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劳动：这种隐形工作正在影响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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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情绪劳动”是一种实实在在耗费精力的工作，却经常被忽视，因为它通常是一种边缘化的隐形工作，很难被看到或量化。但是，整个社会对情绪价值的无视，将对所有人带来负面效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重视情绪劳动，看到其价值，并将其重新配置。本文来自编译，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图片来源：Westend61/Getty Images]

罗斯·哈克曼（Rose Hackman）是一名记者，曾在英国《卫报》和美联社发表过文章。她本科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接下来，哈克曼分享了她在新书《情绪劳动》中提出的五个关键见解。

1. 情绪劳动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工作形式

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是调整自己的情感表达，从而对他人的情感产生影响的工作。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工作形式。

与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和创造性劳动一样，情绪劳动也需要时间、精力和技巧才能完成。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关键的工作形式，是许多服务行业工作的核心要求。比如，客户服务代表不仅要解决客户的问题，还要管理自己的情绪。护理助理提供的情绪劳动是其工作的核心部分。空乘人员的工作与其说是提供零食和饮料，不如说是传递安全感和关怀。在生活中，情绪工作通常是由女性来完成的，妻子和母亲多从事着这种隐形工作。

2. 情绪劳动从根本上讲与性别无关，而与权力有关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情绪劳动是一种偏向女性化的工作。也就是说，在私人生活环境中，我们期望女性从事情绪劳动，而且这种情况在女性化的行业中也普遍存在。在白领工作环境中，我们期望女性在实际工作要求之外，提供情绪劳动。

但情绪劳动本身并没有性别之分。女人是“感性动物”，男人是“理性动物”，这种观点完全是错误的，是男权主义的教条。所有的人类，不分性别，都是通过情感来感知世界的。所有的人，不分性别，都是关系型的。为了生存，我们都需要彼此之间的联系。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同理心的表达与动机有关。只要动机正确，所有性别的人都能将同理心付诸行动，从事情绪劳动。

目前，情绪劳动的分配与权力挂钩。谁的地位低，谁就得付出情绪劳动。在某种情况下，权力较小的人需要去迎合权力较大的人的情绪。比如，在公司环境中，老板不必顾及下属的感受，而基层员工则需要照顾上司的感受。

如果你把这个问题复杂化，比如考虑种族和性别，会发现在西方社会，一个黑人会被期望在白人环境中迎合白人的情绪，从事情绪劳动，因为白人至上。同样，由于父权制，女性也要长期为男性和整个社会付出情绪劳动。

在这个系统中，情绪劳动最终成为一种消极的自我实现方式。情绪劳动通常由权力较小的人承担，而正是因为这样，从事情绪劳动的人也会被认为地位较低。

3. 情绪劳动是非常有价值的

但问题是，情绪劳动是非常有价值的，是维持社会和经济运行的一种基本工作形式。

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依赖于数百万人无偿提供的情绪劳动，他们照顾和养育着整个家庭和社区，包括儿童和老人。这种照顾和养育还延伸到工人、失业者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所有人。

在正常的经济中，情绪劳动是数以百万计工作岗位的核心部分，包括那些难以实现自动化的工作岗位。这包括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和教育领域的工作。在白领行业，随着智力工作的自动化，情绪劳动只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实际上，情绪劳动是工作的未来。但迄今为止，由于情绪劳动的隐形性，我们一直拒绝承认它的存在，更不用说重视起来了。这种情况亟需改变。

4. 虚假的道德使情绪劳动具有剥削性

社会阻止情绪劳动者获得其工作的真正价值，一种方法是告诉他们，将情绪劳动货币化是一种可悲的、庸俗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行为。这是一种系统性的“煤气灯行为”。情绪劳动已经被货币化了，但将利润收入囊中的并不是劳动者，而是那些雇主们。

看到并重视情绪劳动，并不是新自由主义失控的表现。不承认或不重视情绪劳动，并将这种劳动主要分配给女性或低级员工，才是新自由主义失控的表现。

承认情绪劳动的价值，并不是对文明的威胁，一直不承认才是威胁。

5. 爱与权力不应被视为对立的两极

我们当前孤独和孤立危机的另一面是情绪劳动的危机。

自 2014 年以来，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一直在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绝望造成的死亡，主要集中在男性中。鼓励等级制度和情感支配的价值体系，对女性来说是致命的，但对男性来说也是致命的。不重视情绪劳动不仅会使女性成为失败者（因为她们实际上被塑造成了男性的服务者），也会使男性变成失败者（因为他们与完整的情绪化自我隔绝了）。这不仅影响了他们与自己的关系，也影响了他们与他人的关系。

我们的价值体系需要彻底转变。爱或情绪劳动，应该是这个新价值体系的核心，而不再是隐藏在边缘之中。在许多方面，这根本不能称为一个新系统，而应该是说回到了社区生活最初的起点。

人类学家和货币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货币的起源不是以物易物，而是标记关系的物品。通过标记一种关系，一件物品可以代表人与人之间的无期限借据。它标志着一种联系，以及对相互的、开放式的情绪劳动的期望，这种情绪劳动可能导致任何数量的交换。一旦你理解了这一点，问题就不再是“情绪劳动是否应该得到补偿”了，而是应该意识到“曾几何时，情绪劳动就是有价值的”。

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认为，文明的诞生标志不是农业、陶罐或工具，而是一根愈合的股骨。她说，痊愈的股骨表明，有人愿意放下眼前的自身需要，去照顾受伤的人，使他们能够痊愈。“野蛮社会不可能有这种怜悯之心，”她说。在她看来，文明的开端不是竞争、战争或等级制度，而是将同理心付诸行动：情绪劳动。

最后，情绪劳动在受到重视的同时，也应该被分配给不同的人。这样做不仅是公正的，而且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真正重视情绪劳动将纠正对女性的不公正，同时也将为男性创造一种新的激励机制，最终也将使他们从中受益。人际关系越紧密、越善解人意的男人越长寿。

当情况发生逆转时，当情绪劳动越来越多地由位居高位的人完成时，社会将变得更加和谐。这种系统性的调整正是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Chaos or Community》一书中所呼吁的。

“历史上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爱与权力这两个概念通常是对立的。爱被认为是对权力的屈服，而权力被认为是对爱的否定。我们需要认识到，没有爱的权力是粗鲁和滥用的，而没有权力的爱是软弱和无力的。权力的最佳状态是，用爱来实现正义的要求。正义的最高境界就是，用爱来纠正一切与爱相悖的东西。”

译者：Jane