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娱乐产业”(ID:yulechanye),作者:田不然;36氪经授权转载。
从东经106.4度到东经123.4度,从贵阳到沈阳,从电影到文学,真正的文艺萌芽开始成长。“南蛮子”与“北鞑子”舒筋展骨,给全国人民勾勒一种叫文化的东西——用来自喀斯特地貌或者冰天雪地的经验。
“或许,这是‘贵州‘建省600年来,第一次如此风光。”《贵州电影人崛起,是失控事故还是美好故事》评价《无名之辈》《地球最后的夜晚》《四个春天》给贵州带来的影响,它的作者不无身为贵州人的自豪,称《四个春天》“完成了太多的中国电影或自吹自擂或打肿脸充胖子也无法完成的使命”。
自豪的还有东北人,虽然相对于贵州的导演们,东北作家名声不显,但作为互联网显学,2018年东北终于在大批的明星和网红之外,找到了文艺压舱石。
3月,第五届“人民文学·紫金之星”颁奖典礼上,“中篇小说奖”颁给了蒋峰;5月,双雪涛凭借《北方化为乌有》“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短篇小说奖;7月,香港浸会大学公布,刘庆《唇典》获得第七届“红楼梦奖”首奖。
12月15日,沈阳青年作家郑执的《仙症》,获得首届匿名作家计划首奖。这个由“鲤”、“腾讯大家”“理想国”联合主办的活动,在被质疑是“小圈子的游戏”时,贴出来一篇某作家“闻声立刻站出来的”匿名反驳,并让大家来猜测作者。
“沈阳女侠淡豹嘛。”微博下有人回应。
这个年代,还能给我们东北人(对,娱sir就是东北人)配以“侠”的形容,已经少之又少了。更多的时候,东北人在口碑上是被拉出来吊打的。
比如《四个春天》导演陆庆屹的妈妈,便对东北的物产丰富性表示过怀疑。在陆的《我妈》中,记载十多年前,他的父母要坐飞机去沈阳,看望在那工作的女儿。
陆庆屹
行李太多,父亲提议捡要紧的拿,结果被她“臭骂一通”,“手里抓起这个问:‘沈阳有吗?’又抓起那个:‘沈阳有吗?’”
“沈阳那蛮荒之地什么都没有,女儿这些年受苦了!好东西必须都带过去,让她享受享受!”母亲非常坚定。
但其实贵州被开地图炮的历史长达几千年,和贵州有关的成语,众所周知的就两个:夜郎自大、黔驴技穷。
作为古代中原王朝眼中的化外之地,贵州到了明代永乐帝时,为了确保湖南经由贵州通往云南的道路通畅,才被列为省一级行政单位。“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当年听说王昌龄被贬谪到贵州地区,难过极了——原因后世也被贬到贵州的王阳明说得很清楚,“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
有趣之处就在于此,就如同陆庆屹的妈妈,贵州的导演们,作品中对故土的依恋显而易见。
导演饶晓志自陈拍摄《无名之辈》的契机,是听到尧十三的《瞎子》之后,“乡愁排山倒海涌来”;毕赣的“地球”,乡愁、恋母、时间、梦境几种情绪纠葛缠绕。而他们作品中流露出的南方山区独有的湿气,似乎让人确信,曾经有一个可供安眠的栖息之地。
饶晓志
而同样被黑的新一代东北的作家则少见对过往的怀念,他们笔下,青春是残酷的,命运是残酷的,人都是从过往中幸存而来。郑执的《生吞》也有故乡沈阳的影子,但要么是铁西鬼楼、要么是曾经代表堕落、贫困、失序的铁西艳粉街。
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中同样提到艳粉街。哪怕他说自己“不只是写东北”“只是借用东北的一些素材,来写人和人性”。但很多东西烙印过于清晰,比如《北方化为乌有》中鬼影幢幢的工厂,或者派杀手杀害车间主任的厂长。
双雪涛
他们也有乡愁,但指向的却是残酷现实夹缝中人性的闪光——生命能多下贱,就能多庄严。
值得注意,对待故乡的迥异态度,并未有阻碍这些创作者们在两处汇合:一个是来自故里的经验,往往是在他乡得以整合:另一个则是建立在才华之上的狂气。
他们中有正规路子出身的,比如如郑执和饶晓志,一个辽宁高考作文最高分,考入香港浸会大学。另一个则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
野路子则更加传奇一些,陆庆屹1973年生人,今年算下来46岁。在他的散文集《四个春天》里,曾记录自己在矿山工作的一段日子:因为“厌倦了北京的喧闹拥挤,所以“逆反性地想找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
一日,陆庆屹心血来潮,不顾他人,率先进入矿洞,却为黑暗中的一窝水晶感动不已,明白了“心中长鸣的喟叹,并非我个人独有,而是每一个人心中的悲歌。”
于是陆庆屹走出矿山,最终因为侯孝贤一句“想拍就拍,你不去拍怎么知道如何开始”,下定了搞电影的决心。他的努力过于笨拙,连电影概念都是从豆瓣影评中东拼西凑来的。面对几轮春秋拍下来的素材,他就像赵本山“把大象装进冰箱里”的小品:搞清用什么剪辑软件;找卖电脑的小哥装剪辑软件;买了两本Final Cult,学习如何使用剪辑软件。
“我想做中国最好的导演。”2016年春节,陆庆屹对高中同学说。
口出狂言的还有双雪涛,他英雄之志来自另一位台湾大师殷海光。据《人物》杂志,2010年,双雪涛处女座《翅鬼》获得“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
颁奖在台湾,临走,双雪涛忽然在一家二手书店门口的大灯上,看到了殷海光的话:“像我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没有饿死,已算万幸。——“从此以后的每分每秒,这个念头在双雪涛的脑袋里再也挥之不去:‘我想吃写作这碗饭,赴汤蹈火,写出牛逼的小说,还有,尽量不要饿死。‘’
狂傲任性的才华生长,与恣意野蛮的创作方式,在这批人身上体现的过于集中。比如毕赣那惊世骇俗的60分钟长镜头,他叔叔曾说拍戏之前的他闷闷不乐;又比如2016年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郑执纠结的是自己要不做当红作家。“是让大多数人喜欢我,还是让少数人觉得我郑执牛,我选择后者。”
又好像《无名之辈》里,拙劣的劫匪,窝囊的保安,神经质的马嘉旗,荒诞的命运汇聚在一起,忽然就有点“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的味道了:
“ 哭喊着 你睁眼
欢笑着 走向前
困惑着 你搁浅
沉默着 都幻灭
......
这一个
愤怒的
疯狂的
无名之辈
......
置之死地而后生
但成为“有名之辈”,此后也未必是一条坦途。
在《地球最后的夜晚》开机当天,凯里天降暴雨——贵州地质灾害频发,键盘一敲,便是触目惊心的讯息:
2008年特大凝冻灾害凝冻灾害,贵州主要电力输送线路和地面交通干线瘫痪,物价疯涨,2736万人次受灾、30人死亡
2007、2016、2018,均有新闻标题打出“贵州遭遇百年/十年不遇洪灾字样”
新京报报道,2017年8月28日,贵州毕节发生“约300米的山体出现垮塌,近一半高度的山体滑落,瞬间掩埋村中部约30户人家”
毕赣不得不在开机当天即停机,此后剧组经费、演员档期、天气状况种种灾难纷沓而来。
“你们看错人了,我根本不是什么天才,我现在连一部电影都拍不完。”《地球的“至暗时刻”》中叙述,毕赣在第一次“强行杀青”后,在ktv痛哭。
至于那篇文章讲述的毕赣对困呐的种种克服,则多少会让人想到凯里的一种风俗,斗牛。受苗族文化影响,当地斗牛风气浓厚,名冠西南。
斗牛之前,会按照牛角与角的间距,年龄等指标,把“参赛选手”分成abcd四组,在土场上捉对厮杀,赛况激烈时,两牛相撞,便会有一只头骨破碎,当场毙命;或者斗牛失控,几十个没有防具的工作人员便与牛周旋,一边奔跑,一边甩绳子试图拉住牛脚,被牛顶到高空的不在少数。
但更多时候,两头牛棋逢对手,就会驽着,有那么几秒似乎是一动不动了,在主持人操着当地方言的讲解与若隐若现的《西班牙斗牛士》中,只有贲张的肌肉无声宣告此地有多少暗流汹涌。
同样驽着的还有东北的作家们,但他们的风格不像贵州创作者凝金刚之力于一点,而是大开大阖——非如此不足以对抗时间与记忆。
90年代的国企下岗潮是东北一代人的噩梦,哈尔滨作家贾行家,曾因2016在一席的演讲而被更大范围的公众熟知。
他演讲中分享的种种例子看得人心惊肉跳:贾行家的二舅被下岗后,“高高兴兴地从厂里领到了这笔遣散费,高高兴兴地回家把老婆打了出去,然后高高兴兴地把他那间宿舍卖掉,全都换了酒喝”,最后没钱了,就到农村找了个女人,每隔一两年进城一次,“到我们这些亲戚家里挨家挨户地要钱。”——那篇演讲的题目叫《我说我们东北,失落的人、绝望的人太多了》。
贾行家
“掂量身边人的处境,尤其是父母那一辈,他们经历了太多的不公平,他们不应该被遗忘。”双雪涛接受《环球人物杂志》时说。
据界面文化报道,去年12月,著名作家阎连科称,“中国文学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文学”,因为“再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社会现实,能够给作家提供如此丰富的写作资源,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心如此复杂和丰富”。
“作家如果不给读者提供本民族人群和个人最艰难的生存境遇,那么他的伟大是值得怀疑的。”他说。
阎连科的说法,或许是贵州和东北文艺事业声名渐起的原因。苦难、悲伤、情非得已和耿耿于怀——"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古老的文论对现实的创作仍有极强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