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员工更多权力，公司会变得更好吗？

2019年8月，美国大型企业的180多位CEO发表了开创性的声明。他们提出，企业不能再只重视服务股东，而牺牲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份声明被媒体广泛报道，似乎标志着一个员工、环境、供应商和社区利益能够得到重视的商业新时代即将来临。

可是还不到一年，新冠疫情开始时，这些公司解雇员工的比例比其他没有签署声明的公司高出20%，捐款救灾、为客户提供折扣以及将产品转为疫情相关商品的比例也较低。与此同时，他们通过股票回购和股息向股东支付的资本增加了20%。很明显，这些企业虽然怀着良好的初衷签署了声明，到了关键时刻却没有履行承诺。

为什么美国企业许下了宏伟的承诺，却并不为追求更好的结果而改变实际行为？答案在于，最大化股东价值的模式根深蒂固，指导企业数十年之久，难以转变。改变这种模式，必须对抗被视为自然秩序的权力层级。而这种“自然秩序”令经济权力集中在富裕的少数人手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特别是不平等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恶化，现在不仅影响弱势群体，也会对权力阶级产生威胁。

如何确保每一个人都得以生存和发展？根据我们的研究，必须认清权力极端集中的危险，并以真正的权力分享予以反击。我们还必须让企业领导者在财务表现以外对社会及环境表现负责。

过去半个世纪里，高管、股东和代表他们的董事手上的权力进一步集中。掌握权力意味着可以控制宝贵的资源，如人才招聘、薪资和企业面临经济或卫生危机时的重点事项清单。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运用权力最大化利润和股东价值——这个目标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被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经济学派宣扬为商业上的正统观念。

相比之下，员工掌握的权力微乎其微。过去40年里，美国加入工会的员工比例从20%下降到了10.8%。与此同时，1978年以来CEO薪水增长了1167%，员工薪水却只增长了14%。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缺乏权力导致权力（和收入）越来越少，权力优势则如同滚雪球般越来越大。

由此导致的不平等，带来了种种后果。一是抑制发展。虽然短期内有一些人因为不平等加剧而大大受益，但长期而言，整体经济增长会受到负面影响。不平等还会破坏民主，让富人对选举和当选后如何行事有巨大的影响力。许多人感到自己被一个舞弊不公的体制排除在外，产生不满和怨恨。这一切引起社会和政治不稳定，民粹主义者乘虚而入，把罪过推给种族团体、移民和难民，赢得选举。此外，对利润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贪婪追求，不仅使得社会和政治体系不稳定，还祸及我们居住的地球，加快全球变暖，继而影响粮食生产，促进移民和迁徙，摧毁地球生态系统。

许多企业领导者没有意识到，维持现状、满口陈词滥调，会令自己陷入困扰。根据我们的研究，奖励分配不平等到了被人视为公然舞弊的程度，苦于权力劣势的人就更有可能尝试彻底推翻当前体制。反抗的力量可能产生自企业内部，员工抗议公司的不公正待遇，例如2018年谷歌的罢工，组织起来反对他们认为苛刻的劳动条件，以及亚马逊员工目前仍在进行的抗议。

对权力滥用的抗议也可能来自外部利益相关者，如感到不公的供应商和商业合作伙伴。我们针对美国行业利润的研究表明，随着两家公司之间权力逐渐失衡，占优势的公司更有可能滥用其权势，推行更为榨取性的经济条款，挫败处于劣势的合作伙伴；而后者一旦获得哪怕一点点权力，就会完全拒绝交易。合作无法完成，双方最终获得的利益都比不上更平衡的合作关系原本可以实现的成果。

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可能招致反抗，所以有权有势者应该明白，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提出的“呼吁根本上的转变，转为真正的共同繁荣”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可惜，多赚一百万（或者十亿！）的短期诱惑往往令他们看不到权力不平等在各方相互依存的系统中的长期影响。

如今我们处在紧要关头。企业领导者必须致力于在公司更公平地分享权力，而且在财务表现以外还要为社会及环境方面的表现负责。实践的方式有很多，本文重点关注两种：董事会构成和ESG报告。

要有效地分享权力，企业不仅要关注股东的意见，还要让员工和其他更多代表环境和社会利益的利益相关者发声。董事会是股东对企业高管施加控制的关键机制，也要给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留出一席之地。

最近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董事会一味关注财务目标，公司就不可能追求社会及环境目标。最近几十年里，董事会几乎完全代表股东的利益，而且十分缺乏多样性，通常是来自企业精英阶层的白人男性。他们的社交网络紧密交织，2003年一项研究表明，假如摩根大通的董事2001年1月感染一种病毒，到5月就会通过每月一次的董事会议传染80%的《财富》500强公司。自此，董事招聘的取向发生了改变，企业越来越提防在多个董事会任职的董事，这些人分身乏术，因此监管松懈。不过，这样的改变并不足以预防权力集中。

企业要想停止为不平等推波助澜，须在监管方面做出两个重大转变。其一，C级高管和董事会必须提升多样性，包括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各方面的多样性，确保其构成能够反映企业服务的人群构成。为此可以尝试在传统的交际网络之外寻找符合条件的董事，并实行任期或年龄限制。

其二，董事会必须吸纳员工加入，让员工对影响他们工作与生活的事务掌握决策权。这样的体系可能会令企业高管感到异常——我们提到这个主意的时候经常收获对方惊诧的反应——但已经在欧洲一些国家付诸实践。例如在德国、瑞典、挪威、丹麦和奥地利，劳动法明确要求员工要有董事会级别的代表（各国的具体法律有所不同）。美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法律。例如1919年4月马萨诸塞州新当选的州长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签署了一项法案称，“制造业公司应依法由员工提名和选举一名或多名代表担任董事。”虽然很少使用，不过，法学家尤安·麦戈伊（Ewan McGaughey）提出，这条法案“现在依然有效，在马萨诸塞州法律关于企业的章节第23节，因此是世界上目前仍然有效的劳资共同决策法案里出现最早的”。

除了股东和员工的利益，董事会还应当从整体上关注其他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广义上讲，利益相关者包括所有能够影响一家企业的活动且被其影响的存在，包括消费者、供应商、信贷方、政府、企业所在社区，以及环境。要为各方利益服务，最低限度的方法是建立一个利益相关者委员会负责监督公司影响，或者采用更直接的办法，让利益相关者团体代表进入董事会。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假如利益相关者无权控制有价值的资源、没有掌握真正的权力，让企业吸纳新视角的努力就全无效果。利益相关者代表不只担当咨询顾问的角色，还要获得审查、接受和拒绝组织重要决策的权力。

任何掌权者，甚至是长期被剥夺权力的人，都可能因权力而陶醉乃至滥用权力。因此掌权者必须被问责。今天，董事会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督促高管重 视财务目标。但企业领导者也必须为制定、评估和实现社会和环境目标负责。

所幸，我们并非从零开始。过去几十年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可持续发展会计标准委员会（Sustainable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SASB）和影响权重项目（Impact-Weighted Accounts Project）等，一些独立的组织和项目制定了标准化的指标，用于评估非财务表现。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所有利益相关者——从政府、企业到投资者和公民社会——联合起来，监督和支持制定一整套衡量可持续性的指标，规定每家企业必须遵守。应当要求公司像遵守会计标准一样报告社会及环境影响。这样可以令投资者、公共权力机关、媒体和公民接触一大关键资源——信息，从而更好地向公司问责，由此改变权力动态。

十余年前，世界各地的经济和社会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尽管当时许多人呼吁改变，企业和政府却大多不为所动。不要再重复同样的错误。假如现在不改变商业运行的方式，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不平等加剧，社会和环境遭到进一步破坏。

要克服当前面临的多重危机，我们必须鼓起勇气改变。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这种改变过去曾经发生过，现在也可以再度实现。二战后美国的企业高管和股东意识到工会、政府监管和社会政策对于保证和平与繁荣（虽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能平等共享）发挥的作用，于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商业迅速发展，不平等逐渐减少。再往前看，19世纪中叶北欧国家开展了一项分享权力的社会实验，让社会中最贫困的成员接受深度教育，不只关注技术，还包括民主能力、科学推理、道德品质、历史和文学。这项实验促进北欧各国从贫穷的封建经济体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富裕、幸福感最高的国家，平等和广泛的公民参与让人们有权塑造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历史中会有一些能够促成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现在正是其中之一。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重新分配权力，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合理、更环保的社会。

作者简介：

朱莉·巴蒂拉纳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学约瑟夫·威尔逊教席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社会创新阿兰·格雷兹曼教席教授，社会创新与变革项目创始人兼主席，即将出版的新书《人人有权》（Power, for All: How It Really Works and Why It's Everyone's Business）作者之一。蒂齐亚纳·卡夏罗是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学教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哈佛商业评论”（ID：hbrchinese），作者：朱莉·巴蒂拉纳（Julie Battilana） 蒂齐亚纳·卡夏罗（Tiziana Casciaro），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