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数字游民，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陶晶、周则旭

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公司为员工提供“随处办公”的选项。实现工作空间自由，开启“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受年轻人青睐。据 2022 年初发布的《2021 中国旅居度假白皮书》显示，超六成年轻人渴望成为办公地点不固定的“数字游民”，在工作的同时享受度假生活。

那么，什么是数字游民？数字游民的产生背景与主要特点是什么？疫情期间风口上的数字游民行业发展现状如何？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反思和展望？

本文将带来对于数字游民这一新兴生活方式全新审视和思考，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中文数字游民生活方式主题博客——“数字游民部落”给这种生活方式下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定义：

数字游民是一种被数字信息技术赋能的全新生活方式，它的受众特指那些完全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并借此打破工作与工作地点间的强关系，达成地理位置自由和时间自由，并尽享地理套利红利，全球移动生活的人群。

数字游民们通常在不同的城市，甚至在不同的国家进行远程工作。如通过使用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智能手机，在咖啡店、公共图书馆、公用办公空间甚至露营车工作。他们通常是自由职业者、线上投资者、远程工作者或者互联网创业者等。

最后，数字游民的宗旨并非在于单纯的流动和打破工作地点与身体所在地的强关系，而是利用地理套利尽可能的实现在有限的收入下获取更为优质舒适的生活。

数字游民，是围绕流动空间组织起来的网络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新兴的典型的，极富当代流动社会的特点的新生活方式。

在社会学家卡斯特看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逐步推进的信息主义再结构过程，加速、引导与塑造了信息主义发展方式，其特征是以信息处理为核心、以弹性网络为组织基础、以效能整合为基本功能、以服务而非产品为主要形态，它的效果无处不在，人类存在的所有过程无不为它所塑造。他将这种由电子通信技术作为组成结构的社会称为网络社会。

数字游民从纯粹的自由追求到内容变现，也对应着互联网应用的发展进程。

1.自由追求：弹性工作与对泰勒主义的反叛

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激烈竞争、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全面普及、消费市场日益多元的动态变化, 各国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政策也更加开放，“弹性雇佣制度”成为新经济下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发生联结的方式。企业通过签订短期或者临时性的劳动合同以提高生产的边际利润。数字游民正顺应了这一趋势。

自由职业者在劳动时间与空间上所表现出的弹性，可以说是一种对于追求产品流通与分配效率极致提升的“泰勒主义”劳动控制模式的反叛。数字游民所属的弹性工作则是为自我雇佣型劳动者提供了自主选择和安排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们对于自由的追求。

2.地理套利：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成本优势

数字游民这个概念。在2019年时曾有过一次搜索频次的骤增，特定工种（依靠互联网即可实现办公）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无需被固定在办公室这一特定空间中，甚至无需局限于“在家”工作。

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拿着美国纽约这种超级城市的超高工资，前往生活成本较低（普吉岛、巴厘岛或哥斯达黎加等）的地区进行日常活动，这种利用不同地域的经济势差，用同样的成本却能购买到更好生活品质的方式，被称为地理套利：让自己赚到的钱更值钱，逃离拥挤昂贵的一线城市，去那些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性价比更高的城市居住。

Nomad List收录的适宜数字游牧的城市

“地理套利”在中国有着独特的表现方式，那就是并不少见的“双城生活”，这个现象指的是，人们迫于一线城市昂贵的衣食住行成本的压力，宁愿花更多的通勤成本，在相邻的其他地市居住，比如北京与天津、深圳与惠州。相比“数字游民”的主动追求，“双城生活”对于身在其中的人来说或许更像是一个被动的选择。

3.多元收入：旅游内容变现与网红经济

正如数字游民中“游民”一词，有相当一部分数字游民是通过创作旅游内容，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变现，以此来获取其工作地点与内容的自主性。他们将在不同国家游走的生活记录下来，并利用社交媒体、内容平台等进行分发并实现流量的持续曝光，进而成为备受关注的“网红”。

人们对于此种内容也往往乐此不疲，与日常生活有较强反差这一原因自然不用多说；还有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原因即代偿心理。当一个人遇到挫折、困境、损失时，他会将自己的需要转向其他的对象，以摆脱心理上的困境，这一现象在疫情期间尤为明显。于是，很多人想做却做不了的事情、想去却去不了的景点、想打却打不了的游戏都以观看的形式实现了。这是对于他们心中“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愿望的另类实现：“世界那么大，你替我去看看”。

而网红经济能够得以兴起，离不开网络生态对社会权力关系的进一步改造。传统的评估体系和标准统统失效，取而代之的是订阅数、点赞、转发、评论、收藏等与用户之间互动逻辑下的种种数据。

随着数据的不断提升，数字游民得以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了包括自我赋权和群体赋权在内的新媒介赋权，进而打造出影响力广泛、 价值不凡的个人 IP，培育数字游民群落文化，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其中。

1.产业兴起：数字游民服务业态的规模化

尽管数字游民规模尚小，但其商业化前景似乎在服务端得到了印证。

在国外，与数字游民相关的服务产业已经呈现出了一定的规模，许多共同办公场地在曼谷、马尔代夫等数字游民热门地建立。

在国内，数字游民产业同样被看好。一位名叫刘杰文的原软件工程师从上海某美资企业辞职，到梅里雪山下的德钦县佛山乡瑞瓦村成为一名从事文学创作的数字游民。创作之余，他用微信公众号帮助当地居民销售土特产品，通过网络众筹建设了雪山木屋和藏家青年旅舍，推荐甚至亲自担任导游，让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村。由此带动出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不管是地方经济和对数字游民的推广都起到了正向作用。

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是浦门公社数字游民基地，坐落于浦江县金狮湖鼓风机厂旧址，是一座企业共享“数字游民、美好生活”主题的孵化器、实训营和体验中心。此外，中国经营报报道视觉设计师 Nian在大理和朋友一起出钱出力，开办共享办公空间为落脚大理的数字游民提供办公和社交的场所。

可见，目前的数字游民相关产业主要是贯彻着co-working，live anywhere两个主要理念。相关服务产业的发展能够在实质上为数字游民提供支持，解决落地问题。

2.国家助推：数字游牧签证推行的体系化

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得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实施了旅行限制，世界范围内旅游业遭受重创。数字游民曾一度成为疫情期间某些旅游经济依赖型国家和地区的希望所在。

包括爱沙尼亚、格鲁吉亚、贝尔穆达和巴巴多斯在内的几个国家最近推出了一种新型签证，允许远程工作者进行长期访问。其中爱沙尼亚，这个人口只有大概几十万人，不到200万的小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推出数字游民签证的国家。换句话说，他们正在建立“数字游牧”签证，为与地点无关的工人提供居住权（最长 1 年），使他们能够在该国工作或经营业务，而不管该业务的位置或时区如何。此外，据马尔代夫政府披露，疫情期间数字游民到来及其带动的相关产业已经成为马尔代夫重要的经济支撑点。

随着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些中国的旅游城市不久后也将成为国际数字游民目的地。比如继巴厘岛、里斯本、胡志明、麦德林、第比利斯、首尔、布宜诺斯艾利斯、清迈、布达佩斯、拉斯帕尔马斯、卡门之后，孤独星球已将陕西西安列为未来十大数字游民目的地之一。

3.工作革新：企业风险应对与办公在线化

数字游民的风口期很大程度上由疫情诱发，一方面是远程办公的大量推行，比如疫情之后，推特、高盛，微软等知名企业，已经给所有的员工发出了出了远程办公的通知。在大企业看来远程办公的价值在于可以创造一个不同人群在一起工作的的生态，更有利于开放讨论，知识重组与问题解决。

除了办公线上化之外，关于线上工作的寻找也成为了数字游民的关注问题。目前针对远程办公这一细分招聘市场国外已经出现了如 Working Nomads，Remote OK，Virtual Vocations，等招聘网站或平台此外在全球最大的数字游民社群Nomad List不仅收录了全球1000多个城市的相关数据，也可以进行远程工作寻找。

最后，现代人对于工作观念的改变也促进了数字游民生活新方式的风行。正如某国内著名数字游民博主所说的“我只工作，不打工”，著名科技评论家Kevin Kelly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过“许多人一生勤恳的工作，赚钱，存钱，期待退休之后能有足够的钱去旅行。我决定把这个过程反过来，在自己年轻还没有钱的时候去穷游，这些在穷游过程中获得的人生体验可能以后十亿美元也买不来”。

因此在这个网络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时代，许多数字游民选择了旅行博主、网络作家、文字编辑、平面设计、视频制作、游戏开发、在线教学、虚拟助理、财务顾问、自由撰稿人等在线职业——依靠网络工作，而自己置身广阔天地。

1.圈层差异：全球化下发达国家精英的流动性

学者David Harvey在自己的文章里写道，在新自由主义下，“个人责任制取代了社会保护（养老金、医疗保健、防止伤害的保护），而这些社会保护以前是雇主或国家的义务”。因此，脱离于工作地而全球流动的数字游民，被部分学者认为并不是挑战工作现状的“替代”生活方式（尽管数字游牧民标榜着自由、个性与全球化的生活方式）而更多的是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适应。

比如许多数字游牧民族往往来自更发达的国家，他们的护照允许更大程度的旅行自由，签证也更容易办理。有些发达国家的数字游民利用国内的丰富企业，网络资源获得稳定和体面的收入，然后在不那么发达的国家消费进行地理套利。此外，部分发达国家的数字游民把自己的文化，习惯带入经济不那么发达的数字游民旅游胜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旅游地本土的文化和社会习惯。

如何在游民的跨地区流动中协调本土与国际的关系，未来将会随着数字游民的增加越来越值得重视。

2.独自游牧：亲缘社会情感疏离与工作效率的降低

数字游牧民必须应对生活方式带来的不确定性、高风险和孤独。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的需求从层次结构的底部向上，需求分别为：生理（食物和衣服），安全（工作保障），社交需要（友谊），尊重和自我实现。可见人是社会化的动物，社交，尊重甚至自我实现离不开社会互动的支持。

但是基于地理套利和网络技术支持的数字游民，时常变换自己的地理位置，和自己所扎根的国家与亲缘关系处于脱离状态，只能依靠虚拟网络进行连接，这未免会产生情感的疏离甚至缺失。比如国内小有名气的数字游民夫妻小潘小丁，在结束南美数字游民生活以后也希望疫情后回到中国与家人团聚。

学者Reichenberger用轶事证据和先前研究表明，数字游牧文化严重倾向于单身旅行者，同样新兴的数字游牧文化身份强调个人自由职业者和零工工作。据伦敦大学学院教授Dave Cook所言大多数数字游牧民开始独自旅行和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的孤立感变得明显，侵蚀了自我意识，这在单身数字游民中尤其明显。因此许多游民选择改变或者终止自己的行程，或者长久地待在某几个数字游民地来避免一定程度的文化冲击而增加文化归属感。

Dave Cook同样发现了数字游牧中情感，社会支持对于个人自律和工作效率呈现正向关系，因此他认为数字游牧民族夫妇则能够相互约束、规范和支持达到更高的工作效率。其次当下的 co—workering 在数字游民群体中得到推崇，也表明了来自他人的社会支持十分重要。

3.平衡悖论：生活与工作界限模糊

数字游牧民的自由观念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广义的、主观的自由观念，他们想象着未来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紧张关系消失了。但是多位国外学者认为，数字游牧并不总是自主和自由的，而是一种需要高度纪律和自律的生活方式。很多时候，数字游牧民在刚开始时往往没有预见到在休闲和旅游场所工作可能会使管理工作和非工作之间的平衡成为问题。

同时，当依靠数字技术谋生的数字游民一族被网络所牵拉，不得不在路途中实时在线甚至处理工作时，工作和生活的边界是否会进一步的模糊？就算是以自由创业者自居的游民们，也必须一件又一件的产出自己的作品（文章，视频等等），自己为自己打工的状态下有时候工作量也不会太低。

其次，数字游民群体一大特点是生活与工作所在地分离，这导致的时差会带来工作生活节奏的混乱，变相的模糊生活工作边界。在Dave Cook的民族志调查中，部分数字游民表示时差不同让习惯于睡懒觉的自己不得不早起处理工作所在地的事务。因此，当下许多欧洲数字游民群体将目的地聚焦在西班牙，葡萄牙等同时区地区以便减少生活与工作冲突而带来的旅行体验感下降问题。

4.自由神话：“灵工”隐喻遮蔽下的风险转移

THOMPSON等美国社会学家通过深入访谈和观察的定性方法，记录了世界各地发达国家的 38 名数字游牧民族生活。调查结果表明，虽然数字游牧民可以自由地在他们自己负担得起的国家度过他们的时间，但这与他们财务状况的向下流动相匹配。因为他们不能全职工作 ，部分人必须依靠数字计件工作或零工就业过活。虽然，数字游牧身份不一定与零工经济挂钩，但调查事实是发达国家的千禧一代，确实正面临社会地位向下流动、负债率提高等困境。

早期政治经济学者福克斯等人提出了“数字劳工”的概念，用来指代那些以信息科学技术为生产工具进行体力劳动的工作者，但是随着技术进一步的浸润，数字劳工开始向“数字灵工”转变。数字灵工指的是那些依靠网络等新技术进行工作的创意劳动者，主要以脑力劳动、精神劳动和情感劳动为核心，能够通过工作增加符号、经济、文化和社交等四种资本。大多数数字游民便是这样的数字灵工，例如运营自己的社交账号并且不断变现，为互联网公司工作提供创意方案，代码等。

在数字灵工的隐喻下，许多数字游民忽视了数字灵工有时又是一种零工经济。案件计费，甚至自己创业必须自负盈亏。少部分人能享受医疗保健、退休、失业保险或家庭假等福利。虽然"自由"被行业管理和数字游牧爱好者们吹捧为工作的好处，但这种生活方式标志着工作向不稳定就业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