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贷“大逃亡”：一场如入无人之境的印尼淘金记

“这里遍地都是年轻人。”一位互联金融公司的高管对《棱镜》感慨，这是雅加达留给他最深刻的印象。

他此前参加了一支一行15人的中国考察团，去印度尼西亚考察现金贷市场空间。这个考察团的成员，既有来自现金贷平台的高管，也有支付公司和第三方服务商，甚至还有一家新晋美股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他们此行的目标高度一致：来印尼寻找新的消费金融市场。

这个拥有2.6亿人口、人口数全世界排名第四的国家，突然成为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出海的最热之地。

在BluePay联合创始人Max的印象里，最早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就陆续有中国的现金贷平台来印度尼西亚考察市场，但鲜有下文。只有极少数在2017年重回印尼设立公司，招聘团队。真正热闹起来要到2017年下半年，到了11月、12月更是呈现疯狂的态势。

在春节前的数周内，类似的考察团就开始络绎不绝。印尼当地的一家支付平台，仅1月份就接待了来自中国的30多个考察团。

“以前大概是一周见一两家公司，现在平均一周得见五家。”Max对《棱镜》表示。BluePay是一家聚焦东南亚支付市场的中国创业公司，一般而言，支付公司是现金贷平台出海必定要拜的“码头”。

这些蜂拥而至的中国人看起来确实在印尼赚到了钱。第一批出海的互金平台已开始进入盈利期，并且有望在2018年盈利过亿。

助燃消费欲望的中国金主

人口基数庞大，人均工资低，消费欲望强——基于这些，印尼被从业者普遍认为符合开展现金贷的各项条件。

（即使在雅加达核心区域，既有林立高楼，也有破败的小矮楼）

《棱镜》在雅加达的几个大的商圈注意到，即使是工作日，商场里也是熙熙攘攘，虽然人均工资水平较低，但大商场的物价水平接近国内一线城市。

（在印尼的商场里，随处可见号称零利率分期的促销）

雅加达的拥堵全球出名，也因为此，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摩托车作为代步工具。于是，在上下班高峰期，规模庞大的摩托车车队浩浩荡荡地从身边驶过，成为雅加达的一道街景。

（雅加达街头浩浩荡荡的摩托车队）

“蓝鸟”出租车公司的一名的士师傅告诉《棱镜》，当地一辆摩托车的价格在9000元至3万元人民币不等，而平均月薪在1900元人民币左右，对于普通人而言，得花上至少半年的积蓄才能买上一辆摩托车。

普及甚广的摩托车甚至还催生出印尼的互联网独角兽企业Go-Jek，一家类似于国内滴滴打车+美团的创业平台。当地有不少上班族甚至都跑去当摩托车司机，一个月能赚2500元人民币，高于自己的上班收入。

（一名Go-Jek司机正在路边等待乘客）

与中国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消费，成为印尼当地年轻人最大的消费需求。目前印尼的智能手机普及率约在40%，且处于迅速普及的阶段。

Roxi Mas是雅加达北部一家大型的手机商城，《棱镜》在这里看到，来自中国的vivo、OPPO、小米等手机品牌的广告铺天盖地，占据了商场的核心位置，价格普遍在1000元—3000元人民币不等。

（中国手机品牌的广告在商城的显眼位置）

OPPO展台的一位本地员工Jason告诉《棱镜》，目前该商场提供手机分期消费的进驻平台有捷信和唐牛（Tangbull）两家，唐牛就是一家来自中国的手机分期平台，2016年10月在印尼上线，据其创始人何飞讲述，三个月后公司就实现了盈利。

（来自商场的各品牌手机分期价目表）

Jason今年25岁，是雅加达一所排名前3的大学毕业生，他目前还在实习阶段，一个月薪水为2500元人民币，他很希望得到OPPO手机促销员这份工作。

他告诉《棱镜》，与中国一样，当地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玩游戏，“吃鸡”等游戏同样风靡于此，他身边有的人一个月花在游戏上面的钱没有上限，有多少花多少。“当地人有一句话，说可以不吃，但不能不玩。”

Jason说自己不是一个资深的游戏玩家，但他的手机里依然装有五款游戏APP，他的一名女同事则向《棱镜》展示，她每月会花折合人民币25元在一个付费的音乐软件上，以及30元购买视频网站的会员。

印尼一度以强大的消费能力闻名全球，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印尼2017年GDP增长5.07%，国内家庭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超过一半以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这一占比高达70%以上。

国际卡组织VISA向《棱镜》提供的一份2018年全球旅游意向调查结果显示，印尼的富裕人群中，有68%的受访者表示更倾向于在旅行中加大“血拼”力度，这一比例甚至远超中国，在亚太受访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

与旺盛的消费需求不匹配的是，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只有37％的印尼成年人拥有银行账户，其中27％有正式存款，13％有正式贷款。这意味着有超过63％的印尼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

蜂拥雅加达

先进的技术、在国内被反复验证过的成熟模式、强大的地推能力，成为中国出海平台的“核心竞争力”。

而到了现金贷这里，高效的执行力、雄厚的资金实力，更是让他们在当地如入无人之境，动辄几千万元的“测试资金”，让本土平台惊呼“太可怕”。

来自中国的公司，在产业链条上的协调效应也已经体现出来。

在同盾科技海外业务负责人马俊驱原本的规划中，越南会是他们出海东南亚的第一站。但随着中国的现金贷平台开始扎堆印尼，让他们最终改变了策略。同盾是一家提供风控业务的服务商，2017年12月他们提前进入印尼开展业务，至1月中旬已经接入30余家平台，这大致是彼时中国在印尼开展业务的现金贷平台总数。

（一家现金贷平台总结的截至1月份印尼市场上的竞品）

《棱镜》获得的一份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印尼市场上来自中国的现金贷平台在30-50家，其中多以dana、Uang、Rupiah Pinjaman命名，在印尼语中，这几个词分别表示基金、现金、印尼盾、贷款等意思。

与早期落地的都是一些纯创业平台不同，多位行业人士告诉《棱镜》，这波出海潮过来的都是一些在国内已经有知名度的平台，如闪银、掌众、明特量化等等，他们有的选择投资入股的方式，有的则自己成立分公司。

《棱镜》从一家落地服务商了解到，仅第一季度就已经有200余家中国平台正在筹备或者已经落地，这些平台包括现金贷平台、贷款超市、征信机构、第三方服务商等等，涵盖了产业链的上下游。

蜂拥而至的中国创业者们甚至还带动了一些周边消费。在雅加达的central park附近，由于早期出海的华为等公司驻扎于此，慢慢地发展成为这些创业平台的聚集地。

（位于雅加达中部的Central Park）

90后创业者陈展在2017年8、9月份到达印尼，属于较早的一批，他创办的PT Uang Hape Indonesia在2017年底开始上线，他也见证了这一波创业潮的兴起。

由于工作需要，陈展经常往返于上海和雅加达两地，他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机票价格越来越贵。“以前上海飞雅加达的东航才几百块钱，后来再也没有了，经济舱涨到了两三千，头等舱贵的时候九千多。”

而雅加达CBD附近的高档酒店，也因为中国考察团扎堆入住，价格水涨船高，“以前住香格里拉的价格，现在只能住pullman（铂尔曼）。”一位当地创业者向《棱镜》抱怨。

“没办法，国内不让做了，只能被逼到这儿讨生活。”在雅加达CBD的一家酒店门口，周扬（化名）双手交叉在胸前，漫不经心地向《棱镜》讲述起他过去一年的经历。

如果不是国内12月份的那场监管风暴，他现在或许还过着月入上亿元的生活。周扬此前曾是国内一家现金贷平台的负责人，该平台一个月的放款规模在20亿元人民币左右，净收入在8000万—1亿元人民币。

然而，从2017年11月份，中国监管层开始针对现金贷出台一系列政策，从暂停批设小贷公司，到非持牌机构不得从事放贷业务，直至12月1日出台《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监管靴子正式落地，现金贷行业戛然而止。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述政策不是“一刀切”，而是“一刀一刀切”。P2P、银行、信托都不能给现金贷提供资金，导致资金供给受到了重大的影响，这对于以“共债”为核心的现金贷行业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

一位现金贷平台负责人告诉《棱镜》，监管“一刀切”让不少平台此前的盈利也搭了进去，“据我所知有亏钱的，有少赚的，本来能赚6个亿，最后只赚了3个亿。”

陈展是行业里调整比较快的。2017年8月份针对ICO的“一刀切”，让他们见识到政策出手的速度之快和力度之强，他们判定国内针对现金贷的监管也会很严苛。综合评估之后，他们决定在行业最高点的时候退出现金贷，同时开始着手启动海外业务。

周扬在印尼投资了从中国来的创业平台，曲线进军印尼市场。但在他的眼里，印尼的现金贷市场还太早期，目前全部平台加起来一天的放贷规模约在1000万元人民币左右，而当初国内一天放贷一个亿的平台比比皆是。“根本没法比。”

现金贷从业者眼中的理想之地

中国规模庞大的蓝领阶层，支撑起现金贷成为2017年的最大风口。同样的逻辑也正发生在印尼这座东南亚海岛上。

按照联合国2016年世界人口排名，印尼人口接近2.6亿人，仅次于中国、印度、和美国。且印尼的平均年龄约为29岁，当地人的平均月收入在1500—2000元人民币这一区间。年轻人多，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移动互联网普及——现金贷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在印尼统统具备。

这也是熊猫科技（Panda Technology）创始人高晓周做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他曾是国内一家互联网巨头金融科技板块基金投资的负责人，主导了对几家国内和印尼现金贷公司的投资。在他看来，印尼的人口结构优于中国，经济处在快速发展中，消费需求旺盛，从宏观市场来看有消费金融的土壤。

其次，印尼本地没有比较大的现金贷或者消费金融类玩家，而它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已经具备，涌现出了如Go-Jek这样的独角兽。此外，它的互联网流量集中在Google、Facebook、Instagram这几大平台上，非常有利于推广获客。

出于对这一市场的强烈看好，高晓周甚至辞去了前述职位，选择了自己出来创业。其方向是做国内和东南亚市场的金融科技数据和流量生态，新公司短短数月已取得不错的数据表现，同时大获资本青睐，完成多笔融资。高晓周表示，“未来也不排除会做消费金融以及现金贷业务”。

据《棱镜》了解，目前印尼现金贷平台的获客成本极低，约在2—3元人民币左右，因为无论是贷款超市，还是风控数据，都还处于前期免费推广使用的阶段，成本大大低于国内。

除了上述原因，印尼对科技金融采取的相对宽容的沙盒监管模式，也是吸引中国创业者们的一大因素。印尼金融监管局（OJK）于2016年底颁布了P2P业务监管细则，金融科技平台必须向OJK注册后才能开展业务，在注册的一年之内，平台应向OJK申请许可证。

此外，《棱镜》获得的一份由印尼金融科技协会（Aftech）调研的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印尼共有235家金融科技公司，其中支付领域最多，占比39%；借贷类平台占比32%。此外，53.4%的公司是在2015年—2017年间成立，不少公司已经初具规模，员工数目超过100人的公司占比32%，表明这是个新兴且快速发展的行业。

该报告还深入研究了印尼科技金融用户群体特征：25—35岁，月收入在500元—1500元人民币，接触移动互联网的用户。

（印尼金融科技用户的画像）

复制中国玩法

多名从业者告诉《棱镜》，目前印尼的PDL（payday loan，发薪日贷款）的日利率普遍在1%（年化即365%），商品分期的利率也普遍在100%以上，均高于国内的利率水平。

这基于两点，一是印尼的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有的信用卡年化利率也在36%以上；二是因为印尼当地的征信环境较差，坏账较高，需要用更高的利率来覆盖高风险。

周扬告诉《棱镜》，印尼的现金贷坏账率在10%左右，比国内至少高出30%，但其他诸如人力、租金之类的成本比国内低。此外，国内现金贷盛行的“砍头息”，同样被复制了过来，砍头息约在15%左右。

作为被国内验证过的成熟模式，中国的现金贷平台从产品设计、营销推广、到资金合作这一整套流程都已得心应手，也是他们无往不利的秘诀。

以现金贷最为重要的获客为例，陈展告诉《棱镜》，早期的中国游戏、直播、工具类的平台出海，已经把这边整个营销生态初步建立起来了。据他介绍，目前印尼本地最多知道怎么做SEO（搜索优化），但是基于移动端的DSP（需求方平台）营销、ASO（应用商店优化）营销等，仍然处于空白，而这些在中国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模式，作为一项基本的技能已经炉火纯青。

而充足的资金实力，更是让中国的创业者们在当地如入无人之境，所向披靡。

《棱镜》从当地的从业者处获悉，很多平台在上线之初会先拿1000万元“试试水”，再慢慢滚雪球。“1000万是普遍的起步资金，更高一点的三、五千万元也有。”

“这简直难以置信！”在雅加达君悦酒店的大堂里，Dino放下手中的咖啡，耸耸肩，做出一个摊手的手势。Dino是印尼本地人，在华尔街工作5年后，他回到雅加达，创办了一家名为AwanTunai的线下分期借贷平台。

一家刚刚在印尼落地的中国平台告诉Dino，他们将用1000万美元作为第一个月的test money（测试资金），这让他目瞪口呆。要知道，像cicil这样知名的本地分期平台，累计放贷余额也才100万美元。

在Dino看来，在印尼在线借贷这一领域，中国公司将会胜出，“因为他们的钱更多，技术更先进，数据分析能力也更强。

周扬也直言不讳地告诉《棱镜》，他们平台最不缺的就是钱，他们也曾经和印尼本地的VC（风投）有过接触，但最后发现，“风投的钱还没有我们多呢！”

据《棱镜》了解，目前几家头部平台的月放款额在数千万元，盈利也在百万元级别。“今年会出现盈利过亿的平台。”一位熟悉行业的投资人士对《棱镜》表示。

支付和征信成难题

然而，所有淘金之路绝非坦途。支付和征信就是摆在印尼消费金融市场的两只“拦路虎”。

几乎所有的创业者都向《棱镜》提到，支付是当前在印尼开展线上业务的最大阻碍。与国内方便快捷的第三方支付的高普及度不同，印尼的电子支付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一家独大的支付公司能对接所有的银行接口，用户甚至需要通过线下的便利店或者ATM机去还款。

“怎么把钱借给用户，这在中国连想都不用想的事情，在这儿反而要去想，因为这里不是很多人都有银行卡，电子钱包的渗透率也非常低，也没有一个类似支付宝这样的平台。”马俊驱向《棱镜》表示。

（印尼商场仍以银行线下收单POS机为主）

在Max看来，中国的支付领先印尼至少5年。而对于互联网世界来说，五年已经是很吓人的一个台阶，“要知道五年之前微信才刚刚起来，微信支付还没有出现。”

周扬也认为，印尼还需要三年时间，才能慢慢将电子支付用户培养起来，现在就好比2014年的中国，开始在陆陆续续地铺设场景。

风控问题则是另外一大掣肘。一个人可以办理多个身份证、车牌号和手机号，实名制尚在慢慢推进中，这对于线上风控而言，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Dino告诉《棱镜》一组数据，印尼每个月的手机号码的流失率高达30%，超过80%的人没有银行的信用记录。在他看来，印尼的在线借贷不会像中国发展那么快，因为还有很多的基础设施问题没有解决，这也是他当初没有选择线上业务的原因。

虽初来乍到，但马俊驱已经明显感觉到，这边做风控比国内早期时候的难度更大，例如无法通过手机号码查看归属地、一个人可以有几个身份证号码等等，“很多规则都没建立，可以参考的数据太少。”

由于相互交叉验证的数据远没有国内那么丰富，所以他们需要用到很多其他的手段，比如设备指纹、人脸识别等额外的维度。这无疑会增加风控的成本。

在这里，技术变成了更为重要的手段。马俊驱向《棱镜》举例，假设有几个不同的身份证号码，但系统识别出这些号码用的是同一部手机，就基本可以判断为同一个人。

除此之外，由于中国较为严苛的外汇管制，大额资金无法出境也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在拿到OJK批准的网络借贷牌照之前，平台不可能在本地募资。于是，前述可以海外发债的美股上市平台就成了他们眼中的香饽饽，该平台CEO告诉《棱镜》：“很多中国伙伴特别想跟我们合作，让我们去发债募资，他们支付给我们利息。”

监管已经在路上

如果说前述遇到的一些难题，还能通过自身或者行业的共同努力，来慢慢改善。那么印尼OJK的监管态度，则是始终悬在所有从业者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以致命。

OJK官网在去年10月份曾发布一份《2017年—2022年的发展规划》，制定了十项主要政策及实施方案，其中，第七条是通过适当的监管，来优化金融科技的发展。具体而言，将加强对印尼金融科技的监管，确保国家能从行业发展中受益，并控制好风险，不留下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

经历过几次金融危机的Dino认为，1998年的金融危机对于监管者来说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经历，因此监管机构采取非常保守的态度，现在印尼金融科技的体量还很小，尚未引起监管当局的足够注意。“但可以肯定的是，印尼是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无论从经济管理还是宗教角度来说，监管者都不会允许高利率的存在。”

事实上，监管已经在路上。《棱镜》从多名从业者处获悉，今年3月，OJK当局约谈了多家未注册的平台，并开始严格执行“需向OJK注册后才能开展业务”这一条。这让原本想忽略监管直接做业务的周扬，不得不重新开始考虑注册的事情。

根据OJK官网公开的数据，截至2018年5月，已经在OJK正式注册并获得监管许可的网络借贷平台有51家，其中本土平台34家，海外平台17家。据《棱镜》不完全统计，其中来自中国的平台约占三分之一。

（OJK官网公布的网络借贷平台注册详情）

多位从业者对《棱镜》表示，现在向OJK提交注册申请的难度越来越大，多了很多之前没有的规则，如对外资身份的审核、股东的审核、对系统和人员的要求等等，门槛比之前提高了不少。

而下一步OJK是否会出台针对P2P的利率上限等具体要求，成为从业者们最为关注的话题。

《棱镜》了解到，在日趋严苛的监管政策之下，这股出海潮正在降温。Max就明显感受到，这两个月前来“拜码头”的平台已经少了很多。

这在包括高晓周在内的从业者看来，行业降温并不是一件坏事。监管政策让那些想赚快钱的平台知难而退，留下的都是想踏踏实实做业务的平台。他们主动去和监管沟通，越来越合规，并且开始盈利。

当《棱镜》问及周扬，有没有信心能顺利通过注册时，他的回答很坦率：没把握！“但仍然要去尝试。”他补上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