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主义不应只是一个精神避难所

看完今年A股的半年报，给人最大的一个感觉是，大量企业不约而同的投奔了长期主义。

这既令人欣喜，又让人焦虑。

欣喜的是，产业界看起来正在达成一种理性、良性发展的共识；焦虑的是，客观环境似乎并未给这种急迫的转弯准备好基础。

于中国而言，长期主义早已不是新鲜事，但过去始终是高头讲章般的存在，践行者寥寥。相比之下，长期主义在美国已经被实践了几十年，伯克希尔、可口可乐、亚马逊等无不是其门徒。

为何？

国情不同。

作为先发工业国，美国很早就结束了经济野蛮生长阶段，过去几十年一直保持经济的低速增长（长期在5%以下），且各个领域都有成熟玩家卡位，除非新的技术周期带来巨量红利，否则大家每年的收成基本是可预见的。

另一方面，一次次的经济危机倒下了一批又一批企业，通透的管理者逐渐认识到，如果不能长存，短暂的辉煌哪怕再绚丽最后也是一场空。要活的好，更要活的久。

长久博弈与磨合下来，从企业到投资者，逐渐形成了长期主义的投资文化与共识。

中国则完全不同，过去一直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GDP增长率甚至可以达到两位数，遍地是黄金。

成长起来的投资理念是：

能一夜暴富，就别延迟奖励；能走捷径，就不要进窄门；能用成长性砸晕投资者，就不必讲长期主义。

即便讲，也没多少人拥护。

风口到处是，今天有互联网，明天有房地产，后天有新能源，你要是告诉投资者企业今后要追求长期主义，对方可能立马清仓走人，另寻机会收益。

现在情况突变。

宏观层面，GDP增速放缓，今年的目标是5.5%。这完全正常，基数大了，每前进一步都要多耗一份力。类似考试，从60分提升到80分，和从80分提升到100分，同样都是提升20分，后者的难度比前者大多了。加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经济降档也在情理之中。

微观层面，今年上半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4.54万亿元，同比增长9.24%。作为对比，2011-2019年，全A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年均增速为19.5%。

增速普降，于是大量企业奔向长期主义。

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这其中的确有真正转向长期战略的企业，但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是因为被突然的降速打了个措手不及，长期主义只不过是情急之下抓起的一根救命稻草，以此来搪塞市场关切。

这也就给投资者带来了一个新的麻烦，谁是真的长期主义，谁又在滥竽充数？

识别真伪，需要对公司有一个全方位的综合考量，但主线大致可分两条：第一，企业所处赛道的客观环境；第二，掌舵人的主观表现。

长期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能“长”，即企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备向上生长的空间，要么是增量扩容，要么是存量替代。如果一个行业、企业可预见的没什么长期前途，比如旧能源，讲长期主义纯粹就是玩闹，除非有特别的逻辑在其中。

在中国，民营经济中存在大量“一言堂”式的公司，企业如何发展，全凭掌舵人一句话。因此，掌舵人的主观表现特别重要。这种表现包括两方面，一是意愿与初衷，二是格局和能力。

A股从来不缺“说一套，做一套”的管理层，很多公司一边说着要以股东利益为重，一边却又不断干着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事。同样的道理，满嘴“长期主义”、满腹“投机钻营”的现象今后也不会少。

所以，管理层底色很重要。但，光有底色显然是不够的，还要有愿景穿透力，有产业洞察力，有对短期诱惑的忍耐力。

比如任正非。

上世纪末，中国电信推出小灵通业务，红极一时。凭借这项新业务，UT斯达康和中兴通讯当时赚的盆满钵满，其中UT斯达康的年营收一度冲到了100亿。心动的华为管理层向任正非提交小灵通业务规划，后者思索再三后直接否掉，理由是：小灵通只是过渡，3G才是未来，华为不做机会主义者。

之后，华为猛砸3G技术，最终拿到了第一块牌照，在新时代抢滩登陆，从此平步青云。到今天，华为已经成为一家让美国都害怕的公司，而当年出尽风头的UT斯达康，早已籍籍无名。

是否对未来有清晰的判断，是否敢于为了远大的愿景放弃短期利益，是否已经为将来提前做了布局准备，这都是长期主义永恒的镜子。

拿这些来照企业，是“妖”是“人”，一目了然。

长期主义的实现，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于投资者而言，之前习惯短线交易，动不动就盼涨停，而一旦转向长期主义，持仓周期必须拉长，能否适应？

之前习惯于跟着风口跑，而长期主义需要聚焦企业做深入研究，能否胜任？

之前获利预期太高，现在是否做好了降低欲值的思想准备？

恐怕也是困难的。就像一个人，原来年薪百万，现在月薪五万，虽然也很可观，但内心还是很难接受。

企业要做的工作也有很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会与市场沟通。

企业长期战略的践行，需要一批拥趸的长期跟随，只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才能穿越云层，否则随时可以在企业颠簸的时候釜底抽薪。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与投资者坦诚沟通，说出企业的真实规划与想法。

成熟发达的资本市场依然值得学习

比如，在1983年的《致股东一封信》中，巴菲特用长篇大论回应外界对于伯克希尔为何不拆分股票的质疑，态度诚恳，逻辑严密，字里行间透漏着对股东利益的高度重视。

再比如，1988年，时任可口可乐掌门人戈伊苏埃塔写了一篇引人入胜的《后联合企业时代美国企业的变化》，向股东详细论述了可口可乐如何在时代洪流中不断革新，包括业务开拓的原则、财务制度的安排等等。

每年花一些时间和精力与投资者交流，回应外界关切和质疑，已经成了美国大企业管理者的一种文化传统。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在这一方面差距甚大。

年报格式化、套路化，互动平台上的回答也多是敷衍了事。给人的感觉是主客颠倒，管理层高高在上、指点江山，而股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主人翁地位。

如果一家公司想要得到股东长久的跟随与拥护，就必须学会放下姿态，去赢得支持，这是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需要共同进步的地方。

普照的太阳已经落山，企业和投资者都不得不在个人的灯光下思考未来。于是长期主义就成了一个共用的精神避难所，企业以此来安慰市场，投资者用以麻痹神经，暗示并说服自己：未来一定会好的。然后选择躺平。

真正重要的是去做。

投资者转变投资理念，扬弃短期主义，找到那些确有韧劲和耐力的企业；企业要为长期做好规划，并吸引那些秉持长期主义投资观的股东加入。简言之，双向奔赴。

我们必须承认，长期主义在中国还是一片文化荒漠，要走的路还很长，需要参与主体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