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的数字化自救：成为精通代码的新闻巨头有多难

编者按：本文系腾讯财经《棱镜》栏目（ID：lengjing_qqfinance）出品，作者 | 王丹薇，编辑 | 暴剑光；36氪经授权转载。

穿过《纽约时报》编辑部宽敞明亮的公共空间，查尔斯送我出门。旋转门口放着一摞当天的报纸。查尔斯拿起一份，扫视一下头版，然后打开翻到他负责的版面，目光停顿几秒，递给我，说，“拿走一份？”

这应该是《纽约时报》150多年历史中，报社的工作人员经常使用的对访客低调而骄傲的见面礼，仿佛当红的歌手发表了新专辑。

查尔斯是《纽约时报》的编辑，在这家全球知名的报社工作了超过20年。三个月后，他将离开这里。 

查尔斯是《纽约时报》最新一轮裁员的名单上的编辑。报社在公布裁员规模后表示，自己报名离开的员工可以得到更好的离职补偿，查尔斯报了名，“没有别的办法，我最终会被裁掉，不如自己离开。”

得到一份《纽约时报》的工作，对记者来说，一度就像寒窗数载的学者拿到常春藤大学的终身教职，意味着可以不用担心生计，只系苍生。 

然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互联网架构上铺陈起“信息高速公路”开始，《纽约时报》就被推上时代的擂台。很长时间，她看不清自己的对手，等到兵临城下时，才发现昔日毫不相干的科技企业，已经成长为席卷全球的巨无霸，在一次次资本和技术的颠簸中，《纽约时报》经历了变与不变的挣扎，怎样改变的彷徨和改变是否就意味着自救成功的困惑。

互联网的当头一棒

传统媒体在互联网紧逼下江河日下的情形无须赘述，这个行业内的人对其一跌到底的速度表现出的震惊仍若在眼前。2009年3月16日，NBC当家主播Brian Williams在节目中一脸无奈地口播如下：报纸的讣告版面如今满是美国各地日报的“死亡”通知。

2008年，《纽约时报》彼时的生命线广告收入大幅下跌17%，2009年这个数字继续重挫30%。于此同时，《纽约时报》股价在2009年达到历史低点不到5美元/股，距离2003年的历史高点接近50美元/股跌去了九成--一股《纽约时报》股票的价格，甚至不及一份周末版《纽约时报》的定价。 

数字媒体的兴起侵蚀纸媒的广告收入，另一方面传统媒体的权威式报道形式，在人人可以在网上发布消息发表言论的时代，只成为媒体产品中的一种选择。《纽约时报》资深财经版块记者凯特对我说，从内容到形式，编辑部似乎有一种“讨好”读者的倾向。凯特在两年前开始按照要求写一些类似博客的文章，“这在以前被称作‘服务性’内容，只在房产、奢侈品等专门为广告主设计的版块中出现。” 

1970年代，为了迎合广告主的需求，《纽约时报》在周末版中加入“居家”，“生活方式”等版面。时任主编Abe Rosenthal称，此举是为了创造更多的营收，吸引更多的读者。 

接近半个世纪后，《纽约时报》在指导公司战略的《创新报告》中指出，这种以增加点击量，迎合广告主的服务性内容，对吸引网络用户至关重要，“《纽约时报》要想发展，严肃性和服务性内容必须并驾齐驱。”

广告业务的重创让《纽约时报》意识到，读者是核心，改变开始发生在这家百年家族企业的每个角落。

层出不穷的变革

2012年的一次曼哈顿上东区的聚会上，Brian Williams感慨，他自己是编辑部最依赖别人的人，“公司来的小实习生工作模式和我完全不同，可以一个人扛着用一个双肩包即可以装下的摄影器材，完成一条片子的拍摄、剪辑和回传”，Brian Williams说，“我也许是最后一个新闻主播。”

功成名就的Brian Williams也许可以不用改变仍坐稳主播台，但是他也深深感到所处的行业正向四面八方裂变开去。

查尔斯所在的编辑组曾经是一稿多审制，每篇文章的发布，记者在采写结束后，需要他和另外两个编辑审稿后才会发布。外界曾盛传《纽约时报》为了保证文本风格的一致性，会加入专人润色语言，“我们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要写成什么样的文风，但的确，《纽约时报》的文章风格有一定辨识度，我们作为编辑，会从中拿捏尺度”，查尔斯对我说。 

现在的《纽约时报》不再有这样的奢侈或者说负累。“编辑部开始扁平化”，查尔斯说，“我现在要负责一两个记者的稿子，而我是他们稿件的唯一编辑。” 

《纽约时报》在裁掉非重点版块的编辑的同时，增加了记者的数量，查尔斯告诉我，一些稿件，记者自己即可以刊发，不必经过编辑，“但是对我来说，同样增加了工作量，我现在一天编辑的文章数量比此前要增加两到三篇。”

1996年，《纽约时报》推出网络版，以一天更新一次的速度，向所有读者免费提供内容，网络内容几乎和每天的报纸内容一模一样。现在，《纽约时报》和所有其它网络媒体一样，以小时甚至分钟为单位，更新着内容。

在互联网这种媒介，提供了实时更新和不受版面限制的可能性后，部分媒体工作人员似乎异化成吸引点击量的机器，给数字媒体这座轰隆隆扩张的机器，喂养可以更新的内容。 

在《纽约时报》开放式落地玻璃四壁的公共休息空间里，我问查尔斯，“质量是转变的代价吗？还是媒体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内容质量的衡量方式？你赞同管理层的改革方案吗？”

“我不知道”，查尔斯说，“我也不认为Sulzberger知道答案，从心底里来说，我是很怀疑‘改革’的方向的。”

深思熟虑后仍说出“我不知道”，是我和查尔斯对话中，很常出现的回答。

查尔斯说的Sulzberger是Arthur Gregg Sulzberger。2018年1月1日，A.G.Sulzberger从他的父亲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手中接过接力棒，出任《纽约时报》出版人。

A.G.Sulzberger最为人所知的事迹是领导编制了2014年《创新报告》的团队。2014年和2017年的两份《创新报告》旨在将《纽约时报》带进数字时代。现在的《纽约时报》内部不但鼓励记者在社交媒体上保持活跃，甚至还雇佣了一些“网红”加入团队。 

查尔斯带我参观大楼和编辑部时，路过编辑彼得的办公桌。彼得面前放着三块屏幕，其中一个屏幕上，打开着Twitter等社交媒体账号。 

“你一天要发几条Twitter？”，我问彼得。

“5条是很常见的，多的时候可能会让你很吃惊”，彼得站在升降桌前，他的三块电脑屏幕对面的墙上，是《纽约时报》的一组老照片，老照片上是一位时报普利策奖得主拿着纸笔的照片。彼得反问我，“为什么不推特？”

鼓励所有记者保持社交媒体活跃度的A.G.Sulzberger没有任何社交媒体账号，“这曾经让人觉得有点讽刺”，查尔斯说。在2017年接受美国科技媒体《连线》杂志主编专访时，A.G.Sulzberger说，“我不用社交媒体，我是社交媒体的学生，我的工作之一是观察这些社交媒体的发展，找出其运行发展的逻辑。”

谁是《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和不少传统媒体一样，和Facebook和Google这样的大媒体平台，有着“爱恨交织”的关系。2016年，分管《纽约时报》视频部门的高级副总裁Alex MacCallum收到了Facebook的合作要约：如果《纽约时报》每月固定通过Facebook Live渠道发布一定数量的视频内容，那么Facebook将支付给《纽约时报》每年300万美元的报酬。 

Facebook理由似乎非常有逻辑：开发软件，敲代码本应由硅谷的程序员来完成，《纽约时报》这样的内容制作者，只需专注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数字渠道可以完全由Facebook打理。 

虽然不少新兴内容创作者，或小内容生产方对这种一站式数字渠道服务欢呼雀跃，但是严密而强大的硅谷逻辑却点了《纽约时报》的死穴。其一，这相当于直接切断读者和内容生产者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纽约时报》用户数据将全部由Facebook掌握；其二，即使Facebook在初期付出每个媒体具体几百甚至上千万的代价，没人能保证，在媒体自废数字渠道武功后，Facebook不会成为庞大的垄断机器，让内容生产者在日后的谈判中毫无还手之力。 

《纽约时报》最终还是放弃了Facebook诱人的邀约，转而向互联网学习另一种经营模式，像Netflix等公司一样，将核心用户设定为公司发展重心，深化于2011年启动的以核心用户为重心的付费墙战略。

这个当时看来的大胆举动被证明初见成效。2016年，《纽约时报》数字版营收超过5亿美元，超过Buzzfeed，英国《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数字版的营收总和。《纽约时报》计划，在2020年之前，通过加强对“核心用户”的服务，实现数字版营收突破8亿美元的目标。

《纽约时报》为数字版做了很多努力，曾经以大段深刻论述闻名的时报体文章，被切割成适用于网络和手机上观看的短段落，曾经的“权威感”变化为更为“平易近人”的方式，活泼和些许无厘头取代严肃或者深刻的标题--A/B测试中，总是前者取胜。

《纽约时报》斥巨资投资App建设甚至虚拟现实产品。在一些大型活动的报道中，编辑部大胆尝试用图片和视频作为主要报道形式，并将直播做到行业领先。通过几次人员“换血”，《纽约时报》的人才构成发生了改变，A.G. Sulzberger曾经骄傲的说，《纽约时报》会编程的记者数量超过任何同侪。

“从管理层到普通员工，我们真的很努力，努力到不会对任何新事物，互联网事物说不”，查尔斯说，“我都快忘记了我刚进报社时，文章是怎么写的了。”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下午三点，查尔斯有些抱歉地对我说，我得回去工作了，一个小时后，我还要交两篇编辑稿件。

“拿一份走吗？”，告别时，查尔斯将当天的《纽约时报》推到我眼前，还没等我回答，他说，“拿一份走吧。”

（注：根据被访者要求，查尔斯、凯特和彼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