决问题，而是选择忽略或是逃避。仔细想想，近两年社交媒体也为我们灌输了不少逃跑意识，比如“逃离北上广”、“逃离996”。虽然逃跑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放弃了成功的机会，但在当下这个反鸡汤的时代，躺平、“放过自己”可能是唯一的解药。

©️ Gianni Berengo Gardin — Asciano, Siena, 1961

今年一月，日剧《逃避可耻但有用》的新春特别篇播出，除了维持与外界的基本交流以外，两位几乎完全封闭自己、并且试图逃避到婚姻里的男女主角重新回到观众面前。

就像英国小说家尼尔·盖曼（Neil Gaiman）说的那样：在充满压力与束缚的世界里，“逃跑”是非常好的自我防御与疗愈方式。

©️ 法外之徒 Bande à part (1964)

那么，你会下意识地把“逃”当作贬义词吗？你觉得遇事逃跑是懦弱的行为吗？是我们的抗压能力太差还是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关于逃跑，我们和几位年轻人聊了聊。

慧子，29岁，创业者，工作6年；

鸡汁，27岁，互联网行业，工作5年；

栗子，22岁，猎头，工作6年

老苏，29岁，产品经理，工作5年半

”对，我又跑了“

逃跑的场景有哪些？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在职场中。说走就走的除了旅行，还有离开自己的工位。频繁换工作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12年发布的《中国薪酬白皮书》中，80后、90后员工的离职率平均值就已超过了30%。2018年，一份针对15万领英用户进行统计分析的报告显示，第一批95后在初次踏入职场后（第一份工作），平均7个月就离职。

©️ Vivian Maier. July 27, 1954. New York, NY

老苏告诉我们，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大四春招找的，公司太小，老板加上员工一共才4个人，但是老板心里有个百度；再加上工资低离家远，入职3天她就跑了。随后她回到了家乡常州，新工作的通勤距离近了不少，坐公交30分钟就能到公司，但她也在入职不到一年就裸辞了。逃避了8个月后老苏重返职场，陆续又换了两份工作。

她说，只要是工作都是会烦的，假如一个人在一个岗位上做了很久，那也不能将此判断为“适合自己的工作”，或许只是适合自己的氛围。

©️ Gueorgui Pinkhassov — Lisbon, Portugal, 1998.

从16岁开始，栗子做过许多份厨师工作，辗转于杭州、上海、苏州各地；她在北京做过一年宠物美容师，当过地铁安检员，现在专职做招聘顾问，总之每一次换工作的跨度都挺大。

对于栗子来说，支撑她长期在一家公司工作的因素就是同事和环境——环境过得去，同事好相处，这两个看似简单的要求却时常碰壁。2018年之后，她短期的工作越来越多了，直到去年年底才有所缓解。

©️ Gueorgui Pinkhassov — Lisbon, Portugal, 1998.

按照专业路径，鸡汁毕业后应该会去做老师，但她觉得那样很无聊。当时互联网行业正在蓬勃发展，除了好奇以外，从世俗意义上来说也算是一个朝阳产业。于是她去了家乡唯一的互联网公司，又跟着公司到了北京发展。

5年间，她陆续换了三个城市（苏州、北京、上海）四份工作，在同领域试过许多工种，比如新媒体编辑、策划、活动执行、运营等等。现在，她就职于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天花板字节跳动，目前还在适应期。

©️ Elliott Erwitt — #Paris, 1958.

工作的更换会伴随着城市的搬迁，从6岁就开始住校的慧子动线则复杂得多。本科艺术管理专业毕业后，她先是去了广州的一家美术馆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卖门票和当保安，后来因为爱和朋友，搬去了北京。

慧子说自己受当时的男朋友影响很大，和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产生了出国学习的想法。德国、法国兜了一圈之后，她又回到北京，成立了一家创意咨询公司叫Dirty Snow，2019年底因为一个艺术家的驻留项目搬到了上海。创业后的慧子几乎全年无休，世界各地出差是常态，2019年光是飞机就坐了103次。

©️五至七时的克莱奥 Cléo de 5 à 7 (1962)

“一个习惯性给自己找退路的人”

对于很多人来说，逃跑就像是一种习惯，辞职和去新的地方只是其中的两种表现形式，或许背后的原因才是真正值得探究的。

©️罗拉快跑 Lola rennt (1998)

17岁的时候，栗子的菜单被主厨冒名顶替，从那之后她对这个职业就没什么期望，也没有之前的热情了。栗子的最后一份厨师工作是在一家咖啡厅，她和其他同事的关系都很好，唯独主厨觉得她有问题，在很多事情上都很严格。后来即便是活都做完了，坐下超过三分钟都会觉得心里怪怪的。一直被主厨盯着，这给她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压力，她逃走了。

©️ Before, After by Brie Moreno

栗子说，“我是一个极其爱逃避的人，身边每一个人都这么评论过。”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恋爱关系中，她都一直在逃避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是的，没错，这件事情是我的错”，和前任闹矛盾时她总会这么说，但同时也会找一些连自己都觉得挺烂的、一听就知道是在说谎的借口。

她知道，这样做无异于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但当对方说话也很过分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跑，避开这些让她伤心的话。“没关系，没关系，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分手，以后再也看不见对方；最坏的结果也就是被开除、在这个城市赚不到钱”，这是她惯用的自我催眠。

©️ 佛罗里达乐园 The Florida Project (2017)

产品经理老苏也说，虽然道理都明白，但情绪管理真的很难，自己辞职的原因有很多，归根到底都是情绪问题。比如在最近的项目中，研发不推进进度，一直卡着让产品细化文档、细化需求、完善业务，整个项目空耗几个月，期间自己的情绪受到了很大影响。

她有时候深夜反省，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在职场辉煌的阶段离开过。她表示能做的都会尽力去做，但是有些工作和自己的节奏不一样，甚至要临时抱佛脚，这些都是安排的问题。在她看来，因为不认同领导的策略而辞职是在反抗，但也是在逃避成长。换了新环境后，该有的问题还是会有。

©️ Nina Leen — Movie Theater, 1944.

面对问题选择自我催眠，面对困难选择逃避，是现在的年轻人太脆弱了吗？在评价他们之前，我们可以想想在最近的一期《奇葩说》中，辩手席瑞提到过，有的人是关系型人格，就是需要在一个和老板、同事相处起来轻松的环境中。

其实不管我们是否是关系型人格，都有权选择让自己更舒服的环境，生活不是只有迎难而上这一种选择。但走了之后，同样的问题会在不同的地方反复出现，这或许是选择逃避的必然结果。

©️ 四百击 Les quatre cents coups (1959)

但慧子对此的态度并不消极，她不觉得“逃”是一个贬义词或者不好的状态。她说，“物理上的限制不能阻碍精神的自由追求。往前走就完了，心系宇宙，向内探索。”

租下上海工作室的时候是2019年12月，在这之前，慧子认识了一个男生，一直处于不近不远的朋友状态。在对方说想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慧子告诉他，因为工作性质自己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会一直出差，所以没有什么可能谈恋爱。她知道自己需要更多，选择创业就是不想被同一份工作绑定，不想长期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不想重复做同一件事情。

©️ 雌雄大盗 Bonnie and Clyde (1967)

2020年2月3日，疫情刚爆发不久，慧子出差的航班被取消了，工作计划也整个打乱。之后她在工作室呆了几个月，也终于答应和男孩在一起。但相处久了才发现两个人的不同：她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很累，倒着时差回邮件，而他每天打游戏、刷手机的声音让慧子觉得很吵很烦躁。有一天慧子对男友说：“我们不合适，我觉得我还是去东京吧。”

从小住校和频繁旅行、出差的经历让慧子学会了“走”，在一个地方发生了不能接受的事情，那就把它留在这个地方，不用去解决。旅行者是没有终点的，可以不需要答案，离开是最简单的事情。虽然到了新的地方会有新的问题出现，但还可以继续走，永远以舒服的方式生活下去。这可能就是一直在逃避的感觉。

©️ Maurice Baquet, virtuoso cellist, Chamonix, France, 1957.

以前慧子也不明白自己到底在逃什么，但后来发现问题出在自己看待关系、看待世界的方式上：她觉得只有自己开心了，别人才能开心；只有先跟自己相处好了，才能和别人相处好，所以她在逃避的时候，其实是在逃避那个差劲的、没准备好的自己。

鸡汁也是一个无法进入亲密关系、有“回避型依恋”人格的人。刚毕业的时候，她曾经密集接触过一些约会对象，和3、4个男生都经历了“感兴趣—开始接触—对方有表达好感的动作—感到不适—逃走”这样的过程，逐渐觉得自己是不是哪里不对劲，上网查了才发现有“回避型依恋”的说法。不过鸡汁对此没有深究，因为短期内不恋爱也无所谓，另外就是觉得不够喜欢吧，不然也不会想逃避了。

©️ Saul Steinberg in his studio, masked, Manhattan, 1959.

工作方面，鸡汁大部分时间都在按照正常的职场路径往上走，但她也自称“我就是逃避本人”。之前虽然跳槽到自己很认同的互联网旅游公司，对每天为用户发掘小众旅行路线和目的地的工作内容很感兴趣，但时间久了之后，模式、套路和追热点掩盖了创造性，输出的内容不断在重复，她感觉日子索然无味，就想换个地方生活。

鸡汁是一个很喜欢给自己找退路的人，当时许多文章写到北漂和TA们“回不去的家乡”，但她对此的说法是：我的家乡还是很不错的，回去也不会饿死。而且我在北京累积了很多打怪经验，回家是向下兼容，我会过得很舒服。

©️ 伯德小姐 Lady Bird (2017)

回家后鸡汁差不多一年时间没有正经上过班，但因为住在家里压力很大，就把简历挂在了网上，于是有上海的工作来联系她。这份offer的吸引力一般，只不过又多了一个到新城市开启新生活的理由，所以她接受了。现在的工作则来自熟人介绍，当新的橄榄枝出现，况且对方还是中国互联网巨头的时候，鸡汁再度萌生了“生活在别处”的想法。

有时候鸡汁想，很多像她一样不停地换城市、换工作的人，是否也是为了逃避无聊呢？以前她把这种逃避形容为“追求自由”，而 “生活在别处”就像是通过美化未知来缓解现实的苦闷，似乎有一点精神胜利法的意味。这或许和打着热爱旅行的幌子，把远方当作避世桃源的心理一样。

©️ Sabine WeissVelo nuit, Naples 1955

跑掉了，然后呢？

“逃离原生家庭”是另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不可否认，在这段一生中最先形成的关系中，很多人的体验都是不美好，或者说有一些缺陷的。

栗子说，自己的逃避性格和原生家庭有直接关系，因为父亲也是一个比较不负责任、喜欢回避问题的人，家里的大小事都是母亲在解决，而父亲则是“混一天是一天”。栗子小时候还被寄养过一段时间，在别人家的屋檐下总要学会低头，即使一件事情不是自己的错也不会说出来，就只是避开。

©️ 天堂之日 Days of Heaven (1978)

对鸡汁而言，她和父母的关系都很好，只不过妈妈以前是老师，对她特别严厉，在学习成绩和各种行为习惯上都有很多要求，所以自己从小一直处于紧绷和焦虑的状态。另外，由于母亲的强控制欲和高要求，她没有形成足够的应对勇气，做事情畏畏缩缩的，一遇到困难就会想逃走。

同样，从小就是“别人家孩子”的老苏想起高中时的一段经历：去了尖子班后，她从“鸡头”变成了“凤尾”，从一个大家都觉得很放心的人，变成天天被老师盯着的“差生”。那段时间她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难承受外界的评价或否定。

©️ Vivian Maier, Chicago, December 1962

在老苏看来，家庭既是压力源，也是我们任性的资本。她相信很多像她一样，在原生家庭中被保护得很好的人，从小到大没有受过太大委屈，承受力自然也比较低，可能还有些玻璃心，所以一旦工作不顺利或者情绪不好，首先想到的不是去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而是应不应该离职。

另一方面，情绪化不止是个人的问题。尽管社交媒体上，很多博主在强调情绪管理的重要性，但煽动情绪的信息也很多。比如今天被老板批评了，或者工作很无聊，想去哪里玩一趟，打开微博就看见很多吐槽职场、吐槽工作的内容，于是就会觉得这个工作不做也罢，不如辞职吧！比老苏年纪大的同事们比较偏向于“骑驴找马”，但现在的年轻人中很多都能够接受“裸辞”了。

©️ Fun at the Beach, Loomis Dean, 1948

鸡汁也提到，打工人”、“社畜”这些词汇之所以能引起广泛共鸣，也许可以看作是一群人的集体逃避行为，通过苦中作乐来获得一些安慰。因为无法逃避，就让自己做得开心点，让困难变得更柔软些吧。

他们或许都受到了原生家庭的影响，但这不一定是头顶永远的乌云。栗子说，在和现任女友在一起后，逃避的情况有在好转；虽然有家庭做后盾，但自己也要承担生活和经济上的压力，老苏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坚持着；知道“逃不掉”的鸡汁也开始学习直面了。

©️ Love (Hands in Air) (1989) by Wolfgang Tillmans

“逃离原生家庭”并非单指物理上的远离，更重要的是内心与之和解。在那之后，或许我们也能处理好自己和自己、自己和世界的关系。

慧子说，此前的生活让她习惯了没有稳定的关系，但是很幸运地拥有了家人型同事、朋友型父母。她同意亲密，但不同意关系。在慧子看来，“关系”、“婚姻”、“绑定” 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因为人们不能保证永远只爱一个人不变心，所以需要一份契约来履行对彼此的责任。可是这份合约值得当作终极理想去追求吗？为什么不拆分任务、找几个不同方向的伙伴呢？

©️ Photo by David Van Der Leeuw

慧子认为，很多时候人们看到了问题，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试着“走”，打破或者改变现状。可尊重自己的内心才是最重要的，囿于当下、自怨自艾永远不能让事情变得更好。勇敢地去反观、去调整、去尝试，不然怎么知道让自己舒适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在当下这个选择越来越多、岔路也越来越多的时代，年轻人或许是弱势的一方，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河流里时有礁石，你我或漂或游，选择一个舒适、能坚持下去的姿势最重要。

©️ New York 1949-53 by Ernst Ha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