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数字游民，是摆脱内卷的一个解吗？

李书航 TRI 轻作者

钱多、事少、离家近，是现代人判断一份好工作的永恒标准。其中，“离家近”到底有多重要？

去年底，有经济学家建议年轻人不要在通勤路上花过多时间，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来提升和完善自己，才是回报率最高的选择。[1]这番言论收到了大量反对意见，也从侧面体现出在没有太多选择的情况下，年轻人更希望牺牲时间用于通勤，来减少支出。

受现实条件制约，“离家近”往往只是个美好的愿望。围绕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周边大量分布的“睡城”孕育了跨区、跨省通勤的“钟摆”一族，他们全天可能有 3-4 小时花在路上。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们理想中的工作地点也不一定就是家。在住所、公司之外的第三地工作，也许会带来更高的生产力。

有时，我们也会希望换个自己喜欢的环境工作——图书馆、咖啡馆、街心花园，最好是面朝大海的沙滩上，只要有电有网就行。不过，大多数人的工资水平还不足以支撑这个梦想。

但现在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在家和公司之外的地点工作，甚至可以不停变换国家、地区来工作和生活。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数字游民”群体。

数字游民可能状态不同，但基本都会将旅行和远程工作结合起来，只是时间长短和距离远近的差异。一些数字游民旅行多年，定期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移动；另一些则在较短的时间内“游牧”，实现定点工作和边工作边休假的有机结合。有些人环游世界，但另一些从未出过国境。

狭义上的数字游民要考虑到一个“游”字。这意味着一种不满足于定在某地的心态，驱动着他们不断迁移到新的地方生活。

“游”也代表着其他方面的自由，比如收入来源由多个模块组成，而不依赖于单一全职工作，也就是做个“斜杠青年”。如果不算这个“游”的属性，宅在家里或熟悉的城市，当然也未尝不可，这更多取决于你的性格和喜好。其实任何公司注册地/社保发放地和你实际居住地不同的远程工作行为，都算是跨进了数字游民的门槛。

据统计，通过互联网工作且地域不固定的美国人已经超过 1500 万人。围绕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宜居城市评选及餐饮、住宿、娱乐等周边产业也在兴起。

等等，我们要先花点时间看看这个“据统计”。

热衷于统计远程办公和数字游民趋势的机构，显然大多是从事相关行业的机构，因此这类统计数据一般来自以下几家：专门提供远程人才配对信息的 MBO Partners ，自由职业介绍平台 upwork（这是彭博节目上的常客），还有 airbnb 和 slack。它们的评价明显带有利益相关，但也不至于造假，充其量会对相关数据做有利于自己的解读。

知道了这个背景，我们再来看一下MBO Partners发布的2021年数字游民报告[2]，它在国内介绍数字游民的文章里经常被引用——或者说根本就绕不过去。

该报告称，将⾃⼰描述为“数字游⺠”的美国工人数量，2019-2021 年分别为 730 万人、1090 万人、1550 万人，按年环比增长都超过 40%。

数字游⺠是全职（71%）和兼职（29%）的混合体，⽽且可能在一年内只有部分时间是在工作，因此他们的收⼊差异很⼤。受访者中 21% 年收⼊低于 2.5 万美元，但 44% （约 680 万⼈）年收⼊高于 7.5 万美元。

尽管收入水平不一，但每个收入段的数字游民大多（79%）都满意当下的收入，略高于作为对照的普通员工。这可能是因为“生活在别处”的旅行体验补充了收入之外的成就感。在访谈中，数字游⺠经常说，如果他们的收⼊⾜以⽀持他们的旅行，就会很满意目前的收入。

数字游⺠多在⽣活成本低的地⽅工作，同时为付出高薪的客⼾服务。这样他们能利⽤所谓“地理套利”，花更少的时间养活⾃⼰，⽽有更多时间享受冒险。

人们往往会以为只有还没安定下来，没有成家的年轻人才热衷于“游牧”生活。不过根据另一项由FlexJobs（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家定位于远程工作的招聘网站）在2018年面向美国用户开展的调查[3]，只有 27% 的受访者是 Z 世代（千禧⼀代），有 41% 是 X 世代（1960-80 年代生人），甚至有 32% 为婴⼉潮⼀代（1940-60 年代生人）。此外，受访者中 61% 已婚。

这些数据揭⽰，数字游牧不仅适合年轻的单⾝背包客，它还是⼀种所有年龄和世代的⼈都积极追求的生活方式，连那些有家庭义务的⼈也是如此。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国内的数字游民，是一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小圈子。例如，由资深游民 Jarod 创建的社群“数字游民部落”，基本上能把跨国游牧的中国人包含在内。但广义上依赖长期远程工作的人（哪怕定居在小城市，无疑也利用了“地理套利”）则比统计数字多得多，要想获知他们的全貌也并不容易。其中那些不依靠全职工作过活的人，更多被归纳到中国语境下的“灵活就业”。这一群体没有经过详细的统计，其中有些零工的工种本身都比较新，尚不足以成为可统计的职业。

举个例子。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全国小店经济发展指南》，截至 2019 年底，全国注册小店 8000 多万户，带动就业超过约 2 亿人。该文件定义的“小店”是指面向居民消费的个体工商户，雇员 10 人以下或年营业额 100 万元以下的微型企业，还有一个就是“年营业额 1500 万元以下的网店”。其中不涉及实体物流的岗位如美工、客服、管理等，其实都存在可远程的条件。

“数字游民”这一名词直译自英文“Digital Nomad”，Nomad 本指“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不同城市的生活成本不同，数字游民们确实也是“逐水草而居”，他们选择性价比高的地点工作和生活，就像水从高处流到低处一样自然。

20 世纪后期，计算机处理器、存储单元等技术的微缩化取得进展。其中，日本的日立公司研发出更节能的快速数据存储器 CMOS，促成 1982 年第一台“膝上型计算机”的发明。90 年代，电脑做得更小了，手持式乃至手表式的设备初见雏形；同时无线网络技术兴起，使得人们开始设想随时随地的网络连接。

1997 年，日立公司半导体及集成电路部经理牧本次雄（Tsugio Makimoto）和英国《电子周刊》编辑大卫·梅乐斯（David Manners）合著的《游牧上班族》（Digital Nomad）出版，其书名即为现在“数字游民”一词的来源。不过，这本书问世后并没有马上获得广泛关注，因为该书从半导体技术的进化出发，多少带了点推销母公司技术的意味。

尽管如此，《游牧上班族》依然准确预测了电脑与通信技术的整合，及其对未来生活方式的重塑。作者指出，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将首次从地理和距离的局限中获得解脱，从为了生存而必须定居在一地的境遇中松绑，以得到自由。这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选择机会，释放出无与伦比的潜能。

受到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他们依然设想某种设备会专司其职，比如会有便携电脑、便携翻译机、电子定位仪、电子钱包等。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最后都集成为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这两种设备。

便携的办公设备能让人快速搭建起工作环境，加上高速、平价的无线网络连接，成为数字游民生活方式得以成立的首要条件。

不过，我们可能会觉得宽带覆盖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即使是美国，偏远乡村的宽带基建也很成问题。这意味着现代跨国游民在广阔的发展中国家里，只能选择几个非常有限的据点。

前⼏年，数字游⺠热衷于在泰国、越南等国家⼯作。由于疫情引发的旅行限制，美国员工转而选择从纽约和旧⾦⼭等大城市迁往国内的博尔德和奥斯汀等⼩城市，以及太浩湖和博兹曼等度假区。在国内，热门的游民聚居地则有云南大理、海南陵水、浙江安吉等。

除此之外，数字游民模式能坚持下去还要依赖下面一些关键要素：

——可以完全不依赖面对面完成的工作。历史上有一些工作是有条件舍弃面对面沟通的，比如文书处理，但工作指令的上传下达只能通过当面完成。而网络可以让同事之间的沟通，只剩下完成工作绝对必要的部分，从而为远程工作创造了可能性。

在 MBO Partners 的报告中，数字游⺠的⼯作范围⼴泛，包括信息技术、创意服务、教育培训、咨询、营销公关、财务会计等。这些专业的共同点是可以使⽤数字⼯具和互联⽹远程执行任务。

许多数字游⺠拥有稀缺的高技能。受访者中 64% 游民的⼯作需要专⻔的培训、教育或专业知识，高于⾮游⺠的 48%。数字游民更多（77%）使⽤技术来提⾼竞争力，更有可能（76%）成为技术的早期采⽤者，在这些方面都遥遥领先于非游民群体（41% 和36%）。平均⽽⾔，数字游⺠也受过良好的教育，59% 拥有本科以上学历（成年美国⼈为 35%），26% 拥有⾼级学位（成年美国⼈为 13%）。

“一招鲜吃遍天”，这些稀缺人才更容易掌控自己的工作。与全职员工（49%）相⽐，更多的自由职业者（69%）计划⾄少在未来两年内继续游牧生活。

——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生活方式，降低了迁移不同城市的切换成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语言、食物、服装、交通工具、住宿等都可以尽量实现标准化。

这些基本生活条件的标准化，也使得游民们衡量不同地方的宜居程度变得更简单。一个名叫 Numbeo 的网站列出了世界主要城市的买菜、点餐、休闲娱乐、房租、人均收入等生活成本，并可以横向比较。例如多伦多 $5000/月的消费，在北京只要 $3845（¥19670） 就能维持同样的生活水平。

——个人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以往人们印象中工作是“两点一线”的规律生活，但近几年，尤其是疫情以来，这种印象是在不断瓦解的。疫情大大加速了远程工作概念的下沉。比如，尽管你可能还是要在回老家的时候跟父母和亲戚解释，自己不是来度假的，在家里就能上班，他们会比几年前更容易接受这种说法。

长期以来，小镇青年不断告别家乡，到大城市闯荡，其内生动力是摆脱小地方“关系社会”“人情社会”的桎梏。但他们在大城市学习的技能以及从事的工作，老家往往不能提供，带着“屠龙之技”回家，却没有用武之地。远程工作可以一定程度上化解这个矛盾，让他们能重温老家熟悉的环境和人情味，而无需委身于不习惯的本地工作。

还有一些人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产生了跟父辈不同的想法，他们觉得无需依靠“铁饭碗”或寻求“稳定”，就能过上理想的生活，这就会促使他们走上“游牧”的旅途。

数字游民的生活会让很多非游民心生向往。他们有的在社交网络，或通过媒体披露自己生活中动人的一面，引发大量关注，以至于可以将自媒体作为自己的一项副业。

来⾃遥远地⽅、异国情调和快乐轻松的日常生活，不论在 Instagram 还是在小红书都创造了一种集体观赏的景观。在 MBO Partners 的报告中，有多达 6000 万目前还不是数字游民的美国人表示，有意向或有可能未来两三年尝试游民生活。

当然，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是所谓的“沙发数字游民”，也就是说，看看别人的视频就满足了。

事实上，没有任何工作或生活方式是十全十美的。长期在外地，特别是外国生活，并且需要随时移动，使得数字游民们和定居者相比，在生活的某些方面会显得脆弱。比如，个人财产乃至生产工具容易丢失或被盗；人生地不熟的环境可能遇到人身侵害；非签署合同的雇佣会损害自身权益，且维权困难。

MBO Partners 的报告显示，一位数字游民的连续游牧生活平均不会超过 3 年，排在前三的原因是：厌倦了旅行；成本太高；偏远地方的物流不畅通。其他原因则包括孤独、难以兼顾⼯作和全职旅行，以及想念家⼈和朋友。

数字游民已经发展为当今社会一种不可忽视的新型工作形态。这种工作形态又反过来改变了身处其中的员工、雇主及周边产业链，重塑了企业组织关系，以及全球各地的大小城镇。

2020 年开始扩散的新冠疫情，从正反两方面影响了数字游民思潮和实践。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接受远程办公的模式。其中的一些企业会发现，开启远程办公后，生产力没有显著下降，从而将一部分工作永久远程纳入考虑。

在这一方面，不同的企业结论各有不同。像 airbnb 这种公司，本身就受惠于远程工作模式，自然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身体力行。其工种性质也决定了大规模或全员远程不会太过影响其效率。

反过来，疫情防控也限制了人们流动的能力。游民们仍试图继续流动，却发现他们被限制于固定地点，难以流动。但这个负面影响总归是会有限期的，而变革对企业管理者的心态和决策的影响，将会更为深远。

新冠疫情的长期持续，并没有打击硬核(Hard-core)游民们坚持生活方式的决心。不过与疫情前相比，数字游⺠更少变换居住地点，在每个地点居住的时间更长。减少旅行提高了工作效率，并有更多机会了解当地文化。

游牧的人比以前多了，但每个人都可能没有原来那么舒服了。即使没有那么多背包客式的狭义游民，更多人可以自主选择“高性价比”的城市生活，只会意味着一件事：这些地方原本的“性价比”会被拉平。

在大众旅游市场短期无法恢复的情况下，为了提振旅游经济，一些国家开始研究制订优惠政策，以吸引数字游民前去旅居。[4]

爱沙尼亚是全球最早提出数字游民签证制度的国家，2020 年 8 月起，只要证明在海外有工作且月收入在 3500 欧元以上，就可以申请这类签证、在该国居住最长达一年。百慕大群岛允许年满 18 岁并能够证明已受雇或注册研究项目的外国人，缴纳 263 美元年费获取一年居住权，去那里远程办公或学习。西班牙、巴巴多斯、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也出台了类似措施。

但是在像大理、佛罗里达等常见的游民落脚点，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因为来了大量高消费的“外人”，在物价水平上无限靠近旅游城市。但以长期居住为主要目的的新移民，不会给当地带来像旅游业那么多的就业机会。这就会影响到当地的原住民，形成类似旧区重建以后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局面。

据统计，过去 10 年，云南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累计上涨 22.4%，与全国平均水平一致；10 年间食品价格累计上涨 50.0%，是云南 CPI 上涨的主要因素。[5]

在游民眼中，意味着“诗与远方”的云南大理,让自己的消费行为步入“极简”。“在大理，像是化妆、买漂亮衣服，这些都很少了，不需要那么精致的生活。”[6]

反过来，也有不同的观点存在：“大理的消费水平和房价被拉到省会城市（甚至超过）的水平，本地人工资却没有任何涨幅，虽然能理解没有干涉别人的自由，大理也不是我们土著的大理，但是心底，我挺恨的，挺希望没有你们的到来。”[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