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视这十大“暗流”，下一个被颠覆的可能是你

我们在商业领域看到诸多类似的现象：当颠覆性事件发生时，那些没有做好准备的公司总是会被击垮，更谈不上“不浪费每一次危机”。

未来，颠覆商界的超级巨浪（rogue waves）将更为频繁。因此，我们与一些全球领先的组织合作研究，以确保他们能够看清楚未来变数中隐藏的机遇。我们也发现了，在未来几年内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和创新机遇。

首先，全球的颠覆性浪潮，正在塑造着中国与世界的新关系。其次，我们还关注到中国国内的“暗流”将决定新的赛道以及企业如何在发展过程中获胜。

全球贸易协作正朝着新的、出人意料的方向发展。美国最近加强了对先进技术的监管控制，这将加速中国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来实现技术的独立性，同时中国的制造业需求和人口增长结构将开始放缓。

跨国公司可能会面临日益严重的保护主义，因为各国政府都试图为本国人民和贸易伙伴保护自己的市场、资源和增长成果。美国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中透露出这一趋势，该法案优先考虑国内生产，并鼓励先进制造业向其他北美国家（主要是墨西哥和加拿大）转移。作为回应，中国必须努力利用其区域影响力，主导整个亚太地区的高价值服务和商品创新环节。

全球秩序将重新定义。乌克兰冲突导致美国的许多盟友优先考虑能源供应问题，而不是与美国的联盟。较小的经济体可能会吸取教训像冷战期间那样，为了安全与大国结盟；也可能想要扮演中立的角色。对中国来说，这种地缘战略转变是一个机遇。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可能主要是软实力的结果：获得资本、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和就业机会。

随着资本成本的上升，美国国际证券交易所（international stock exchanges）更加注重短期盈利能力，而不是长期的增长。相比之下，中国的政策则侧重于将长期投资作为战略的重点。

中国的企业管理者需要谨慎地把握这种短期盈利和长期主义的平衡。出口和生产将继续向东南亚、非洲和东欧转移。但每个地区都将面临与中国不同的通胀环境。一般情况下，这些国家的金融和货币政策可能会与人民币汇率的步调不相一致。

这种短期主义还将影响越来越多的独角兽公司，如果它们的盈利速度不够快，只能接受投资者转向下一家估值更高的公司。在许多外国市场，随着通货膨胀和国际利率不断上升将造成全球扭曲，未来增长的价值正在降低。但那些以牺牲未来以获取眼前利益的公司最终会失去他们的收益。

随着全球贸易重心持续转向中国，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将寻求使用替代机制，甚至替代（美元）货币进行贸易。

几年前，人们认为另一种贸易机制的兴起可能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但随着中国在数字货币领域逐渐占据领导地位，以及在未来几年内不可避免地与债务国重新谈判，中国货币在国际贸易流量中的比例可能会大幅上升。这些货币所带来的国内价格的稳定可能有助于稳定进出口成本。

《青年中国》（Young China）的作者扎克·戴奇沃德（Zak Dychtwald）表示：“无论公平与否，中国品牌在过去几年内都受到了冲击。”乌克兰问题、新冠疫情等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尤为严重。

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的国际声誉可能会有显著的提升，这取决于它如何与债务国合作，进行债务重组和管理通货膨胀，但有待确定。

预计到2024年，超过一半的亚洲人将成为“中产阶级”或“富人”（按2017年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对资源的需求大大增加，将同样推动着机遇的出现。这些新公司首要地将会为本地客户提供服务，但同时也会寻求全球性扩张，从而创造新的竞争力来源。

中国政府希望，到2025年能够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17%以上。随之而来的，将是对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例如，锂开采的地理集中度将决定电子设备生产中的赢家和输家。目前20%的锂矿开采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矿山，40%的已知储量在智利。竞争和贸易关系的结合不仅会决定商品的价格，还将决定谁是赢家。

随着企业的转型，数字化将继续提高效率。但问题是，谁将创造价值，又是谁将享用价值？哪些公司创造了新的奇迹？谁能使用更少的资源获得了更多收益？这种平衡将是企业、政府和消费者三者关系的核心。

在增加税收和就业的同时，能够提供更好服务的数字化商业模式很有可能会蓬勃发展。而那些不为大众利益服务的企业就会发现自己会被当地竞争对手排挤和淘汰，并受到更严格的监管。面对结构性增长的放缓，政府优先考虑的是人们的福祉，那些既能考虑大众利益同时又创造利润的公司才是最后的赢家。

由新冠疫情所导致的经济放缓和不可预测性限制了出口量的增长和规划。与此同时，不断上升的生产成本正鼓励企业为降低用工成本而进行产业转移。

通过降低债务成本和促进就业来刺激消费，可能会起到刺激经济的效果，但这一挑战要求一种更加强劲的知识驱动型服务业。服务行业的低技能和中等技能劳动岗位的增加，比如养老、儿童保育、文化、旅游、体育、房地产和家政，可能会刺激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并在难以自动化的领域稳定货币流通速度，但这不太可能支持整体收入增长的目标。与此同时，中国的低技能劳动力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也不再具有成本上的竞争优势。

中国知识服务经济的发展，很像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所经历的转型，当时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不断减少。就像在美国一样，这一政策转变将推动一大批新赢家诞生，但许多没有做好准备的人则会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机会。

中国需要拉动国内消费。由于失业率偏高，无论是年轻的高技能劳动力还是老龄化的低技能劳动力都不好找工作，消费者支出就会受到限制。如果不能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创造预期的就业机会，将影响未来几年的消费。

然而，如果市场改革转向先进的服务业、制造业和金融市场，以推动高技能就业岗位的增长，那么中国将会留下大量低技能劳动力占主导地位的地区。随着这些低技能工人年龄的增长，他们将越来越难以重新进入就业市场，这又将对社会保障系统造成压力。

碳排放压力亟待绿色增长。产生污染的不仅仅是旧能源。大部分能源将被用于运输、供暖和制冷，这些应用约占目前排放量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农业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畜牧业占到了碳排放的19%。另一个碳排放的主要贡献者是建筑业。如果建筑用钢和混凝土的需求量继续增加，建筑业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只会被放大。

大型制造企业的大规模的数字化、全面自动化的同时，也会面临拥有最新数字技能的高素质劳动力不足。

美国的短视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早期的预警：美国依赖于从国外引进高素质劳动力，并不断解雇职业生涯较长的工程师，而不是随着工业需求的变化去提高员工的技能。尽管中国的教育水平大幅显著提高，但满足未来需求的综合技能教育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当你考虑到你的组织正面临着这些变化时，你可以问问自己，你现在可以主动做些什么来应对这些风险？如果你不提前应对，而是深感未来的颠覆性正在增强，那么唯一合理的结论就是：你有可能被颠覆，而不是成为颠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